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华在灯塔社度过了兴高采烈的一天，甚至于他去年创办五一社的时候都没有见过。这蛤蟆滩是全县最贫穷的庄稼人聚居的地方，这里的贫雇农群众盼“走社会”的心情迫切，真使他感动。他很想在灯塔社多停两天，可惜时间不允许。王渡区的前进社、九寨区的光明社和三官庙区的红旗社，最近都成立了。他们都要他给安排汇报的时间。他亲自抓重点五一社；工作组回县以前，他还要去大王村一趟，和已经有一年办社经验的社干部共同研究解决几个具体问题。当然，创办农业社的工作务必在春节前完成。春节的假期一过，就该筹备召集新的年度全县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了。他仔细一想，可不是呢，竟连一天也不能在这里多停留。那么，就用最后这个晚上的时间，同工作组的全体同志谈一谈吧。陶书记的爱人单独悄悄告诉他，灯塔社在兴奋热烈的气氛中，还是有些令人不安的预兆在暗中蠕动。这样他更加需要听听大伙的意见了。
“还像昨天那样，大伙都到下堡乡政府去谈吧，免得灯塔社的群众听见传开去。好不好？”王亚梅有点神秘地问。
“好。”杨国华同意，虽然他并不觉得会有什么严重问题。
庄稼人晚饭以后，夜幕早已经降临到蛤蟆滩稻地的草棚院了。梁生宝和他的二位热情的老人，在草棚院送“县书记”出街门。直至杨国华肯定地答应不久以后就来，梁三老汉的两只手才放脱他的一只手。他同魏奋和王亚梅走向汤河对岸烧炕的柴烟弥漫的下堡村。梁生宝则独自一个人走雪地里的小路向南去了。他要告诉另外两个工作组的同志牛刚和韩培生，叫他们随后就去。
手电光照着路，三个县干部顺利地走过冰雪覆盖的汤河滩，来到下堡村当中那个大庙院的乡政府。他们受到卢支书、樊乡长和小文书的热情接待。三个基层干部慷慨地往火盆里加满了他们平素节约下的木炭，端到院里，用折叠的报纸煽旺了火，又端进屋里来，放在砖铺的脚地当中招待贵客。然后，三个主人都来告别，急急忙忙到各村参加什么会去了。
把狐皮领棉大衣脱下放在卢支书的床上，杨国华拉了一把椅子，坐在火盆旁边。魏奋和王亚梅在支书的办公桌两边，对着玻璃罩石油灯，翻看由于下雪晚来一天的报纸。县委副书记一看手表，嘿！已经晚上八点钟了。
“烤火！烤火！”杨国华抓紧时间说，“报纸你们明早在学习的时间去看吧。”
说是烤火，他其实就是要谈话。一整天，杨国华注意看魏奋的神情，始终不自然。这个戴近视眼镜的学生模样的干部同他说话的时候，脸总是红的；而他侧面看见的时候，确实有点灰，好像丢了什么东西，一直没找见。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又爱面子，竟表现得这样患得患失啊！杨国华一直想同魏奋单独谈谈，叫他不要这么没出息，但一直没有适当的场合和时间。现在，牛刚和韩培生还没来，他就抓紧空隙，尽管有王亚梅在场，他只好谈了。
“魏奋同志！”杨国华两脚踩着火盆的木架子两角，用火筷子拨弄着炭火，亲切地问道，“你今年二十几岁？”
“二十五。”魏奋说，胆怯地在火盆对面板凳上坐下来。
“参加革命几年了？”杨国华又问。
“四九年刚解放参加的。”
“你在基层工作了几年？”
“杨书记，你知道吧……”魏奋开始有点奇怪地说，“我没在基层工作过嘛。渭原县干训班毕业以后，就留在干训班工作。干训班结束以后，分配在县政府建设科。去年调到县委农村工作部。……”
王亚梅忍不住笑，手里拿着卷起的报纸，推了一下组长穿棉袄的肩膀，叫他不要说了。“杨书记四九年第一批到咱县的，还不知道你这几年的经历吗？”
陶宽同志的这位挺精明的爱人，同魏奋一条板凳上坐下来，说：
“杨书记，你要谈什么，就直说吧！”
杨国华笑了笑，手里拿着火筷子说：
“我就是想拿事实说明：魏奋同志很聪明，自从参加革命，一直受到重用。是不是这样？”
自己做错了事，还说什么呢？魏奋两只手掌在穿棉裤的膝盖上边，互相搓着、搓着，显得很局促。王亚梅说：
“是的，是的。老魏虽然调到农村工作部，实际就是咱县委的笔杆子。他这回下来当组长，完全是没精神准备的。他原来留在县上听各区的电话汇报，给地委写统购粮食的工作报告。因为县上的干部都下完了，灯塔社又要上马，最后把他也挤下来了。杨书记，听说是你叫挤的嘛……”
“是哩，”杨国华笑着承认，实际他全知道。他说：“这样做没错。创办一个农业社，主要看本身的条件，工作组强弱固然有影响，但不是根本问题。搞社会主义革命，现在谁是内行？这是个新工作，应该说，我们大家都在向群众学习哩。”
“对！对！”王亚梅非常同意，“尽管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灯塔社肯定是能办好的。你看今天那个热烈情景嘛。筒直难以想象！”
