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格兰古瓦!即使圣约翰教堂所有的特大爆竹一齐爆炸，即使二十张连弓弩一齐发射，即使毕利炮台那赫赫有名的蛇形炮(巴黎围城时期，一四六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星期日，它一家伙轰死了七名布尔戈尼人)轰击，即使圣殿门那里库存的全部弹药一齐爆炸，也比不上门官说出这几个字“红衣主教大人驾到”，在此庄严而激动人心的时刻，更炸聋他的耳朵。
)，富于理性精神，信奉开明哲学，然而也恪守七德(84)。这一类可贵的哲学家从未中断过。对于他们，智慧好比又一阿里安娜(85)，给了他们一个线团，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他们展开、滚动这个线团，穿过人事变幻的迷宫。每个时代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人，他们始终没有变化，也就是说，始终适应各个时代。如果我们能够恢复他应得的荣誉，彼埃尔·格兰古瓦倒真是这类哲学家在十五世纪的代表。姑且不考虑格兰古瓦吧，也应该说，是这类哲学家的精神指导着杜·勃勒伊神父，使他在十六世纪写出这样率真卓越的词句，值得一切时代永志不忘：“从籍贯上说，我是巴黎人；从言论上说，我是自由派，因为parrhisia在希腊文里的意思是言论自由：(86)我甚至对孔迪亲王殿下(87)的叔叔和弟弟那两位红衣主教大人也运用言论自由，不过非常尊重他们的尊严，也从不开罪他们随从人员中的任何人，尽管随从人员多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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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红衣主教驾到给彼埃尔·格兰古瓦产生的不愉快感觉，其中并不包含对大人的仇恨或藐视他的大驾。恰恰相反，咱们这位诗人是太懂人情世故，长罩衫也太破了，是不会不特别重视把自己创作的戏剧开场诗中丰富的寓意——尤其是把其中对于法兰西之狮的长子的赞颂，奉献给万分尊贵的大人听闻的。然而，凡是诗人，崇高胸怀中占支配地位的向来不是私利。假设诗人实体以十表示，那么肯定无疑，化学家分析起来，如拉伯雷所说，加以剂量测定的话，就会发现其中私利只占一份，自尊心倒要占到九份。却说，在门打开让红衣主教进来的那工夫儿，格兰古瓦的那九份自尊心，被民众的赞赏的那股风一吹，硬是膨胀起来，肿胀起来，达到了惊人庞大的程度，刚才我们从诗人气质构造中识别出来的那微量不可觉察的一丁点儿私利，也就好似受到窒息，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尽管私利是可贵的成分，是一种由现实性和人情味构成的压舱物，把诗人紧紧拽住，免得他们双脚不沾地，不知飞到哪儿去了。本来，格兰古瓦正在自得其乐，因为他感受到，眼见着，也可以说是触摸到全体观众——虽然都是贫贱小民，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倾听他那婚礼赞歌，无不目瞪口呆，张口结舌，简直就是如醉如痴。我要肯定指出，他自己也在分享全场的陶醉气氛；如果说，拉封丹看见自己的喜剧《佛罗伦萨人》上演，问道：“这些歪诗是哪个混蛋作的呀?”那么相反，格兰古瓦会欣然询问左右的观众：“这部杰作的作者是谁呢?”现在，我们可想而知，红衣主教突然大煞风景的来临对他造成了怎样的效果。
他最为担心的事情偏偏发生了，极其真实地发生了。大人一进场，全场就沸腾起来。一个个的脑袋都转向那座看台。再也听不见其他了，只听得一个个的嘴巴重复又重复：“红衣主教!红衣主教!”倒霉的开场诗再次戛然中断。
红衣主教在看台门限上停留了片刻。当他那相当冷漠的目光扫视全场的时候，喧哗声更加猛烈。人人都争着把他看个清楚明白，个个竞相伸长脖子超出身旁的人。
他确实是个卓越的大人物，看他比看任何别的喜剧都值得。他，查理，波旁的红衣主教，里昂的大主教，里昂伯爵，高卢的首席主教，他的弟弟彼埃尔——博惹的领主，娶了长公主，因而他与路易十一是姻亲，他的母亲是布尔戈尼的安妮丝郡主，因而他与卤莽汉查理(88)也是姻亲。然而，高卢首席主教的首要特点，与众不同的特性，还在于他那天然朝臣的品德和对权势的忠心耿耿。可以想见，他那双重姻亲关系给他带来过数不清的麻烦，他那灵魂小舟不得不穿行于无数尘世暗礁之间，才没有撞碎在路易和查理两位的宝座之下，而这两座夏里德和席拉(89)似的礁石曾经使得内穆公爵和圣波耳提督(90)粉身碎骨。上天保佑，他终于相当顺利地在航行中得以苟全，平安抵达了罗马(91)。然而，虽然他平安抵港，也正是因为他安全抵港，他回顾政治生涯那样饱受惊骇，历尽艰辛，朝不保夕，危如累卵，未免心有余悸。因此，他习惯于声称：一四七六年对于他来说，“既是黑暗的，又是光明的”，这个意思就是：那一年他丧失了母亲波旁奈公爵夫人和表兄布尔戈尼公爵(92)，而后者的丧失使他在母丧之余倒也颇觉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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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是由于他这样理所当然深孚民望，他进场来，群众并没有轰他嘘他，虽然他们刚才还是那样不满，即使在预定选举另一位教皇(94)的这个日子，他们也并不想尊敬什么红衣主教。