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是狄更斯晚年的力作，它的内容涉及既广，蕴蓄又深。笼统说来，狄更斯是以写法国大革命来反映社会尖锐的阶级对立中各式各样的人和所表现出来的人性。狄更斯像与他同时代的许多所谓资产阶级激进派一样，看到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社会的症结，但他们的中产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们仅仅提倡积极的社会改良，而不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和革命。面对三四十年代三起三落的宪章运动和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风起云涌的欧洲大陆各国革命运动，他们忧心忡忡，纷纷以自己的著述（政论的、历史的、文学艺术的）揭露和抨击种种社会弊端，旨在提醒人们，不要被歌舞升平的表面现象迷惑，应该正视现实，积极从事改革；如果听任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会奋起以更加残酷的暴力对加诸他们的剥削、压迫和苦难施行报复。卡莱尔和狄更斯在《法兰西革命》和《双城记》中则又添加了这样一句：看，法国大革命就是前车之鉴！
《双城记》实际上是狄更斯继《巴纳比·鲁吉》之后以历史小说的形式发表的又一部讽喻诗。无疑这是政治色彩很浓的书，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领域，也比他的其他小说更深更广。这部书也常遭批评家的贬斥和否定。有的说它歪曲历史，丑化贵族统治者；有的说它从另一方面歪曲历史，丑化革命群众；有的说它是庸俗的政治宣传文字；还有的认为它陈旧过时。面对鲜明突出的政治性思想内容，批评家各持一端，自然会出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盖皆人人政治立场各异，永远难得求同。
其实《双城记》绝非歪曲历史的作品。它虽然也像狄更斯的其他作品一样，人物多属虚构，篇幅大多被这些虚构人物在日常和平生活中的家居谋生、爱情婚姻、交友往来占据，但社会政治生活是其主要内容；即使寻常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命运，也不同寻常地与社会政治生活紧密交织。狄更斯着重写了三组矛盾：一组通过马奈特大夫在革命前和革命中的遭遇来表现；一组通过德发日太太父兄姐姐一家人的遭遇和她的复仇来表现；一组通过加斯帕孩子遭埃弗瑞蒙德杀害以及他的复仇死难来表现。这些故事从多种角度，形象地反映了十七世纪法国贵族统治阶级对第三等级的平民大众经济上、政治上、人身上、精神上的摧残。这些事实有史记载，并非狄更斯凭空杜撰；诸如断送马奈特大夫前半生的那一纸御赐空白捕票，就是无法抹煞的物证。狄更斯刻画的埃弗瑞蒙德侯爵集文明与野蛮，温雅与凶残于一身的典型。为了以其文明高雅掩盖其野蛮凶残，他必然要随时装假，所以此人言谈虚伪，举止做作。这个人物首次出场，狄更斯在描述其外貌时，就曾点出他的脸好似一副面具，这正是作家的暗示。在涉及其他贵族的场合，狄更斯也从未忽略他们的高贵气派和良好教养。即使在肮脏凄惨的牢狱中，在押赴刑场的前夕，他们仍然从容镇定，不失风度。狄更斯不论是表现他们的野蛮凶残，还是表现他们的文明温雅，都并未有违历史与生活的真实，也未简单地作漫画化处理。
小说中与上层贵族统治阶级直接对立的，是巴黎近郊圣安东区的居民和埃弗瑞蒙德侯爵府邸周围的农民。这两组下层社会的贫穷、饥饿、肮脏、愚昧，足以概括当时法国社会第三等级最底层大众的处境。《双城记》以相当章节，反复交待革命爆发的种种背景和条件，直接叙述了城乡劳动者在革命前默默无声的酝酿，跃跃欲试的反抗；详尽描绘了革命爆发时攻占巴士底狱和烧毁乡间府邸这两桩富有代表意义的事件，无疑是对这场革命首先作了肯定。
