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变成拥护秩序
博须埃在孔布费尔的耳畔小声说：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这是个用枪行善的人，”孔布费尔说。
凡是对这个已经远去的时代还有回忆的人都知道，城郊的国民自卫军对付起义十分骁勇。在一八三二年六月的几天中，它特别激烈和无畏。庞丹、力天使和小排水沟一带和蔼的小酒店老板，看到暴动使他们的“生意”清淡，舞场空无一人，于是变成了怒狮，宁愿杀身也要挽救小酒店所代表的秩序。在这市侩气和英雄气概兼而有之的时代，每种思想都有自身的骑士，而利益也有自身的勇士。动机平庸，丝毫不减少行动的勇敢。一摞埃居减少了，会使银行家唱起《马赛曲》。他们充满激情地为银行流血；以斯巴达人的热情保卫铺子这个无限小的祖国。
说到底，这一切做得都是很严肃的。这是社会的各种因素在进行斗争，直至达到平衡的一天。
这个时期的另一标志，就是无政府主义混杂于政府主义（正统派不规范的名称）之中。以不守法去维护秩序。在国民自卫军某个上校的指挥下，突然敲起随意的集合鼓；某个上尉突如其来冲上火线；某个国民自卫军队员为“观念”和为自身战斗。在发生危机的时刻，在那些“有特定意义的日子”里，人们不听从首领而是听从自己的本能行事。在治安部队中，有真正的游击队员，有人像法尼科那样手握长剑，还有人像亨利·封弗雷德〔16〕那样以笔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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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这个时期，代表文明的是利益的组合，而不是一组原则；文明处于或者自以为处于危险之中；它发出惊叫声；每个人以自己为中心，执意保卫、摇撼和保护文明；随便哪一个人都承担起拯救社会的责任。
有时，热情发展到屠杀。某队国民自卫军私自组成军事法庭，五分钟之内审判和处决一个被俘的起义者。就是这样的临时法庭杀害了让·普鲁维尔。这种残酷的私刑，任何一方都无权责备另一方，因为美洲的共和国和欧洲的君主政体都加以实行。这种私刑由于误会而更显复杂。暴动的一天，一个名叫保尔-埃梅·加尼埃〔17〕的年轻诗人在王宫广场受到追逐，刺刀顶在他的腰上，他藏在六号的大门下才逃脱了。追赶的人喊道：“还有一个圣西门的信徒！”他们想杀死他。可是，他腋下夹的是圣西蒙公爵〔18〕的一卷《回忆录》。一个国民自卫军队员在这本书上看到这个字样：“圣西门”，于是喊道：“处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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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三二年六月六日，一连城郊国民自卫军，由上文提到的法尼科上尉指挥，随心所欲地在麻厂街大肆屠戮。这个事实不管多么异乎寻常，还是由一八三二年的起义之后开庭的司法预审确认了。法尼科上尉是个急性子的、大胆的平民，类似维护秩序的雇佣兵，属于上文指出的爱滥杀的人，是个狂热的政府主义者，又桀骜不驯，抵挡不住提前开火的诱惑和独自行动，也就是说带领连队攻占街垒的野心。红旗和他看作黑旗的旧衫轮流出现激怒了他，他大声责备那些将军和高级军官，他们商议过，认为冲锋的时刻还没有到来，按其中一人的著名说法，要让“起义受煎熬”。至于他，他感到街垒熟透了，正如熟透果子要掉下来一样，他要试一试。
他指挥的是跟他一样坚毅的人，据一位目击者说，是“一些疯子”。就是他的连队枪杀了诗人让·普鲁维尔，这是驻守在街角那个营的第一连。就在最料想不到的时刻，上尉带领他的部下攻向街垒。这个行动只凭良好愿望而不讲战术，给法尼科的连队造成惨重的损失。在连队未到达街道三分之二的地方之前，迎来了街垒的齐射。冲在前头的四名最大胆的士兵，在街垒的脚下被迎面击倒。这连乱糟糟的国民自卫军虽然很勇敢，却一点没有军人的顽强，迟疑了一下，不得不退回来，在路上留下十五具尸体。犹豫给起义者留出了时间，重上子弹，第二次射击杀伤力很大，在连队回到街角的隐蔽地之前，赶上了它。它夹在两次霰弹之间，受到大炮的轰击，因为大炮没有接到命令，继续发射。勇敢而冒失的法尼科死于霰弹之下。他被大炮，也就是被秩序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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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攻击疯狂而缺乏考虑，激怒了昂若拉。“傻瓜！”他说。“他们让部下送死，还白白消耗了我们的弹药。”
〔19〕显现，八月十日出现在空中，七月二十九日出现在空中，奇光闪现，张着大口的力量后退了，军队这头狮子，看见前面平静地伫立着法兰西这个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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