好在，巴黎人一向不记仇，况且，既然已经专断擅行，迫使演出开始，好市民们就已经灭了红衣主教的威风，也就心满意足了。此外，红衣主教大人人长得漂亮，还穿了一件美丽的大红袍，穿得颇见精神，也就是说，他得到了全体妇女的拥护，因而群众中较好的一半(95)是站在他那一边的。一位红衣主教人长得好，大红袍又穿得好，因为耽误了咱们看戏，就去嘘他，当然很不公道，未免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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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此赤裸裸地揭发出这些细节，只是为了读者们的身心健康，其实在当时，全场一片嗡嗡声，盖过了他们的喊叫，专用看台上还没有来得及听见就已经被淹没了。何况，红衣主教即使听见也不会介意，因为今天胡闹一下本是习俗。而且，他的烦心事本来已经够多的了，一脸心事重重的模样：是另一件烦心事在紧迫着他，差不多跟他同时进入了看台。那就是弗兰德尔御使团。
倒不是他颇有政治见地，操心他表妹布尔戈尼的玛格丽特公主和他表弟维也纳的储君查理殿下的婚事会有严重的后果。奥地利大公与法国国王这样拼凑而成的亲善关系能够维持多久，英国国王会怎样看待自己的女儿被人小看，这些他都不着急，照旧每晚痛饮夏约皇家葡萄园的佳酿，丝毫没有料到：就是这种酒(当然经过医生库瓦迪埃稍加查验并改变成分)，路易十一日后会热诚地赠送几瓶给爱德华四世，忽然某天早晨就替路易十一剪除了爱德华四世(98)。“奥地利大公的万分可敬的使团”并没有把这类烦心事带给红衣主教，而是从另一方面使他心烦意乱：我们在本书第一页(99)已经稍稍提到，他——波旁的查理，却不得不欢宴并热情款待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小市民；他——红衣主教，款待这些乡村小吏；他——法兰西人，快活的席上客，款待这些弗兰德尔人，喝啤酒的家伙；而且要在大庭广众之间!当然，这是他为了讨好王上而只好龇牙咧嘴苦笑兜着的最乏味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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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门官以响亮的声音通报：“奥地利大公御使先生们驾到!”他转过脸去看着门，作出世上最优美的姿态(因为他素有研究)。不用说，全场观众也转过脸去瞅着。
于是，两两步入，其庄严同波旁的查理的那些教士随从的殷勤巴结恰成对比，来到了奥地利的马克西米连(100)的四十八名使节，为首的是上帝的十分可敬的仆人、圣伯廷寺院的住持、金羊毛学院的学监约翰，和根特的最高典吏果瓦的雅各·多比君。大厅里顿时寂静无声。不时有人窃笑，因为听见了那些稀奇古怪的姓名和种种小市民的头衔：这些人士一个个都那么不动声色地通名报姓，自报头衔，再由门官乱七八糟大声喝叫出来，群众再一传告更搞得一塌糊涂。他们是：卢文市的判事洛瓦·娄洛夫先生，布鲁塞尔市的判事克莱·埃杜德先生，弗兰德尔的议长保罗·德·巴欧斯特先生，即，瓦米塞耳先生，安特卫普市的市长约翰·科甘斯先生，根特市法院的首席判事乔治·德·拉莫尔先生，该城的检查院的首席判事盖多夫·文·德·哈格先生，以及比贝克的领主先生，还有约翰·平科克，还有约翰·狄马塞耳，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典吏，判事，市长；市长，判事，典吏；一个个身体板直，装模作样，故作姿态，身穿丝绒或锦缎的节日服装，头戴天鹅绒披帽，帽顶上缀着塞浦路斯大束金线球。反正，一个个都是伦勃朗(101)在其画作《夜之圆舞》中衬托着黑色背景，那样强烈、那样庄严地深刻描绘的那一类弗兰德尔的出色面孔，尊严而严峻的面孔；一个个额头上都仿佛铭刻着——正如奥地利的马克西米连自己在诏书中说的：完全有理由“予以充分信任，深信彼等明智、勇敢、有经验、忠诚、品德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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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人例外。那人面相透着精明、聪慧、诡谲，是一种猴儿般的外交家面容。红衣主教一见，趋前三步，深打一躬。其实，这个人的名字不过是“威廉·里姆——根特市的参事，领养老金者”。
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威廉·里姆是个什么人物。该人其实天才罕见，如在某个革命时期，他是会光芒四射地浮上事态发展的表面的，然而在十五世纪他只是偷偷摸摸搞些阴谋罢了，正如圣西门公爵(102)所说：“生活在破坏活动(103)之中”。不过，他倒确实颇受欧洲第一“破坏家”(104)的赏识，与路易十一共同搞阴谋打得火热，经常插手于这位国王的秘密勾当。这些，当然那天的观众全不知情，他们只是对于红衣主教这样彬彬有礼地对待这个病容满面的弗兰德尔一介典吏似的人物，感到非常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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