这起案件让我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凶器竟然是镇纸——日高邦彦屋里原有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凶手进入日高家时，并未打算杀害日高邦彦。如果他一开始就打算杀人，应该不会使用这样的手法。当然，也不能排除，凶手事先早有安排，却因为临时变故，不得不改变杀人的方法。可竟改以镇纸为攻击武器，未免太欠考虑了。如此看来，此案应可推断为突发、临时起意的谋杀。
不过，还有一件事让人无法忽视——日高家的门是锁着的。根据第一发现者的证词，住宅大门和日高工作室的门都上了锁。
对此日高理惠曾经证实：“五点过后，我离开家的时候就把大门锁上了。因为我担心丈夫一个人窝在工作室里，就算有人从外面进来他也不晓得。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这种事竟然真的发生了。”
大门把手上只检测出日高夫妇的指纹，也没有手套或布料擦拭过的痕迹，大门应该是从日高理惠离开后就一直锁着。
而工作室的门很可能是由案犯从室内反锁的。因为，和玄关的门不同，这里明显有指纹被擦掉的痕迹。
从以上几点判断，案犯最有可能系从窗户爬进房间。可这样的推断有一个矛盾：原本无意杀人的案犯从窗口闯入？可偏偏他想偷东西的可能性又很低。即使当天才第一次到日高家的人也能马上发觉，里头根本没剩什么值钱的东西。
事实上，破解这个矛盾的假设只有一个：当天案犯总共去了日高家两次。第一次确实是因为有事登门拜访。可是，那人离开日高家之后（准确地说，是假装离开日高家之后），又马上再度探访。这时，那人心中已打定某种主意，才改由窗口进入。这主意不用说，自然是“杀人”。我们大可假设，他是在第一次拜访的时候萌生了杀机。
案发当天有谁曾到过日高家呢？答案很明显地指向两个人：藤尾美弥子和野野口修。
我们对这两人展开了交叉调查。结果却与预想的相反，他们两个都有不在场证明。
当天藤尾美弥子在傍晚六点回到住处，为她作证的有她的未婚夫中冢忠夫，以及为他俩牵线搭桥的媒人植田菊雄，他们约好要讨论将于下个月举行的订婚典礼的事宜。植田是中冢的上司，和藤尾美弥子没有直接关系，应该没有必要为下属的未婚妻作伪证。而根据日高理惠的证词，藤尾美弥子离开日高家时已经五点了，就日高家与美弥子家的距离以及两地间的交通状况来看，她六点到家也极其合理。
藤尾美弥子的不在场证明可谓毫无破绽。
其次是野野口修。
在侦查这个人的时候，不可否认，我多少带了些私人感情。他曾是我职场上的前辈，也是知道我晦涩过去的人。
不过，做我们这行的，如果因为私人恩怨而影响办案，也只能说不称职了。在承办这起案件时我下定决心，要尽可能客观地审视我俩曾经共有的过去。然而，这并不代表我会把过去遗忘，这也有可能成为破案的利器。
当天下午四点三十分左右，藤尾美弥子来访后，他就离开了日高家。接着他直接回家，一直到六点都在工作。六点一到，童子社的编辑大岛幸夫来了，他们开始讨论稿子。这期间日高邦彦打了电话过来，说是有事要和他商量，请他八点去他家。
野野口修先和大岛到住宅附近的餐馆用晚餐，之后才前往日高家，抵达的时候正好是八点整。因为没人应门，他感到有点奇怪，于是打电话给日高理惠。在日高理惠到来之前，他去了附近的咖啡店“洋灯”，边喝咖啡边等。八点四十分左右，他再度折回日高家，正好日高理惠也来了。两人一起进屋，发现了尸体。
整理案情的同时，我发现野野口修的不在场证明也近乎完美，而童子社的大岛和洋灯的老板也证明他所言不虚。
不过，这其中也不是完全没有漏洞。从他的供词推断，他唯一可杀日高的机会，应该是在打电话给理惠之前，即他和大岛分开后，一抵达日高家就马上杀了日高邦彦，随即作了一些善后处理，再若无其事地打电话给被害人的妻子。
不过，法医的鉴定已经证明这样的假设无法成立。案发当天下午，日高邦彦在和妻子购物途中曾吃了一个汉堡，依照胃中食物消化的程度推断，死亡时间应在五点到六点之间，最晚也不可能超过七点。
难道只能承认野野口修的不在场证明是完美的吗？
