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口中的“他”，是个常州人，名叫盛宣怀，字杏荪。他的父亲单名康，字旭人。盛康是道光二十四年的进士，由州县做起，做到汉口道告老还乡，在苏州当绅士，因为盛宣怀需要利用老父的这种身份，在江苏官场上为他打交道。
盛宣怀是一名秀才，年轻时跟有名的“孟河费家”学过医，医家要有割股之心，而盛宣怀只要有机会，就要打人家的主意，自觉不宜入这一行，所以进京捐了个主事，准备入仕。时当同治末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大兴洋务，盛宣怀在这方面的脑筋特别快，而且记性好，口才更好，钻头觅缝，得以见了李鸿章一面，相谈之下，大蒙赏识，便加捐了“花样”，以候补道的身份，为李鸿章奏调到北洋当差，不久被派为招商局的会办，以直隶的候补道，久驻上海，亦官亦商，花样百出。
招商局创办于同治十一年，出于李鸿章的建议，为了抵制外商轮船，“拟准官造商船，由华商雇领，并准其兼运漕粮，俾有专门生意，而不为洋商所排挤。”奉旨准予试办，即由北洋拨借经费，另招商股，派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定名轮船招商局，向英国买了一条轮船，开始营业，由于经营不善，不过半年工夫，老本亏得光光。胡雪岩是股东之一，也送了几万银子在里头。
同治十二年夏天，天津海关道陈钦建议李鸿章，派候补同知林槎到上海整理。陈、林都是广东人，林槎在上海自然亦是找广东同乡，一个是怡和银行的买办唐廷枢，另外一个是富商徐润，由他们募集商股四十余万两银子接办。但本有官本，且又领官款为运费，所以仍然是官督商办，由北洋控制，此所以盛宣怀得以由李鸿章派去当会办。
改组后的招商局，业务日有起色，徐润又别组保险公司，承保本局船险，假公济私，大发利市。洋商轮船公司，遇到劲敌，业务大不如前，美商旗昌洋行的股票，本来票面百两升值已近一倍，结果跌到五十几两，且有继续下跌的趋势。
于是徐润起意收买旗昌，但在盛宣怀的策划之下，变成了一个骗局。骗谁呢？骗曾当过江西巡抚、福建船政大臣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桢，而实际上是骗公家的钱。
盛宣怀的设计很巧妙。第一步是利用招商局的官款，秘密收买旗昌的股票，到得有相当把握，可以接收旗昌时，盛宣怀偕同唐廷枢、徐润联袂到了南京，首先是说动藩司梅启煦。
江苏有两个藩司，一个称为江苏藩司随江苏巡抚驻苏州，一个称为江宁藩司，随两江总督驻江宁——南京。梅启煦的关节打通了，方始向总督衙门上了一个呈文，说旗昌洋行甘心归并，开价二百五十余万，倘能收买，获利之丰，一时难以估计。
沈葆桢亦是勇于任事之人，当时虽在病中，以大利所在，不愿延搁，在病榻召见盛宣怀、徐润等人，听取说明。这天是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盛宣怀善于玩弄数字，讲得头头是道，且有佐证，沈葆桢听得满心欢喜。但招商局南洋虽亦管得到，而一向以北洋为主，所以沈葆桢表示，这件事应该会商北洋大臣，共同具奏。
“机不可失！”盛宣怀为沈葆桢解释，洋人以冬至后十日为岁终，在这年便是四天以后的十一月十七。公司主管三年更换一次，现任的主管任期到那一天为止。过了十一月十七，新任主管一到，重新谈判，便捡不到这个便宜。或者新任主管，另集巨资，重整旗鼓，招商局便会遭受威胁，唯有乘机归并旗昌，招商局始能立于不败之地。结论是：“事有经权，而况招商局在南洋通商的范围之内，大人不但当仁不让，且须当机立断。”
沈葆桢盘算之下，还有顾虑，美商的旗昌固然归并了，英商的太古、怡和又将如何？
“太古、怡和船少，不足为虑，旗昌归并以后，招商局的船有二十七号之多，助力大增，洋人做生意一向以大吃小，太古、怡和只有跟着招商局走。招商局从前吃亏的是，自己没有码头栈房，有时不能不迁就太古、怡和，现在有了旗昌的码头、栈房，不必再迁就他人，主客之势，自然就不同了。还有，船一多了，自己可以办保险，利权不外溢，就等于另开了一条财源。”
沈葆桢完全被说服了，命盛宣怀当天就回上海，跟旗昌谈判，尽量压低“受盘”的价格，先把交易敲定下来。至于收买旗昌的资本，原呈中提出官商合办之议，命盛宣怀尽力先招商股，不足之数以“官本”补足，如何筹划，另作计议。
获得这样的授权，骗局已必可实现。盛宣怀一到上海，复又调动官款，收买旗昌股票，取得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以后，一面委托一名外国律师担文，办理接管的手续，一面赶到南京，向沈葆桢复命，事情已经定局了。
