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怎么办呢？”黄宗汉又忧形于色地说，“事情总要办通才行啊！”
“是，是！”椿寿赶紧答道，“司里尽力去催，总在这个把月里，一定可以全数启运。”
“个把月？”黄宗汉皱着眉说，“说老实话，这上面我还不大弄得清楚。反正本年漕运，自前任常中丞调任以后，都由老兄一手经理。以后该如何办理，等我商量了再说。”
他这段话有两层用意：第一是说目前还不甚了解漕运的情况，等了解了又当别论，留下翻覆的余地；第二是“一手经理”四个字，指明了全部责任。椿寿原是“上三旗”的公子哥儿，这几年在外面历练了一番，纨绔的积习固已大减，而人心的险巇，却无深知，哪里去理会得黄宗汉的深意？还只当抚台语气缓和，事无大碍，所以连声应诺，辞出抚院，赶紧召集手下，商议如何设法把未走的船，能够早日开行，只要一出浙江省境，责任就轻得多了。
于是椿寿即刻召集督粮道和其他经办漕运的官员，一面宣达了抚台的意思，一面力竭声嘶地要大家“各秉天良”，务必在最短期间内，设法让漕船全数开出。
别处都还好办，麻烦的是湖属八帮，浙江湖州府是东南膏腴之区，额定漕粮三十八万八千余石，关系重大，偏偏这八帮的漕船，一艘都动弹不得。椿寿看看情势严重，不得不亲自到湖州去督催。
湖州运漕，有条运河的支流，往东沿太湖南岸，入江苏省境平望的大运河。这条支流不到一百里长，但所经的双林、南浔两镇，为膏腴中的膏腴。南浔的殷富，号称“四狮八象”，海内闻名，听得藩台驾到，照例以捐班道台的身份，尽地主之谊，他们饮食起居的讲究，虽不比盐商、河工的穷奢极侈，但已远非一般富贵之家可比。
身处名匠经营的园林，坐对水陆并陈的盛馔，开宴照例开戏，南浔富家都有自己的戏班，砌末、行头，无不精美，这时集合精英，奏演名曲，而椿寿索然寡欢，却又不得不勉强敷衍，因而这样豪华享受的场合，在他反觉得受罪，耳中听着《长生殿》的《夜雨闻铃》，心里想的却是怎得下他三天三夜的大雨，运河水满，让搁浅的漕船，得以趁一帆西风，往东而去？
想着漕船，椿寿无论如何坐不住了，托词“身子不爽”，向主人再三道歉告辞，回到行辕。
行辕里已经有许多人在等着。这些人分为三类：一类是漕帮中的“领运千总”，名义上算是押运的武官，照原来的传统，多由武举人中选拔；一类是临时委派的押运官，大多为候补州县，走路子钻上这个差使，多少弄几文“调剂调剂”；再一类就是各帮中真正的头脑——“尖丁”。
“尖丁”的身份是小兵，这还是明朝“卫所”演变下来的制度。小兵与二品大员的藩台，身份相差不知几许，照平日来说，连见椿寿的面都难，但此刻也顾不得这些官派了！要设法能让漕船开动，非找尖丁来谈，才商议得出切实的办法，所以椿寿吩咐，一体传见。
行辕借在一家富户的两进屋子，时已入夜，轩敞的大厅上，点起明晃晃的火油灯，照出椿寿的满面愁容！他居中坐在红木炕床上，两旁梨花木的“太师椅”上，坐的是候补州县身份的押运官，千总和尖丁便只有站的份儿了。
在鸦雀无声的沉重的气氛中，椿寿扯开嘶哑的嗓子说道：“今年的漕粮，到底还运得出去，运不出去？”
这一问大家面面相觑，都要看一看对方的脸色。最有资格答话的是尖丁，但以身份关系，还轮不到他们开口。
“我在抚台面前，拍了胸脯的，一个月当中，一定全数开船。现在看了实在情形，我觉得我的话说得过分了。今天一定先要定个宗旨出来，船能动是动的办法，不能动是不能动的办法。这样子一天一天等下去，非把脑袋等掉了不可。”
这是提出了要砍脑袋的警告，在座的人无不悚然！坐在左首太师椅上的一名候补州县，便欠身说道：“总得仰仗大人主持全局，属下便赔上性命，也得把漕船开出去。漕粮关乎国家正用，今年天旱水浅，纵然耽迟，还有可说，倘或不走，那就是耽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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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说漕船不走，他们便回不得省城。因为船不走，便无所谓押运，不仅万事全休，而且比不得这个差使还要坏——不得这个差使，不必借了盘缠来到差，现在两手空空回杭州，债主那里如何交代？
椿寿当然明白他们的用心，而且也知道这些人无足轻重，既出不了什么力，也担不了什么责任，所以不理他们的话，望着站在他们身后的“领运千总”说：“你们有什么主意，说出来商量。”
“领运千总”的想法，与那些候补州县差不多，只是他们不能胡乱做主，凡事要听尖丁的招呼，因而有个年纪大些的便这样回答：“请大人做主！”
“如果我说不走呢？”
大家都不响，没有一个人赞成他的主意，只是不敢驳回。但这样不做声，也就很明显地表示出反对的意思了。
