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晚上，珀尔和米娅吃晚餐时，门铃响了，紧接着传来焦急的敲门声。米娅跑过去开门，珀尔听到一阵低沉的抽泣声，然后她母亲走进厨房，身后跟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正在抹眼泪。
“我跑到她家去敲门，敲了很久，”贝比说，“又按门铃，他们不开门，我就接着敲，我看见那个女人就在家里，她躲在窗帘后面看我是不是走了。”
米娅领她去椅子上坐下——她自己的椅子，椅子前方的餐桌上还摆着吃了一半的面条。“珀尔，去给贝比倒杯水，或者来点茶。”她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抓过贝比的手，“你不应该贸然到他们家去，你又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让你进去。”
“我先给她打电话了！”贝比用手背擦了擦脸，米娅从桌上拿了一块餐巾，塞给贝比。所谓的“餐巾”，其实是从旧货商店买来的一块花朵图案的老式手帕。“接到你的电话之后，我在电话簿里查到他们的号码，打了过去，无人接听，答录机让我留言，我能说什么？我只能不停地打电话，试了一上午，下午两点时，电话终于打通了，她接的。”
对面的柜台旁，珀尔把水壶放在炉子上，打开燃气灶。她以前没见过贝比，米娅仅仅对女儿提到过贝比一两次，并没有说她多么漂亮——大眼睛、高颧骨，扎成马尾的浓密黑发——多么年轻，珀尔觉得她最多只有二十五岁，肯定比她母亲年轻。可贝比的言谈却有些像个没长大的小孩，坐姿也非常不自在，似乎不知道手脚该往哪里放，眼睛无助地望着米娅，仿佛米娅是她的母亲，这让珀尔感觉贝比似乎也是个十来岁的青少年。珀尔没有意识到的是，在米娅的同龄人之中，她母亲本就属于更为成熟、聪明和阅历丰富的那一类。
“我告诉她我是谁，”贝比说，“我问：‘你是琳达·麦卡洛吗？’她说：‘是的。’我说：‘我叫贝比·周，我是美玲的母亲。’她马上就把电话挂了。”米娅摇摇头。
“我又给她打过去，她接起来又挂断。我再给她打，这次听到的是忙音。”贝比拿餐巾纸擦擦鼻子，把纸巾揉成纸团，“所以我就亲自去了一趟。公交车需要换乘，我只好问司机在哪里换车，下车后又走了一英里才到他们家。那些大房子——人人都开车，没人愿意搭公交上班。我按了前门门铃，没人应门，我发现她躲在楼上往下看，我一遍一遍地按门铃，大声朝她喊：‘麦卡洛太太，是我，贝比，我只想和你谈谈。’她拉上了窗帘，但仍然躲在后面等着我离开，好像我会把我的孩子放在那里不管似的。”
“我继续敲门、按门铃，反正她早晚都得出来，这样我就能和她谈谈。”她瞥了米娅一眼，“我只想再见到我的孩子，我觉得和他们谈过之后，麦卡洛家的人会理解我的，可她就是不肯出来。”
贝比沉默了很久，低头看着自己的手。珀尔注意到那双手红肿粗糙，连手掌侧面也肿了起来，她一定是砸了很久的门，这让珀尔体会到了贝比的痛苦和麦卡洛太太躲在房子里时的恐惧。
贝比说，后来，一辆雷克萨斯开到麦卡洛家门口，后面跟着辆警车，麦卡洛先生从雷克萨斯上下来，告诉贝比立刻离开，两名警官像保镖一样站在他的身侧。贝比试图告诉他们，她只是来看看孩子的，但不管是争辩、威胁、发怒甚至乞求都无济于事，麦卡洛先生只重复着一句话——“你没有权利来这里，你没有权利来这里”——最后，一名警官架着她的胳膊，把她拖走了。走吧，他们说，否则他们就把她带到派出所，以非法侵入罪拘留。警察把她拖走时，她清楚地听到了自己的孩子在大门紧闭的房子里哭叫的声音。
“噢，贝比。”米娅说。珀尔分辨不出母亲的语气是失望还是为贝比骄傲。
“我还能怎么办？我只好一路走到这里，走了四十五分钟。除了你，我还能请谁帮忙？”她怒视着珀尔和米娅，仿佛她们会反驳她似的，“我是她母亲。”
“他们知道，”米娅说，“他们很清楚，否则不会这么对待你。”她把茶杯推到贝比面前，杯里的茶水已经变温了。
“我现在该怎么办？要是我再去他们家，他们会报警逮捕我的。”
“你可以找个律师。”珀尔建议道，贝比温柔又怜悯地瞥了她一眼。
“我哪来的钱找律师？”她问，说着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衣服——简单的黑裤子和单薄的白衬衣——珀尔恍然大悟：这是她的工作服，她没换衣服就离开餐馆找孩子去了。“我的银行户头只有六百一十一美元，你觉得这些钱能请到律师吗？”
“好吧。”米娅说，她把珀尔没吃完的饭菜——盘子里的油脂已经凝结成了白色的小块——推到一边，从莱克西提到麦卡洛家收养的婴儿开始，她一直在思考：假如她是贝比，应该怎么做。“听着，你想投入这场战斗吗？按我说的做。”
周二下午，假如理查德森家的孩子们在观看《杰瑞·斯普林格秀》的时候注意到了插播的广告片，可能会发现晚间新闻预告中出现了麦卡洛家的房子的照片，进而将此事告知他们的母亲——理查德森太太正在加班撰写一篇关于学校招生的报道，没时间回家看新闻或者警告麦卡洛太太。
