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连在离开以前接受了四五个人请他吃饭的邀请。“这个年轻人为本省争光！”客人们全都同时兴高采烈地嚷起来。他们甚至谈到通过表决，从市政基金中提取一笔生活补助费，供他到巴黎去继续深造。
这个轻率的主意在饭厅里引起反响时，于连已经步履轻快地走到了院子门口。“啊！下贱东西！下贱东西！”他一连低声喊了四五遍，尽情享受着呼吸新鲜空气的快乐。
他这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贵族。长久以来他的自尊心一直在受到轻蔑的微笑的伤害，受到他从所有那些在德·雷纳尔先生府上听到的有礼貌的话里发现的高傲的优越感的伤害。他不能不感到差别之巨大。“即使我们忘掉钱是从那些可怜的被收容者身上搜刮来的，而且忘掉禁止他们唱歌！”他一边走一边对自己说，“德·雷纳尔先生难道什么时候对他的客人说过他请他们喝的每一瓶酒的价钱吗？而这位瓦尔诺先生不厌其烦地一再列举他的财产，只要他的妻子在场，他谈到他的房子，他的地等等，每一次都要说你的房子，你的地。”
这位夫人显然对享有所有权的快乐非常敏感，刚才在吃饭的时候她对一个仆人极其可憎地发了一顿脾气，因为这个仆人打碎了一只高脚酒杯，害得她的酒杯不成套了；这个仆人回答时，也傲慢无礼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怎样的一伙人啊！”于连对自己说；“即使把他们搜刮来的钱分一半给我，我也不愿意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总有一天我会暴露自己的看法；他们在我心中引起的轻蔑，我不可能克制住不让它流露出来。”
然而，按照德·雷纳尔夫人的命令，必须参加好几次同类的宴会。于连红得发紫；人们原谅了他的那身仪仗队服装，或者不如说，正是这件轻率的事是他获得成功的真正原因。不久以后，在维里埃尔不谈论别的，光谈论在这场争夺博学的年轻人的竞争中谁能获胜，是德·雷纳尔先生呢，还是贫民收容所所长。这两位先生和玛斯隆先生形成了三头政治，多年来一直在城里施行暴政，嫉妒市长的大有人在，那些自由党人有理由抱怨他，但是他毕竟是贵族，是生来就应该高人一等的人。而瓦尔诺先生呢，他的父亲只给他留下六百法郎的年金。他年轻时人人都见过他穿着一身蹩脚的苹果绿衣服；从怜悯他这身苹果绿的衣服，到羡慕他的诺曼底马，他的金表链，他的来自巴黎的衣服，他的全部财产，是需要有一个转变过程的。
于连在这许许多多新认识的人中间，相信发现了一个正直的人；他是几何学家，名字叫格罗，被人认为是雅各宾党人。于连曾经发誓，只有自己认为是虚假的话他才说出口，他不得不表现出对格罗先生持怀疑态度。他收到从维尔吉送来的大包大包的拉丁文翻译练习。他受到劝告，要常去看看他的父亲；他服从这个不愉快的需要。总之一句话，他相当成功地挽回了他的声誉。一天早上，他觉着有两只手捂在他的眼睛上，一下子醒了过来，不免大吃一惊。
这是德·雷纳尔夫人，她刚上城里来，四级一跨地奔上楼梯，让她的孩子们照应他们带来的一只心爱的兔子，因此比他们早一会儿来到于连的卧房。这个时刻是美妙的，但是非常短，孩子们想让他们的朋友看看兔子，带着它来到时，德·雷纳尔夫人已经不在了。于连热情欢迎他们每一个人，甚至连兔子也不例外。他觉得好像是跟久别的家人重逢。他感到自己爱这些孩子，喜欢跟他们闲聊。他们温柔悦耳的嗓音，他们纯朴而又高贵的可爱举动，使他感到惊奇。他在维里埃尔，是在庸俗不堪的作风和令人厌恶的思想中间呼吸，他需要把它们完全从自己的脑海里清除掉。每日每时都存在着对贫困的恐惧，每日每时都存在着奢侈和贫穷的斗争。邀请他上家里吃饭的那些人，谈到桌上的烤肉时，会吐露出一些对他们说来丢脸的，对听者说来恶心的话。
“你们这些贵族，你们有理由骄傲，”他对德·雷纳尔夫人说。他把他勉强参加的那些宴会全都讲给她听。