老实说，我一直觉得凶手应该是他。之所以这样认定，是因为案发当晚他脱口而出的某一句话。从听见那句话的瞬间，我就开始揣测他是凶手的可能性。我也知道，光凭直觉办案非常没有效率，可是只有这一次，我任凭直觉自由发展。
得知野野口修把这件事记了下来，我觉得十分意外。因为我想，如果他真是凶手，绝对不会做出把事情细节交代清楚的蠢事。可是，当我读手记的时候，这个想法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我必须承认，那份手记写得非常完整，而且十分具有说服力。阅读的时候，我几乎忘了里面所描写的内容未必与事实相符。不过，这不正是野野口的居心吗？
我思索着身为案犯的他要怎么转移警方对自己的怀疑。他应该早就料到，因为时间的问题，自己的嫌疑最大。
而出现在他面前的，竟然是曾在同一所学校执过教鞭的男子。于是，他利用了那个人，写出与事实不符的手记让其阅读。昔日的菜鸟老师，即使做了警察也肯定成不了大器，应该很容易中计。
这会是我的胡思乱想吗？因为彼此相识，潜意识里太过强调办案不可掺入私人情感，结果反而更看不清事实？
然而，我成功地在他的手记里发现了几处隐匿的陷阱。更讽刺的是，如果不是他亲手写出这份资料，也找不出除他以外，案犯不做第二人想的重要证据。
现在的障碍就是他的不在场证明。不过，那些实际上从头到尾都只是他个人的说明。六点过后接到的那通电话，是否真的为日高邦彦所拨打，这点谁都不知道。
我把与此案相关的诸多疑点从头到尾再审视一遍，结果发现有一条线索贯串始终，而答案就在野野口修的手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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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己的推理所得重新整理清楚后，我向上司作了汇报。上司是个十分谨慎的人，他也赞同我的看法。从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推断，他也觉得野野口修可疑。野野口的手记里并没有提到，事发当晚他显得异常兴奋而多话。我和上司都知道，这是真凶显露面目的典型表现之一。
“现在只欠物证了。”上司说。
我也有同感。虽然我对自己的推理颇具信心，可这只能算是基于现有情况所作的合理推断。
还有一个问题。案犯的动机是什么？我们进行了各式调查，日高邦彦自不必说，对野野口修我们也搜集了不少资料，但实在找不出野野口修杀害日高的理由。相反，就工作上多方关照这点而言，日高甚至可以算是野野口修的恩人。
我回忆起记忆中的野野口修。那时在初中任教的他，总是冷静过人，凡事照本宣科，从未出过差错。就算学生临时惹出什么麻烦，他也绝对不会自乱阵脚，而是参考过去的案例，在第一时间作出最无争议的决断。说难听一点，他不会加进半点私人情感，一切公事公办。
曾经有一位女英文老师跟我谈过他的这个特点：“野野口老师真的很不喜欢教书这份工作。正因为他不想操心学生的问题，也不想担负额外的责任，才会尽可能冷静处理所有事情。”
她说，野野口老师想早点辞去教职，成为一位作家，就连教师联谊会也很少参加，好像总在家里写作。
结果如她所言，野野口修真的成了作家。我不知道教师这份职业对野野口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不过，有一次他曾经亲口对我说过：“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建立在一种错觉上。老师错以为自己可以教学生什么，而学生错以为能从老师那里学到什么。重要的是，维持这种错觉对双方而言都是件幸福的事。因为若看清了真相，反而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们在做的事，不过是教育的扮家家酒而已。”
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他说出这样的话呢？我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