“也不能笼统地说你们工作没做好。”杨国华实事求是地说明。“魏奋同志，你的错误，是有客观原因的。我们党有个老规程：只要不是故意捣鬼，错了也是好同志。接受教训嘛，在实践里头提高嘛。比你魏奋聪明的人，没实践经验也不行呀！你这回体会到在现场具体指导，比你在县上坐办公室看材料写报告，要难办得多吧？体会到了？这就是大进步嘛。一个革命者首先要迈出去这一步。就是说，要会干革命，不光会写、会说革命。有些同志硬是几十年都迈不出这一步……”
杨国华看见眼睛特别灵活的王亚梅，听了最后这句话，注意地盯了他一眼。这样，他就不发挥这个意思了，免得她回到县上同爱人说，似乎副书记在下边同干部谈话中影射书记不深入实际。杨国华不愿意造成背后说人的印象。他转而谈魏奋的具体错误，就是对梁生宝和郭振山两个人看法的问题。
强调实际工作的复杂性，强调不过早地给任何同志做结论，这是杨国华对待干部问题一贯坚持的精神。他曾经亲眼见过有些领导人只凭一时的印象和需要，重用花言巧语而言行不一的干部，令人寒心地不信任不露锋芒而对党忠心耿耿的同志，给革命造成多少损失。杨国华想：做领导人多年的人还办这种蠢事，何况魏奋一个年轻人，头一回领导工作组创办农业社呢？所以，他原谅魏奋不信任梁生宝而重视了郭振山。这是合乎情理的，一点也不奇怪，更不愚蠢。
“你的主要问题不在看法是不是准确。”杨国华进一步帮助同志，“你的主要问题是你不懂得尊重党的组织。你不要大惊小怪，听我细说嘛。你是县委派来的工作组长，你可以有自己的见解。但是你要先向下堡乡党支部和黄堡区委谈你的看法，他们对蛤蟆滩的人事有历史的和全面的了解。你很谦虚地向他们汇报，他们也许能改变你的看法。你也可以不同意他们，因为不能保证他们没有宗派主义和片面性。那时，你再找县委书记，坚持真理，把问题彻底搞清楚。可惜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你越过了两级组织，直接找县委书记，目的是想推翻黄堡区委的决议。你知道吗，创办灯塔社，决定梁生宝当社主任，这都是黄堡区委表决通过的决议。这个决议可不可以推翻呢？也可以推翻。或者是经过黄堡区委重新讨论，撤销这个决议，或者是渭原县委讨论通过一个决议，认为黄堡区委原来的决议是错误的，就是说：蛤蟆滩不存在创办农业社的条件。可是你呢？你以为陶书记，或者我杨国华，个人决定，就可以推翻黄堡区委的决议。魏奋同志，任何党员都得按党章办事。领导人违反党章，独断专权，在党内实行家长制，不光犯错误，还要把我们党的风气弄坏！你想到这一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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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华谈这个严肃的问题，故意使语气和表情都很温和。他甚至于含着笑谈着。
但是王亚梅深为震动地惊叹起来了。“啊啊！怪不到昨天下午黄堡区上来人通知老魏，叫他昨晚上去开会，说法和平常不一样……”
“区上是怎么通知的？”杨国华笑问。
“他们说叫老魏去向黄堡区委和下堡乡党支部汇报工作；说杨书记也来听汇报哪……好像，好像……”
“好像怎么样呢？”
“好像有点不顺耳。要是平常，一定是通知老魏向杨书记汇报工作，黄堡区委和下堡乡党支部也来人听汇报。”
“是我叫县委办公室打电话给黄堡区委那么说的。”杨国华问，“这个说法对不对呢？”
王亚梅感慨地说：“按杨书记刚才那样分析，当然是向当地党组织汇报对啦。可是，杨书记，一般的眼睛都是只看见上级领导人，不习惯尊重当地党组织。像你这样做工作，我们还没见过。所以工作组同志昨天下午都说要打一场官司了。老魏自己说，他这回可能犯下大错误。可是他不是有意的，杨书记。”
杨国华看看魏奋。小伙子虽然脸还红着，但那近视镜片后面羞怯的眼神消失了。由于杨国华谈话时表现出对他谅解和关怀，尽管问题严重，魏奋的眼神里还是出现了一种新的表情——对批评他的人感激。
“党性！党性！”魏奋感慨不尽地连声说，“杨书记！你这回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我今辈子也忘不了的。我以前总是以为听党的领导人话就是有党性。”
“不管领导人对不对吗？”
“我以为领导人总是对的。”
“那么你写东西，领导人叫怎么写，你就怎么写，没一点自己的思想吗？”
魏奋很不好意思。但他迟疑了片刻，还是鼓足了勇气：“差不多是这样，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