“这么说您红得发紫啦！”她想到瓦尔诺夫人每次等候于连都认为自己应该搽胭脂，由衷地笑了起来。“我看她是企图得到你的那颗心，”她补充说。
午餐是十分愉快的。有孩子们在场，虽然表面上有妨碍，事实上却增加了共同的幸福。这些可怜的孩子不知道怎样来表达他们重新见到于连的快乐。仆人们不会不去告诉他们，为了教育那些小瓦尔诺，有人提出多给他两百法郎。
中饭吃到一半，在那场大病后脸色还很苍白的斯塔尼斯拉斯-格扎维埃突然问他母亲，他那套银刀叉，还有他用的那个平底大口杯，一共值多少钱。
“为什么问这个？”
“我想卖掉，把钱给于连先生，免得他留下来跟我们在一起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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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连噙着眼泪抱吻他。他的母亲放声大哭，这时候于连把斯塔尼斯拉斯抱到自己的膝头上，向他解释，不应该用上当受骗这个字眼儿，它用在这个意义上是当差的下人们的讲法。他看到自己使德·雷纳尔夫人高兴，于是试图用一些孩子们听了感到有趣的生动例子来解释什么是上当受骗。
“我明白了，”斯塔尼斯拉斯说，“就是那个乌鸦，它愚蠢地让干酪掉下去，给那个阿谀奉承的狐狸叼走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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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纳尔夫人欣喜若狂，连连地吻着她的孩子们，她这样做时身子不可能不略微靠在于连的身上。
冷不防地门开了，这是德·雷纳尔先生。他的那张严肃、不满的脸和被他的出现驱散的、美好的快乐气氛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德·雷纳尔夫人脸色苍白；她感到自己任什么也不可能否认了。于连抢先开口，他开始大声地把斯塔尼斯拉斯打算卖掉银子打的杯子的事讲给市长先生听。他料定这个故事引起的反应不会好。首先德·雷纳尔先生光听到银子这两个字，就会出于良好的习惯，皱紧眉头。“提这种金属，”他经常说，“总是想从我钱袋里掏钱的开场白。”
但是这一次不仅仅与金钱有关，他的猜疑增加了。他不在场时他的家庭充满的这种幸福气氛，对一个受到如此敏感的自尊心控制的人来说，决不能起使情况得到改善的作用。他的妻子向他夸奖于连使用优雅而风趣的方法，向学生讲解他们不懂的词义，他听了以后说：
“是的！是的！我知道，他使我的孩子们厌恶我；对他们说来，他很容易变得比我可爱一百倍，因为我毕竟是主人。在这个世纪里，一切都在力求使合法的权力变得让人厌恶。可怜的法兰西啊！”
德·雷纳尔夫人没有花时间去研究她的丈夫接待她时态度上有哪些细微变化。她刚看出了有可能和于连在一起度过十二小时。她有许多东西需要在城里购买，而且她坚决表示要上酒馆去吃饭；不管她的丈夫会怎么说，也不管他会怎么做，她坚持她的主意。孩子们光听到酒馆这两个字——现代的那些假正经说到这两个字时，怀着怎样的喜悦啊——一个个都乐得发了疯。
德·雷纳尔先生在他的妻子走进头一家时新服饰用品店以后，就丢下她去拜望几个人。他回来时比早上还要闷闷不乐。他相信全城的人都在关心他和于连的事。说句实话，还没有一个人对他说过什么使他疑心到公众谈论中他听了会受不了的那一部分。人们重复叙述给市长先生听的话，仅仅与这个问题有关：于连仍旧留在他的家里拿六百法郎呢，还是接受贫民收容所所长先生出的八百法郎。
这位所长在社交场合里遇见德·雷纳尔先生，对待德·雷纳尔先生非常冷淡。他采取这种态度是颇工心计的。在外省很少有轻率的举动；强烈的感情是那么罕见，如果有了也要把它压下去。
