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三千银子是有的。”朱家驹说，“我跟培利来说，要他先把这笔款子拨出来，交给干爹。”
“那倒不必。”朱家老婆忽然问道，“家驹，你到底想不想成家？”
“当然想要成家。”朱家驹说，“这件事，要请干妈成全。”
“包在我身上。”朱家老婆问说，“只要你不嫌爱珠。”
爱珠是她娘家的侄女儿，今年二十五岁，二十岁出嫁，婚后第二年，丈夫一病身亡，就此居孀。她所说的“不嫌”，意思便是莫嫌再醮之妇。
朱家驹却没有听懂她的话，立即答说：“像爱珠小姐这样的人品，如说我还要嫌她，那真正是有眼无珠了。”
原来爱珠生得中上之姿，朱家驹第一次与她见面，便不住地偷觑，事后谈起来赞不绝口。朱家老婆拿她来作为笼络的工具，是十拿九稳的事，不过，寡妇的身份，必须说明。她记得曾告诉过朱家驹，但因为轻描淡写之故，他没有听清楚，此刻必须再作一次说明。
“我不是说你嫌她的相貌，我是说，她是嫁过人的。”
“我知道，我知道。干娘跟我说过。这一层，请干娘放心，我不在乎。不过，”朱家驹问，“不知道她有没有儿女？”
“这一层，你也放心好了，决不会带拖油瓶过来的。她没有生过。”
“那就更好了。”朱家驹说，“干妈，你还有没有适当的人，给培利也做个媒？”
“喔，他也还没有娶亲？”
“娶是娶过的，是童养媳，感情不好，所以他不肯回江西。”
“既然他在家乡有了老婆，我怎么好替他做媒？这种伤阴骘的事情，我是不做的。”
一句话就轻轻巧巧地推脱了，但朱家驹还不死心，“干妈，”他说，“如果他花几个钱，把他的童养媳老婆休回娘家呢？”
“那，到了那时候再说。”朱家老婆说，“你要成家，就好买房子了。你干爹今天会托人同姓王的房主去接头，如果肯卖，不晓得你钱预备了没有？”
“预备了。”朱家驹说，“我同王培利有一笔钱，当初约好不动用，归他保管，现在要买房子，就用那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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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两个人合买。”
“这怕不大好。”朱家老婆提醒他说，“你买来是要自己住的，莫非他同你一起住？”
朱家驹想了一下说：“或者我另外买一处，藏宝的房子一定要两个人合买，不然，好像说不过去。”
“这话也不错。”朱家老婆沉吟了一会说，“不过，你们各买房子以外，你又单独要买一处，他会不会起疑心呢？”
“干妈，你说他会起什么疑心？”
“疑心你单独买的房子，才真的是藏宝的地方。”
“只要我的房子不买在金洞桥、万安桥一带，两处隔远了自然就不会起疑心。”
听得这话，朱家老婆才发觉自己财迷心窍，差点露马脚。原来她的盘算是，最好合买的是朱宝如指鹿为马的所谓“王”家的房子，而朱家驹或买或典，搬入严进士家，那一来两处密迩，藏宝之地，一真一伪，才不会引起怀疑。幸而朱家驹根本没有想到，她心目中已有一个严进士家，才不致于识破机关，然而也够险的了。
言多必失，她不再跟朱家驹谈这件事了。到晚来，夫妇俩在枕上细语，秘密商议了大半夜，定下一条连环计，第一套无中生有，第二套借刀杀人，第三套过河拆桥，加紧布置，次第施行。
第二天下午，朱宝如回家，恰好王培利来吃夜饭，他高高兴兴地说：“路子找到了，房主不姓王，姓刘，我有个‘瓦摇头’的朋友，是刘家的远房亲戚，我托他去问了。”
杭州人管买卖房屋的掮客，叫做“瓦摇头”，此人姓孙行四，能言善道，十分和气，朱宝如居间让他们见了面，谈得颇为投机。提到买刘家房子的事，孙四大为摇头，连声：“不好！不好！”
“怎么不好？”朱家驹问说。
“我同老朱是老朋友，不作兴害人的。刘家的房子不干净。”
“不干净？有狐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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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仙倒不要紧，初二、十六，弄四个白灼鸡蛋，二两烧酒供一供就没事了。”孙四放低了声音说，“长毛打公馆的时候，死了好些人在里头，常常会闹鬼。”
听这一说，王培利的信心越发坚定，“孙四爷，”他说，“我平生就是不相信有鬼。”
“何必呢？现在好房子多得很。刘家的房子看着没人要，你去请教他，他又奇货可居了，房价还不便宜，实在犯不着。”
话有点说不下去了，王培利只好以眼色向朱宝如求援。
“是这样的，”朱宝如从容说道，“我这个干儿子同他的好朋友，想在杭州落户，为了离我家近，所以想合买刘家的房子。他们是外路人，不知道这里的情形，我是晓得的，刘家的房子不干净，我也同他们提过，他们说拆了翻造，就不要紧了。啊，”他突然看着王培利、朱家驹说，“将来翻造的时候，你们到龙虎山请一道张天师的镇宅神符下来，就更加保险了。”
“是，是！”朱家驹说，“我认识龙虎山上清宫的一个‘法官’，将来请他来作法。”
