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一家小饭馆，胡雪岩站住了脚，古应春亦跟着停了下来，那家饭馆的金字招牌，烟熏尘封，已看不清是何字号。进门炉灶，里面是一间大厅，摆着二三十张八仙桌，此时已将歇市，冷冷清清的，只有两桌客人，灯火黯淡，益显萧瑟，古应春忍不住说：“小爷叔，换一家吧，或者到租界上去，好好找家馆子。这家要打烊了。”
“问问看。”
说着，举步踏了进去，跑堂的倒很巴结，古应春亦就不好意思打断人家的生意了。
“两位客人请坐，吃饭还是吃酒？”
“饭也要，酒也要。”胡雪岩问道，“你们这家招牌，是不是叫老同和？”
“是的。老同和。”
“老板呢？”胡雪岩问，“我记得他左手六个指头。”
“那是我们老老板，去世多年了。”
“现在呢？小开变老板了？”
“老老板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现在是我们的老板娘。”
“啊！”胡雪岩突然双眼发亮，“你们老板娘的小名是不是叫阿彩？”
“原来你这位客人，真正是老客人了。”跑堂的说道，“现在叫得出我们老板娘名字的，没有几个人。”接着，便回过去，高声喊道，“老板娘，老板娘！”
看看没有回音，古应春便拦住他说：“不必喊了。有啥好东西，随意配几样来，烫一斤酒。”
等跑堂离去，胡雪岩不胜感慨地说：“二十多年了！我头一回到上海，头一顿饭就是在这里吃的。”
“小爷叔好像很熟嘛！连老板女儿的小名都叫得出来。”
“不但叫得出来——”胡雪岩摇摇头，没有再说下去。
这种欲言又止的神态，又关涉到一个“女小开”，很容易令人想到，其中必有一段故事。如此寒夜，如此冷店，听这段故事，或者可以忘忧消愁。
就这样一转念间，古应春便觉得兴致好得多了，等跑堂端来“本帮菜”的白肉、乌参，一个“糟钵头”的火锅，看到熊熊的青焰，心头更觉温暖，将烫好的酒为胡雪岩斟上一杯，开口说道：“小爷叔，你是什么都看得开的，吃杯酒，谈谈当年在这里的情形。”
正落入沉思中的胡雪岩，啜了一口酒，夹了一块白肉送入口中，咀嚼了一会说：“不晓得是当年老板的手艺好，还是我的胃口变过了，白肉的味道，大不如前。”
“说不定两个原因都有。”古应春笑道，“还说不定有第三个原因。”
“第三个？”
“是啊！当年还有阿彩招呼客人。”
“她不管招呼，只坐账台。那时我在杭州钱庄里的饭碗敲破了，到上海来寻生意，城里有家钱庄，字号叫做源利，有个得力的伙计是我一起学生意的师兄弟，我到上海来投奔他，哪晓得他为兄弟的亲事，回绍兴去了，源利的人说就要回上海的，我就住在一家小客栈里等。一等等了十天，人没有等到，盘缠用光了，只好在小客栈里‘孵豆芽’——”
囊底无钱，一筹莫展，只好杜门不出，上海的俗语叫做“孵豆芽”。但客栈钱好欠，饭不能不吃，他每天到老同和来吃饭，先是一盘白肉、一碗大血汤，再要一样素菜，后来减掉白肉，一汤一素菜，再后来大血汤变为黄豆汤，最后连黄豆汤都吃不起了，买两个烧饼、弄碗白开水便算一顿。
“这种日子过了有七八天，过不下去了。头昏眼花还在其次，心里发慌，好像马上要大祸临头，那种味道不是人受的。这天发个狠，拿一件线春夹袍子当掉，头一件事就是到老同和来‘杀馋虫’，仍旧是白肉、大血汤，吃饱惠账，回到小客栈，一摸袋袋，才晓得当票弄掉了——”
“掉在老同和了？”古应春插嘴问说。
“当时还不晓得。不过，也无所谓，掉了就掉了，有钱做新的。”胡雪岩停下来喝口酒，又喝了两瓢汤，方又说道，“到第二天，出了怪事，有个十二三岁的伢儿，手里捧个包裹，找到我住的那间房，开口说道：‘客人、客人。你的夹袍子在这里。’一看，这个伢儿是老同和小徒弟，我问他：‘哪个叫你送来的？’他说：‘客人，你不要问。到我们店里去吃饭，也不要讲我送衣服来给你。’我说：‘为啥？’他说：‘你不要问，你到店里也不要说。你一定要听我的话，不然有人会打死我。’”