在座的一个实缺同知，此时忍不住开口：“跟大人回话，还是让他们推出一两个人来，看看有何话说？”
“他们”是指尖丁，椿寿点点头，对那些尖丁说：“我看也非你们有句话不可。”
“是！”有个“有头有脸”的尖丁答应一声，请个安说，“请大人先休息。我们商量出一个宗旨，再跟大人回禀。”
“好，好，你们商量。”
椿寿坐在炕床上咕噜噜吸水烟，八帮的尖丁便退到廊下去悄悄商议，好久尚无结论，因为各帮的情况不同，看法各异，牵涉的因素很多。今年的漕运，吃力不讨好是公认的看法，但走与不走，却有相反的主张：一派认为赔累已不可免，不如不走，还省些事；一派则以在漕船上带着许多私货，不走则还要赔一笔，“公私交困”，简直要倾家荡产了。
谈来谈去，莫衷一是，椿寿已经派人来催了，只好听凭上面去决定走与不走。不过总算也有了一点协议，那就是：走也好，不走也好，各帮的赔累，只能一次，不能两次。
“如果不走，本年的漕粮便要变价缴纳，户部定章是每石二两银子，现在市价多少？”椿寿问。
“这要看米的成色。”被推定去回话的那个尖丁答道，“总在七钱到八钱这个数目之间。”
“船上的漕粮有多少？”
“一共二十七万六千石。”
“那么，”椿寿问道，“就算每石赔一两二钱银子，共该多少？”
那尖丁的心算极快，略略迟疑了一下，便报出确数：“共该三十三万一千二百两银子。”
“如果漕船不走，奏请变价缴银，上头一定会准的。不过，”椿寿面色凝重地问，“这三十三万两银子，该谁来赔？”
“大人晓得的，湖属八帮是‘疲帮’，力量实在够不上。总要请大人格外体恤，留漕丁一条命。”
“哼！”椿寿冷笑，“你们要命，难道我的命就可以不要？”
这是双方讨价还价，有意做作。漕帮有“屯田”，有“公费”，遇到这种情形，便得从公众的产业和收入中，提出款子来赔，赔累的成数，并无定章，但以上压下，首先要看帮的好坏，公产多的“旺帮”便赔得多，负债累累的“疲帮”便赔得少。说也奇怪，越是富庶的地区，漕帮越疲，第一疲帮是江苏松江府属各帮，湖州府属八帮的境况也不见得好，这是因为越富庶的地区，剥削越多的缘故。
这赔累的差额，除了漕帮以外，主要的便得由藩司从征收漕粮的各种陋规和浮收中，提成分赔。所以处理这件棘手的案子，实际上只是藩台衙门和湖属八帮间的事。椿寿软哄硬逼，总算把分赔的成数谈好了。
然而这也不过是万不得已的退路。眼光总是朝前看的，能够把漕船开出去，交了差，也免了赔累，何乐不为？所以椿寿又回过头来问：“照你们看，漕船到底能不能动呢？能动还是照开的好。”
这一句话自然大受欢迎，在座的候补州县，一看事有转机，无不精神复振，纷纷颂赞椿寿的明智。
唯有那名代表漕帮说话的尖丁，大摇其头。不过他首先声明，他自己有点意见，并不代表漕帮，不知该说不该说。
“说，说！集思广益，说出来商量。”
照那尖丁个人的看法，漕船要能开行，首先得要疏浚河床，同时在各支流加闸，提高运河中的水位。然后另雇民船分载漕米，减轻漕船的载重，这样双管齐下，才有“动”的可能。
“那就这样办啊！有何不可呢？”有个押运官兴奋地说。
那尖丁苦笑了一下，没有做声。椿寿却明白他的意思，以讥嘲的口吻答道：“老兄说得容易！可知道这一来要多少钱？”
“与其赔累，何不把赔累的钱，花在疏浚河床和雇用民船上？不但交了差，而且治理了运河，也是大人的劳绩。”
这两句话说动了椿寿的心，点着头沉吟，“这倒也是一说。”他自语似的问，“就不知道要多少日子？”
疏浚的计划，施工的日程，要多少工、多少料，都要仔细计算，才能知道确数，在这样人多口杂的场合中，是不可能得到结果的，所以椿寿叫大家散一散，另外找了些实际能负责，能办事的人来重作商量。
这个少数人的集议，首先要谈的就是工料的来源。这实在也只有一个字——钱。漕帮中被推派出来说话的那名尖丁，以久历江湖的经验，预感到此举不妥，但人微言轻，无法扭转椿寿的“如意算盘”，便很干脆地答应了所派的经费，而且保证漕帮一定全力支持这件事。不过他也很郑重地声明，漕帮出了这笔钱，漕船不管如何非走不可。如果再出了什么花样，漕帮不能负责。
于是疏浚河道的计划，很快地便见诸实际行动。这件事地方官原来也有责任，只是湖州府和运河所经的乌程、归安、德清三县，要办这件事唯有派工派料。公文往返，以及召集绅士磋商，需要好久才能动工，未免缓不济急。
为了与天争时，自己拿钱出来征雇民工是最切实的办法。等这一切安排好了，预计八月底以前，漕船一定可以开行。这样，椿寿才算松了一口气，动身回省。
走的那天，秋风秋雨，一般行旅闷损不乐的天气，在椿寿却大为高兴，心里在想：这雨最好落大些，连下几天，前溪水涨，起漕的时间还好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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