然而，观看《斯普林格秀》时，莱克西和崔普兴奋地争论起哪位嘉宾——变装皇后还是他怒气冲天的前妻——的发型最好看，没人注意到插播的广告。珀尔和穆迪茫然地旁观着这场突如其来的辩论，甚至都没去看屏幕。伊奇则待在米娅家的暗房里看她洗照片。因此，没人看到晚间新闻预告和当晚的新闻。麦卡洛太太本人也没有收看新闻的习惯，所以，周三上午，当她抱着米拉贝尔去开门，本以为是妹妹寄的包裹送到了，却发现门口站着的是手拿麦克风的芭芭拉·皮尔斯——第九频道的本地新闻调查记者时，内心是惊慌失措的。
“麦卡洛太太！”芭芭拉欢快地叫道，好像只是在派对上偶遇到她一样。芭芭拉身后站着个牛高马大的摄影师，麦卡洛太太被闪光灯晃得眼睛有点儿花，米拉贝尔直接哭了起来。“我们知道你打算收养一个小女孩，你知道她母亲决心夺回监护权吗？”
麦卡洛太太用力关上门，可电视台的人已经达到了此行的目的，虽然拍到的视频只有两秒半，但信息量足够：保养得体的白人女子站在她位于西克尔富人区的豪宅门口，神情既愤怒又害怕，紧紧抱着一个放声大哭的亚裔婴儿。
麦卡洛太太忧心忡忡地看了看表，她丈夫应该正在开车，在去市中心上班的路上，至少再过三十五分钟才能抵达公司。她先后给几位朋友打了电话，但没有一位看过前一晚的新闻，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无法给出实际的建议，只能提供精神上的支持。“别担心，”每个人都这样安慰她，“没关系的，芭芭拉·皮尔斯就喜欢无事生非。”
与此同时，来到公司（雷伯恩财务咨询所）后，麦卡洛先生搭电梯来到七楼的办公室，刚刚脱下大衣的一只袖子，泰德·雷伯恩就出现在了门口。
“听着，马克，”泰德说，“不知道你看没看昨晚的新闻，第三频道，但有件事你必须知道。”他关上身后的门，麦卡洛先生凝神静听，依旧抓着大衣的袖子，好像那是一条毛巾。泰德·雷伯恩用他接待客户时的凝重语气描述了昨晚的新闻。镜头拍摄了麦卡洛家的外景，虽然房子掩映在夜色之中，但因为经常去麦卡洛家参加鸡尾酒会和烤肉派对，他一眼就认了出来，新闻的论题是：收养固然能给无家可归的孩子一个新家，可假如这个孩子已经有家了呢？记者采访了孩子的生母——好像叫贝什么，泰德不记得她的全名了，生母在镜头前恳求麦卡洛家把孩子还给她。“我犯了错，”她说，吐字发音小心翼翼，“现在我找到了好工作，生活也安定下来，我想要回我的孩子，麦卡洛家的人没有权利收养这个孩子，因为她的母亲还要她。孩子属于她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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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德·雷伯恩话音刚落，办公桌上的电话就响了。麦卡洛先生看了看来电号码，发现是妻子打来的，他大概猜到了发生了什么，考虑片刻后，他拿起听筒。
“我马上回家。”他挂了电话，拿起钥匙。
米娅家里没有电视，所以她也没看晚间新闻，但周二下午的新闻预告播出前，贝比来到米娅家，对她讲了采访的情况。贝比仍然穿着黑裤子和白衬衫，袖口上那块洗不掉的酱油渍已经褪色，米娅意识到她又是直接从餐馆过来的。“他们认为这是个好故事，”贝比说，“他们和我谈了将近一个小时，问了很多问题。”
她的叙述被楼梯上传来的脚步声打断，是刚刚放学的伊奇，两个陌生人见面，彼此都愣了一下。“我该走了，”贝比说，“公交车快来了。”出门时，她凑到米娅耳旁小声说：“他们说，观众们都支持我。”
“那是谁？”贝比走后，伊奇问。
“一个朋友，”米娅回答，“我同事。”
事实证明，第三频道的制作人拥有出色的新闻直觉，采访片段刚在预告片中播出，关心此事的观众来电就如潮水般汹涌而至，引发了电视台高层的兴趣，第九频道立刻派出芭芭拉·皮尔斯次日一早开启后续的采访。
“芭芭拉·皮尔斯，”周三晚上，琳达·麦卡洛告诉理查德森太太，“那个穿细高跟、梳多莉·帕顿发型的芭芭拉·皮尔斯，今天出现在我家门口，把话筒戳到了我的脸上。”两个女人刚刚看过了芭芭拉·皮尔斯的采访视频，正各自坐在自家的电视机前，握着无绳电话的听筒讲电话——理查德森太太恍然觉得自己和琳达都回到了十四岁：两人说说笑笑，一边看《绿色的田野》，一边打电话讨论剧情。
“芭芭拉·皮尔斯总是这样，”理查德森太太说，“大惊小怪是她的特色，她就是个带着摄影师保镖的恶霸。”
“律师说，我们绝对占理。”麦卡洛太太说，“他说，一旦抛弃孩子，她就相当于把孩子的监护权给了州政府，州政府又把它给了我们，所以她的牢骚应该对州政府发，不应该冲我们来。他说，领养手续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八十，再过一两个月，米拉贝尔就永远属于我们了，那时这个女人更没有权利要孩子了。”
他们已经尝试了这么久，她和她的丈夫，只想要个孩子。虽然婚后不久就怀了孕，但几周后琳达就开始流血，还没咨询医生，她就知道孩子保不住了。“这很常见，”医生向她保证，“百分之五十的妊娠过程会在最初几周时终止。大部分女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怀过孕。”然而接下来她又先后在怀孕三个月、四个月和五个月的时候流产，她痛苦地发现，自己腹中的小生命就像脆弱的小火苗，燃起之后，总是逃脱不了熄灭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