“有这样怪事！”古应春兴味盎然地问，“小爷叔，你总要逼他说实话啰！”
“当然。”胡雪岩的声音也很起劲了，“我当时哄他，同他说好话，就是不肯说，逼得我没法子，只好耍无赖，我说，你不说，我也要打死你，还要拿你当小偷，送你到县衙门去打屁股。你说了实话，我到你店里吃饭，一定听你的话，什么话都不说。两条路，随你自己挑。”
“这一来，当然把实话逼出来了？”
“当然，那个小徒弟叫阿利，是阿彩的表弟，我的夹袍子，就是阿彩叫他送来的。原来——”
原来胡雪岩掏钱惠账时，将当票掉落在地上，至晚打烊，阿利扫地发现，送交账台。阿彩本就在注意胡雪岩，见他由大血汤吃到黄豆汤，而忽然又恢复原状，但身上却变了“短打”，便知长袍已送入当铺，悄悄赎了出来，关照阿利送回。特为交代，要守秘密，亦望胡雪岩不必说破，倒不是怕她父亲知道，是怕有人当笑话去讲。
“照此说来，阿彩倒真是小爷叔的红粉知己了。”古应春问道，“小爷叔见了她，有没有说破？”
“从那天起，我就没有看见她。”胡雪岩说，“当时我脸皮也很薄，见了她又不能还她钱，尴尬不尴尬？我同阿利说，请你代我谢谢你表姐。她替我垫的钱，我以后会加利奉还。”
不道此一承诺竟成虚愿。大约一年以后，胡雪岩与王有龄重逢，开始创业，偶然想到其事，写信托上海的同业，送了一百两银子到老同和，不道竟碰了一个钉子。
“那次是怪我的信没有写对。”胡雪岩解释其中的缘故，“信上我当然不便说明缘故，又说要送给阿利或者女小开阿彩，人家不知道是啥花样，自然不肯收了。”
“那么，以后呢？小爷叔一直在上海，莫非自己就不可以来一趟？”
“是啊！有一回我想起来了，用个红封袋包好五百两银子一张银票，正要出门，接到一个消息，马上把什么要紧的事，都掼在脑后了。”
“什么消息？”古应春猜测着，“不是大坏，就是大好。”
“大好！”胡雪岩脱口答说，“杭州光复了。”
“那就怪不得了。以后呢？以后没有再想到过？”
“当然想到过。可惜，不是辰光不对，就是地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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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怎么说。”
“譬如半夜里醒过来，在枕头上想到了，总不能马上起床来办这件事，这是辰光不对；再譬如在船上想到了，也不能马上回去，叫人去办。凡是这种时候，这种地方想到了，总觉得日子还长，一定可以了心愿，想是这样想，想过忘记，等于不想。到后来日子一长，这件事就想了起来，也是所谓无动于衷了。”
古应春深深点头，“人就是这样子，什么事都要讲机会。明明一定办得到的事，阴错阳差，教你不能如愿。”他心里在想，胡雪岩今日的遭遇，也是一连串阴错阳差的累积，如果不是法国挑衅，如果不是左宗棠出军机，如果不是邵友濂当上海道，如果不是宓本常亏空了阜康的款子——这样一直想下去，竟忘了身在何地了。
“应春！”
古应春一惊，定定神问道：“小爷叔，你说啥？”
“我想，今天辰光、地方都对了。这个机会决不可以错过。”
“啊，啊！”古应春也兴奋了，“小爷叔你预备怎么样来补这个情？”
“等我来问问看。”当下招一招手，将那伙计唤了来先问，“你叫啥名字？”
“我叫孙小毛。”
“喔，”胡雪岩向古应春问道，“你身上有多少洋钱？”