“孙四哥，你听见了，还是请你去进行。”
“既然有张天师保险，就不要紧了。好的，我三天以后来回话。”
到了第三天，回音来了，情况相当复杂：刘家的房子，由三家人家分租，租约未满，请人让屋要贴搬家费，所以屋主提出两个条件，任凭选择。
“房价是四千两，如果肯贴搬家费每家二百两，一共是四千六百两，马上可以成契交屋；倘或不肯贴搬家费，交屋要在三个月之后，因为那时租约到期，房子就可以收回。”
朱宝如又说：“当然，房价也不能一次交付，先付定洋，其余的款子，存在阜康钱庄，交产以后兑现，你们看怎么样？”
“干爹，你看呢？”朱家驹问，“房价是不是能够减一点？”
“这当然是可以谈的。我们先把付款的办法决定下来。照我看第二个办法比较好，三个月的工夫，省下六百两，不是个小数。”
“到了那时候，租户不肯搬，怎么办？”王培利问。
“我也这样子问孙老四，他说一定会搬，因为房主打算让他们白住三个月，等于就是贴的搬家费。”朱宝如又说，“而且，我们可以把罚则订在契约里头，如果延迟交屋，退回定洋，再罚多少，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既然如此，我们就先付定洋，等他交产，余款付清。”王培利问，“何必要我们把余款存在钱庄里？”
“其中有个道理——”
据说姓刘的房主从事米业，目前正有扩充营业的打算，预备向阜康钱庄借款，以房子作抵，但如出卖了，即无法抵押。但如阜康钱庄知道他有还款的来源，情况就不同了。
“我们存了这笔款子在阜康，就等于替他作了担保，放款不会吃账，阜康当然就肯借了。”朱宝如又说，“我在想，款子存在阜康，利息是你们的，并不吃亏，而且这一来，我们要杀他的价，作中的孙老四，也比较好开口了。这件事，你们既然托了我，我当然要前前后后，都替你们盘算到，不能让你们吃一点亏。”
“是，是。”王培利觉得他的话不错，转脸问朱家驹，“就这样办吧？”
“就这样办。”朱家驹说，“请干爹再替我们去讲讲价钱。”
“好，我现在就同孙老四去谈。晚上我约他来吃饭，你们当面再谈。”
朱宝如随即出门，他老婆为了晚上款客，挽个菜篮子上了小菜场，留着朱家驹看家，正好让他把存在心里已经好几天的话，说了出来。
首先是谈他预备成家，同时也把他请他干妈为王培利作媒的话，据实相告，“我们是共患难的兄弟，我一直想同你在一起。”朱家驹说，“我们做过长毛，回家乡也没有面子，杭州是好地方，在这里发财落户，再好都没有。你另外娶老婆的事，包在我身上，一定替你办好。”
这番话说得很动听，而且由于朱家老婆这些日子以来嘘寒问暖的殷勤，王培利的观感已多少有所改变，因而也就起劲地跟朱家驹认真地谈论落户杭州的计划。
“刘家的房子，死了那么多人，又闹鬼，是一处凶宅，绝不能住人。等我们掘到了宝藏，反正也不在乎了，贱价卖掉也无所谓了。你说是不是？”
“一点不错。”王培利说，“与其翻造，还不如另外买房子来住。”
“就是这话啰！”朱家驹急转直下地说，“培利，我成家在先，要我成了家，才能帮你成家。所以我现在就想买房子，或者典一处，你看怎么样？”
“这是好事，我没有不赞成之理。”
“好！”朱家驹非常高兴地说，“这才是患难弟兄。”
王培利点点头，沉吟了一会说：“你买房子要多少钱？”
“目前当然只好将就，够两个人住就可以了。培利，我想这样办，我们先提出一笔款子，专门为办‘正经事’之用，另外的钱，分开来各自存在钱庄里，归自己用。当然，我不够向你借，你不够向我借，还是好商量的。”
王培利考虑了一下，同意了。带来一万银子，还剩下九千五，提出四千五作为“公款”，开户用图章。剩下五千，各分两千五，自行处置。
这一谈妥当了，彼此都有以逸待劳之感，所以当天晚上跟孙四杯酒言欢时，王培利从容还价，而孙四是中间人的地位，只很客气地表示，尽力跟房主去交涉，能把房价压得越低越好。在这样的气氛之下，当然谈得十分投机，尽欢而散。
等孙四告辞，王培利回了客栈，朱家驹将他与王培利的协议，向干爹干妈和盘托出。
朱宝如有了这个底子，便私下去进行他的事，托辞公事派遣到苏州，实际上是到上海走了一趟，打着胡雪岩招牌，见到了严进士，谈到了典房的事，严进士一口应承，写了一封信，让他回杭州跟他的一个侄子来谈细节。
一去一回，花了半个月的工夫，朱家驹与王培利买刘家房子的事，亦已谈妥，三千四百两银子，先付零数，作为定洋，余下三千，在阜康钱庄立个折子，户名叫“朱培记”，现刻一颗图章，由王培利收执，存折交朱家驹保管。草约亦已拟好，三个月之内交屋，逾期一天，罚银子十两，如果超过一个月，合约取消，另加倍退还定洋。
“干爹，”朱家驹说，“只等你回来立契约。对方催得很急，是不是明天就办好了它？”
“不忙，不忙！契约要好好看，立契也要挑好日子。”
事实上，是三套连环计要第二套了，朱宝如刚刚回来，需要好好布置一番。
这样拖延了四天，终于在一个宜于立契置产的黄道吉日，订了契约，王培利亦已决定搬至朱家来住。哪知就在将要移居的第一天，王培利为团练局的巡防队所捕，抓到队上一问，王培利供出朱家驹与朱宝如，结果这义父子二人亦双双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