据盛宣怀的书面报告，说是“议定码头、轮船、栈房、船坞、铁厂，及一切浮存料物、器皿等项一概在内，现银二百万两。其余汉口、九江、宁波、天津各码头、洋楼、栈房，作价二十二万两。”总计二百二十二万两，较原来的开价，减了三十万两之多。
至于付款的办法，在十一月十九日已先付定银二十万两，约定十二月十八日续付二十万，明年正月十七再付三十万，即行交盘。余数如何分期交付，亦已商定。
至于商股，盛宣怀说已招到一百二十二万两，短缺“官本”一百万两，盛宣怀亦已借箸代筹，某处可拨多少，一一指明，当然这也是预先跟梅启煦商量好的。
谈停当了，便须出奏，类此案例，倘为北洋主稿，便须南洋会衔，南洋主稿，自然亦须北洋会衔。盛宣怀极力申说，时机迫促，往返磋商，误了二批交款之期，所付二十万定洋将遭没收，劝沈葆桢单衔出奏，又说李鸿章与沈葆桢是同年，遇到这样的好事，只会赞成，不会反对。沈葆桢想想也不错，同意单衔出奏，在折尾上声明：“时值冻阻，不及函商北洋大臣。”
运道冰封，陆路仍可通行，显然的，这是一个很牵强的理由。沈葆桢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是盛宣怀特设的圈套，先则以“十七之期”劝沈葆桢“当仁不让”，继而以恐误二批交银之期，会遭损失，迫使沈葆桢单衔出奏，这种种设计，都是为了要出脱李鸿章，以便将来骗局败露时，李鸿章得以未与闻共事的局外人身份，易于回护。
果然，四年以后骗局败露了。发难的是一个湖南籍的名士，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上折严劾招商局管事道员盛宣怀等蒙蔽把持，营私舞弊。当时言路上很有力量，朝廷对一般“清流”的议论与主张，十分重视，当即饬下两江总督“痛加整顿，逐一严查”。
其时的两江总督名叫刘坤一，湖南新宁人，对于李鸿章久怀不满。原来李鸿章自从“用沪平吴”后，一直视两江是他的地盘，官拜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却能巧妙地运用洋人，以及实际上办理洋务的关系，在两江安插私人，直接指挥，最使刘坤一不能忍受的是，李鸿章的妻舅赵继元在两江的胡作非为。
赵继元是安徽太湖人，他的祖父名叫赵文楷，是嘉庆元年丙辰科的状元，赵继元本人亦点了翰林，但肚子里一团茅草，如何侥幸而得列清班，一直是个谜。不过，他本人倒也有自知之明，知道凭他的那支笔，做京官绝无出头之日，因而以翰林捐班为道员，在吏部走了门路，分发江南候补。那时的两江总督是曾国藩，当洪杨初平时，怕功高震主，决定急流勇退，遣散湘军，扶植李鸿章的淮军来替代，所以赵继元一到江宁“禀到”，便派他一个极重要极肥的差使：两江军需总局坐办。赵继元凡事自作聪明，自恃有妹夫李鸿章作靠山，在曾国藩以后历任两江总督马新贻、李宗羲、沈葆桢，都不大能指挥得动他，沈葆桢病殁，继任刘坤一，资格比较浅，就更不在他眼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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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赵继元，对身在南洋而唯北洋之命是从的盛宣怀等人，刘坤一亦耿耿于怀，久已想动手了。因此，一奉朝旨，立刻派上海道刘瑞芬及上海制造局总办李兴锐“调看该局账目，逐款严查”。
刘瑞芬是安徽贵池人，出身是个秀才，同治元年从李鸿章援沪，主管军械的采购与转运，以军功保到道员，曾经督办淞沪厘金，署理过两淮盐运使，是淮军系统中很重要的文官。
刘瑞芬跟李鸿章的关系很密切，但奉命查办此案，却很认真，因为他为人比较正派，看不起盛宣怀那种奸诈取巧的小人行径，加以刘坤一为人精明，在授命之前将他找了去，率直警告，如果查得不确实，他会另外派人再查：“那时老兄面子上不好看，可别怪我。”
其实盛宣怀搞的那套把戏，知道的人很多，刘瑞芬即令想为他掩饰也办不到，及至调出账目来一看，疑问到处都是。刘瑞芬为了慎重起见，特为找了几个内行朋友来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古应春。
“账本说商股只有四万多银子，可是盛杏荪当时具禀两江，说‘已于十一月十八日公商定议，即于十九日付给定银二十万两’，这二十万两银子是哪里来的？”
“根本没有这回事。”古应春说，“只要算一算日子，就知道他是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