“要多少？”
“十块。”
“有。”古应春掏出十块鹰洋，摆在桌上。
“孙小毛！”胡雪岩指着洋钱说，“除了惠账，另外的是你的。”
“客人！”孙小毛睁大了眼，一脸困惑，“你说啥？”
“这十块洋钱，”古应春代为回答，“除了正账，都算小账。”
“喔唷唷！太多，太多，太多了。”孙小毛仍旧不敢伸手。
“你不要客气！”胡雪岩说，“你先把洋钱拿了，我还有话同你说。”
“这样说，我就谢谢了。客人贵姓？”
“我姓胡。”
“胡老爷，”孙小毛改了称呼，“有啥事体，尽管吩咐。”
“你们老板娘住在哪里？”
“就在后面。”
“我托你去说一声，就说有个还是二十多年前，老老板的朋友，想同她见个面。”
“胡老爷，我们老板在这里。”
“也好！先同你们老板谈一谈。”
孙小毛手捧十个鹰洋，转身而去，来了这么一位阔客，老板当然忙不迭地来招呼，等走近一看，两个人都有些发愣，因为彼此都觉得面善，却记不起在哪里见过。
“你不是阿利？”
“你这位胡老爷是——”
“我就是当年你表姐叫你送夹袍子的——”
“啊，啊！”阿利想起来，“二十多年的事了。胡老爷一向好？”
“还好，还好！你表姐呢？”胡雪岩问道，“你是老板，你表姐是老板娘，这么说，你娶了你表姐？”
“不是。”阿利不好意思地说，“是入赘。”
“入赘也好，娶回去也好，总是夫妻。恭喜、恭喜！”胡雪岩又问，“有几个伢儿？”
“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一盆花，好极、好极！”胡雪岩转脸向古应春说道，“我这个把月，居然还遇到这样巧的一件事，想想倒也有趣。”
看他满脸笑容，古应春也为之一破愁颜，忽然想到两句诗，也不暇去细想情况是否相似，便念了出来：“‘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时孙小毛远远喊道：“老板、老板你请过来。”
“啥事体？我在陪客人说话。”
“要紧事体，你请过来，我同你说一句话。”
阿利只好说一声：“对不起，我去去就来。”
等他去到账台边，孙小毛又好奇又兴奋地说：“老板你晓得这位胡老爷是啥人？他就是胡财神。”
“胡雪岩？”
“是啊。”
“哪个说的。”阿利不信，“胡财神多少威风，出来前前后后跟一大班人，会到我老同和来吃白肉？”
“是一个刚刚走的客人说的。我在想就是因为老同和，他才进来的。”孙小毛又说，“你倒想想看，正账不过两把银子，小账反倒一出手八九两。不是财神，哪里会有这样子的阔客？”
“啊！啊！这句话我要听。”阿利转身就走，回到原处，赔笑说道，“胡老爷，我有眼不识泰山，原来你老人家就是胡财神。”
“那是从前，现在是‘赤脚财神’了。”
“财神总归是财神。”阿利非常高兴地说，“今天是冬至，财神临门。看来明年房子翻造，老同和老店新开，我要翻身了。”他又加了一句，“我们老丈人的话要应验了。”
“呃！”胡雪岩随口问说，“你老丈人怎么说？”
“我老丈人会看相，他说我会遇贵人，四十岁以后会得发，明年我就四十岁了。”
胡雪岩算了一下，他初见阿利是在二十七年前，照此算来，那时的阿利只有十三岁，而阿彩至少有十六七岁，记得她长得并不丑，何以会嫁一个十三岁的小表弟？一时好奇心起，便即问道：“你表姐比你大几岁？”
“大四岁。”阿利似乎猜到了胡雪岩的心思，“阿彩眼界高，高不成低不就，一直到二十七岁，老姑娘的脾气怪，人人见了她都怕，只有——”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不肯再说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