瓦尔诺先生是离巴黎一百法里以外，被人称为自命不凡的人的那种人，是一种天生的厚颜无耻、粗俗可鄙的人。从一八一五年起，他的一帆风顺的经历更加强了他的这些卓越的品质。可以这么说，他是在德·雷纳尔先生的领导下统治着维里埃尔；不过他活跃得多，从不害臊，不论什么事都要插一手，不停地串门、写信、谈话，对受到的侮辱从不计较，也没有任何个人抱负，到最后他终于能够在教会当权人士的眼里动摇了他的市长的威信。瓦尔诺先生几乎可以说是这样对当地的那些食品杂货商说：“把你们中间最愚蠢的两个给我；”对那些法律界人士说：“把你们中间最无知的两个指给我；”对那些医生说：“把最招摇撞骗的两个告诉我。”他把各行各业中最厚颜无耻的人聚集在一起，对他们说：“让我们一起来统治吧。”
然而，瓦尔诺先生在他的成功之中，还需要零零碎碎干些小小的蛮横无理的事，来抵制他明白人人都有权向他提出的完全合乎事实的指责。自从阿佩尔先生的参观引起他的担忧以后，他的活动成倍地增加；他到贝藏松去旅行了三次；每趟邮班他都要写好几封信；他还让一些天黑以后上他家里来的、没有人认识的人送另外一些信。他设法把年迈的本堂神父谢朗撤职，也许是做了一件错事；因为他采取这个报复性的手段以后，被好几位出身好的、虔诚信教的妇女看成是一个恶劣透顶的人。况且代理主教德·弗里莱尔在这件事上帮了他忙，这就使他处于绝对从属于代理主教德·弗里莱尔先生的地位，他接受这位代理主教交办的一些奇怪的事。在他抵制不住诱惑，让自己享受写一封匿名信的快乐时，他的政治生涯就达到这个地步。最使他为难的，是他的妻子对他说，她希望于连到她家里来；她的虚荣心迷恋这个想法。
在这种情况下，瓦尔诺先生预料到他跟他从前的同盟者德·雷纳尔先生会有一次决定性的争吵。德·雷纳尔先生会对他说些严厉的话，这个他并不在乎；不过德·雷纳尔先生可能写信到贝藏松，甚至写信到巴黎。哪一位部长的表兄弟可能突然光临维里埃尔，把贫民收容所夺走。瓦尔诺先生想到了跟自由党人接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有几个自由党人被邀请参加了于连背书的那次宴会。他会得到他们强有力的支持来对付市长。但是选举可能突然举行，保住贫民收容所和投错选票是不相容的，这也是太明显的事实。这段政治斗争的内幕，德·雷纳尔夫人完全猜中了，于连让德·雷纳尔夫人挽着他的胳膊，从一家铺子走到另一家铺子时，她讲给他听的就是这段故事。他们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忠诚大道，在那儿过了好几个小时，心情几乎跟在维尔吉一样平静。
在这段时间里，瓦尔诺先生装出一副雄赳赳的样子，力图避免跟他从前的主人发生一次决定性的争执。在这一天，他的这个办法获得成功，但是市长的情绪更坏了。
虚荣心和最贪得无厌、最斤斤计较的对金钱的卑劣爱好之间的斗争，从来还没有使人变得有德·雷纳尔先生走进酒店时这么愁眉苦脸，一副可怜相。相反的，他的孩子们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这么快活过。这种对比激起了他的怒火。
“我能看出，我在我的家庭里是个多余的人了，”他走进来说，尽力使自己的口气变得威严。
作为答复，他的妻子把他拉到一边，向他说明把于连打发走的必要性。经过了她刚得到的充满幸福的几小时，她恢复了自信和坚定，这是执行半个月来反复考虑的行动计划所必需的。最使可怜的市长苦恼不堪的是，他知道了城里的人在公开地拿他对金钱的嗜好开玩笑。瓦尔诺先生慷慨得像一个强盗，而他呢，在最近为圣约瑟兄弟会、圣母会和圣体会等等进行的五六次募捐中，表现得过于谨慎而不够大方。
维里埃尔和附近一带的乡绅的名字，被巧妙地按照捐款的金额多少排列在收集捐款的修士的登记册上，德·雷纳尔先生不止一次地让人看到名列最后一行。他徒然地解释说他毫无收入。教士们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开玩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