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见古应春的面,胡雪岩吓一跳,他人都瘦得落形了。
“应春,你,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唉!”古应春长长地叹口气,“小爷叔,我的运气太坏!也怪我自己大意。”
“你出了什么事?快告诉我。”
“我要倾家荡产了。”古应春说,“都是听信了徐雨之的话——”
这徐雨之是广东籍的富商,胡雪岩跟他也很熟。此人单名一个润字,人很能干,运气也很好,在上海一家洋行学生意,深得洋人的器重,从二十二岁开始与人合伙开钱庄,开丝号,开茶栈,无不大发利市。同治二年二十六岁,已经积赀十来万,在江南粮台报捐员外郎,加捐花翎,俨然上海洋场上有名的绅士了。
因此,同治十年得了个差使。那时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曾国藩,决定挑选幼童出洋留学。事先研究,这批幼童以在广东挑选为宜,因为美国的华侨,绝大部分是广东人,广东风气开通,作父兄的固不以幼年子弟,在万里重洋之外而不放心,而此辈幼童在美国常有乡音亲切的长辈去看他们,亦可以稍慰思乡之苦。
由于徐润是上海“广东帮”商人的领袖,所以曾国藩把这个差使交了给他。徐润策划得很周到,挑选了一百二十个资质很不错的幼童,分四批出洋,每批三十人,第一批在同治十一年七月初上船,由容闳带队,大部分是广东籍,广东籍中又以香山为最多,因为徐润就是香山人。
当然,也有其它省份的人,但为数极少,只得五个,两个江苏、一个山东、一个福建,还有一个是徽州人,不过是广东招来的。这个十二岁,生在辛酉政变那一年的幼童,叫做詹天佑,他的父亲叫詹作屏,在福建船政局当机器匠,家眷寄居广州。詹天佑应募时,有人劝詹作屏让他的儿子学法律,学成回国,可以做官,但詹作屏坚持他的儿子要学技艺,而且要学最新的技艺。
第二批是在同治十二年五月放洋的,由徐润的亲家黄平甫领队。这回在挑选的官费生三十名以外,另有七名广东少年,由他们的家长自备资斧,请黄平甫带到美国——风气到底大开了,已经有自费留学的了。
第三批是在同治十三年八月间派遣。这回与以前不同的是,除了两个学技艺、一个学机器以外,其余的都念普通学校,年长的念“中馆”,年幼的念“小馆”,但所谓年长,亦不过十三岁,如广东香山的唐绍仪、江苏常州的朱宝奎,而最年幼的,至少也要十岁。
第四批放洋在光绪元年九月,增加了十个名额,一共是四十名,这回一律念普通学校,到中学毕业,再视他们性之所近,决定学什么。同时外省籍的幼童也多了,但仍不脱江苏、浙江、安徽三省。
幼童放洋是曾国藩所创议,但他不及见第一批幼童放洋,同治十一年二月殁于任上,以后便由李鸿章主持这件事,徐润亦由此获得李鸿章的赏识,由北洋札委为招商局的会办,与盛宣怀同事。
在这七八年中,徐润的事业蒸蒸日上,当然还远不及胡雪岩,但亦算是上海“夷场”上的殷商。胡雪岩跟他除了作善举以外,别无生意上的往来,而古应春因为原籍广东,又以跟洋商打交道时,常会聚在一起,所以跟徐润走得很近,也有好些合伙的事业,其中之一是做房地产生意。
徐润的房地产很多,地皮有两千九百多亩,建成的洋房有五十一所,市房更多,不下两千间,照账面上算,值到两百二十几万,但积压的资本太重,空地毫无收入,还要付税,市房则只是收租金,为数有限。于是,他有一个英国朋友,名叫顾林,此人在英国是个爵士,本人热心运动,交游很广,亦很懂生意经,他向徐润建议,彼此合作。
顾林亦是古应春的朋友,因此,徐润邀他跟顾林一起谈合作,“我们组织一个大公司,投入资金,在空地上都盖起房子来。”顾林说道,“造一批,卖一批,卖来的款子造第二批。空地用完了,把旧房子再来翻造,不断更新,外国的大都市,尤其是美国,都是这样建造起来的。”
这个周而复始盖房子的诀窍,徐润也懂,“可是,”他问,“这要大批现金,你能不能投资?”
“当然,我没有这个意思,不会跟你谈合作。不过,我也是要回国去招股。我们把合作的办法,商量好了,拿章程在伦敦市场上传了出去,相信不到三个月,就能把股本募足。”
“股本算多少呢?”
“这要看你的意思。你拿你的地产作价——当然是实价,看值多少,我就募多少股本。”
徐润点点头问古应春:“你看呢?”