关于这场大革命的直接描写，实际上是到小说最后的三分之一处才正式开始，主要包括书中第二卷最后两章和第三卷的部分章节。城市暴动，首先从圣安东区掀起，狄更斯通篇将其比作海水，人的海洋，人声的波涛，像海水冲击堤岸，砰訇大作；乡镇暴动，狄更斯着重描写了火，府邸着起了火，万家点燃了灯火，星星之火，顷刻燎原。这两层描写，用意颇深，旨在说明——革命的激情达到顶峰，会泛滥成灾，不可收拾。于是，从德发日太太在市政厅前手刃老弗隆开始，场院内磨刀石霍霍飞转，革命法庭将无辜者判处死刑，大街上囚车隆隆前进，刑场上断头机吉洛汀嚓嚓操作。这一切是那样地阴森可怖，野蛮凶残！但是，狄更斯在他的作者自序中却明确声言，这些情况，“都是在对最可信赖的目击者确信无疑的情况下如实引述的”；而且，随便翻开一部记述这场大革命的史书，我们也可以为狄更斯的描述找到根据。就连在西德尼·卡屯之前处死的二十二人这个数目，都与雅各宾专政时期处死吉伦特派国民公会委员的人数恰相吻合，根据小说中描述的他们在绑赴刑场时一路上的不同表现，甚至可以查对记载，隐约辨认他们的真名实姓。小说中的那些描绘，在法国大革命那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雅各宾专政实行革命恐怖的时期，都确有其事。当然，狄更斯并非史家，他创作《双城记》更非撰写史书，在这部小说中，他没有全面交待革命的来龙去脉和全部进程，甚至没有提到革命阵营方面任何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他不过是通过艺术的概括，反映了革命的一些方面，表述了它最主要的是非功过。
法国大革命是一桩复杂的历史现象，事先曾经过长期酝酿，其间又经过各种曲折，矛盾纠葛错综复杂，代表各个社会阶层利益的各党各派政治势力纷纷表演，活跃异常。对待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群众，即使是对德发日先生和太太这一对志同道合、唱和相随的恩爱夫妇，狄更斯也并未一视同仁。德发日先生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是当时巴黎圣安东区一家酒铺的老板，仆役出身。在革命前的秘密酝酿阶段，他的酒铺是革命团体秘密联络的据点；革命发生后，这里又成了号召和组织群众的小小指挥部。他襟怀开阔、仁爱宽厚、沉着坚定、智勇双全，是狄更斯人物百科中较出色的群众首领形象。无论是革命前还是革命中，他的言论行为都合于分寸，不悖情理；他所坚持的革命原则性也并未使他的人性泯灭。特别是在对待革命过激行为上，他渐渐有所疑惑，与他太太之间开始产生分歧。在群众情绪渐趋白热化的时候，他虽然也偕同太太充当了夏尔·达奈的原告，将他再次投入监狱并判处了死刑，但是对于太太欲将马奈特大夫一家斩尽杀绝的密谋，他并未染指，而深解自己丈夫的德发日太太，也故意将他摒除在外。
狄更斯在他的小说中，塑造过各种身份、年龄和性格的女性形象，而给人印象最深的却往往不是他所置于女主人公地位的那些贞淑慧美的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而是各种类型的下层社会妇女。德发日太太就是法国大革命非常时期应运而生的一个不同凡响的下层社会女性形象，在狄更斯的女性画廊中，几乎也是独一无二的。作家对她的外貌、言行、性格和心理特征，用笔都很精细。尽管作者和读者并不一定对这样的人物产生好感，但这一形象无疑具有比露茜·马奈特多得多的艺术魅力。狄更斯在她的末日对她那富于哲理的概括，更能发人深省。狄更斯通过她反映了那样一种非人的人性，体现了残酷的复仇和暴力；通过她的结局更加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反对暴力的人道主义思想——这就是这部作品的第二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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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发日夫妇周围，狄更斯还安置了他们的一些副将：几名雅克、复仇女、在革命中改行锯木的小个子修路工，虽然笔墨不多，但各有各的面貌、体态和行为特征，代表着更细分类之中的某一种属，几乎无一多余。从表面看，他们都粗俗鄙陋、褴褛肮脏、缺乏教养，但他们复仇时不怕牺牲（加斯帕），他们对革命事业忠贞执著（几位雅克和复仇女），就文学形象说，他们既与狄更斯惯于刻画的那些恶人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又与《巴纳比·鲁吉》中那些心智不健全、充满贪婪兽欲的反叛者不同。他们并不唤起人们的恶感；在和平生活中，他们令人怜悯；在革命中，他们令人畏惧。他们的粗俗鄙陋、褴褛肮脏和缺乏教养正像狄更斯放在背景上以粗线条涂抹的那些轮廓模糊的群众一样，是封建压迫剥削的结果。不论是在这些人还是在德发日太太身上，我们都可以明显地看出，不理想的社会环境是怎样令人痛心地扭曲了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