“他这个法子可行,也很公平。不过,我认为我们这方面股份要多占些。”
徐润想了一下,提出很明确的办法,这中英合资的公司股本定为四百万两,华方占五成半,英方占四成半,华方以房地产核实作价,英方四成半计一百八十万两,由英国汇来现金。
于是,请律师撰文签订了草约,徐润还送了一万两银子给顾林,让他回国去招股。但是徐润的房地产,照实价只值一百五十万两,还要再买价值七十万两的地皮,才能凑足二百二十万两,合足五成半之数。
“应春兄,好朋友利益均沾,这七十万两,你来入股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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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顾林回到伦敦不久,在一次皇室邀请的狩猎会中,马失前蹄,人从马上倒栽出去,头先着地,脑子受了重伤,请了两个名医诊治,性命虽已保住,但得了个癫痫症,合作设大公司的事,就此无疾而终。
这一来徐润跟古应春大受打击,因为中法在越南的纠纷,法国政府不惜推翻已经达成和解的协议,准备动武,且已派水师提督孤拔,率舰东来,同时国会通过,拨款五百万法郎,作为战费。因此上海谣言纷纷,流传最盛的一个说法是,法国军舰不断巡弋在吴淞口外,决定要攻制造局。胆小的人已经开始逃难,在这种风声鹤唳的情况之下房地产根本无人问津。
“我那五十万银子,其中三十五万是借来的,现在银根紧到极点,上海三十几家钱庄,催得心惊肉跳,只怕再来一个风潮,大家提存挤兑,一倒就是多少家。我借的款子,催得很急,实在是急!每天都有钱庄里的伙计上门坐讨,只好不断同人家说好话。”古应春又说,“还有一层,我怕阿七晓得了着急,还要时时刻刻留心瞒住她。小爷叔,你想,我过的是啥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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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听了他这番话,再看到他憔悴的形容,恻然心伤,“应春,你放心!”他拍一拍胸脯说,“我来替你了,都在我身上。”
古应春迟疑未答。胡雪岩倒奇怪了,照情理说,现有人替他一肩担承,他应该高兴才是,何以有此显得困惑的神情?
“应春,”他问,“还有啥难处?我们这样的交情,你还有啥在我面前说不出口的话?”
“小爷叔,”古应春顿了一下问道,“莫非上海的市面,你真的一点都不晓得?”
“怎么?市面有好有坏,这也是常有的事。”
古应春愣住了,好一会方始开口:“看起来你老人家真的不晓得。我现在说实话吧,来催讨欠款,催得最厉害的,就是老宓。”
此言一出,胡雪岩脸上火辣辣地发烧,真像上海人所说的“吃耳光”一样,一时心里七上八下,竟开不得口了。
原来古应春口中的“老宓”,就是他阜康钱庄的档手宓本常。“自己人催欠款催得这么厉害!岂有此理!”胡雪岩非常生气,但转念一想,连自己人的欠款都催得这么厉害,可见得阜康的境况也很窘。
这一转念间,惊出一身汗,定一定神说道:“应春,你晓得的,这几年,阜康的事,我都交给老宓,难得问一问,照现在看,阜康的银根好像比哪一家都紧,你倒同我说一说,到底是怎么个情形?”
“小爷叔,你从江宁来,莫非没有听左大人跟你谈上海的市面?”
“怎么?上海市面,莫非——”
“从来没有这么坏过。小爷叔,你晓得现在上海的现银有多少?”
“有多少?”
“这个。”古应春伸一指相示。
“一千万?”
“一百万。”
胡雪岩大吃一惊,“真的?”他问。
“你问老宓就晓得了。”
胡雪岩仍旧有点不大相信,“市面这么坏,应该有人告诉左大人啊!”他说,“我在江宁,跟左大人谈起上海。他说因为法国兴兵,上海市面多少受点影响,不过不要紧。”
“哼!”古应春冷笑一声,“现在做官的,哪个不是瞒上欺下,只会做喜鹊,不肯当乌鸦。”
“走!”胡雪岩说,“我们一起到集贤里去。”
阜康钱庄设在英租界集贤里,与胡雪岩的公馆,只隔一条马路,他经常是安步当车走了去的。正要出门时,女管家陈嫂赶出来问道:“老爷,啥辰光回来?”
“现在还不晓得。”
“刚刚宓先生派徒弟来通知,他说晓得老爷已经来了,吃夜饭辰光他会来。”陈嫂又说,“今夜难得买到一条很新鲜的鲥鱼,老爷回来吃夜饭吧!”
一听宓本常要来,胡雪岩倒有些踌躇了,古应春便即说道:“既然如此,不如等老宓来,有些话也是在家里谈,比较方便。”
胡雪岩听这一说,便从纱背心口袋中,掏出打簧表来看,已经四点半了,便点点头说:“那就叫人去说一声,请宓先生早一点来。”
于是重回客厅去密谈。胡雪岩此时最关心的是要还汇丰银行第一期的本银五十万两。陕甘总督衙门出的“印票”,不过是摆个样子,还款来源是各省交上海道衙门代收的协饷,数目如果不够,他可以代垫,但银根如此之紧,代垫恐有不能,需要及早筹划。
“应春,”他问,“汇丰的款子,月底要交,你晓不晓得,邵小村那里已经收到多少了?”
“前十来天我听说,已经收到半数了。这几天,总还有款子进来。差也不过差个百把万,不过,现在全上海的现银只有一百万,”古应春吸着气说,“这件事恐怕也是个麻烦。”
胡雪岩的心一沉,“我的信用,伤不得一点点。应春,”他说,“只有半个月的工夫了。你有没有啥好主意?”
“一时倒还没有。”古应春答说,“且等老宓来了再说。”
宓本常一直到天黑才来。据他说,一接到通知,本来马上就要赶来,只为有几个大客户提存,调度费时,所以耽误了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