怜悯不幸者，宽恕幸福者
幸福是可怕的事！完全心满意足！知足常乐！拥有幸福这一人生的虚假目的以后，就忘却了责任这一真正目的！
不过，平心而论，指责马里于斯也不对。
我们解释过，马里于斯在结婚前，没有问过割风先生，结婚后又怕问让·瓦尔让。他后悔经不起引诱这样做。他心里想得很多，在对方绝望时作出这种让步是做错了。他只限于逐步把让·瓦尔让从家里赶走，在柯赛特的脑子里尽可能抹去这个人。他可以说总处在柯赛特和让·瓦尔让之间，深信这样做她不会发觉，也根本想不到。不仅是抹去，是隐没。
马里于斯做了他认为必要而正确的事。他认为有读者已经见到的严正理由和读者在下面看得到的其他理由，支开让·瓦尔让，但既不强硬，也不软弱。在一桩他为之辩护的案子中，他偶然遇到一位从前在拉菲特银行做事的雇员，他用不着费心，就了解到一些秘密情况，说实话，他也不可能深究，一来要遵守保密的诺言，二来也要对让·瓦尔让的危险处境小心为是。这时，他认为要履行一项严肃的责任，就是尽可能谨慎地寻找原主，归还六十万法郎。此前，他坚持不动用这笔钱。
至于柯赛特，她一点儿不了解这些秘密；但谴责她也同样太严厉了。
从马里于斯到柯赛特，有一种强大的磁力，使她总是本能地，几乎下意识地按照马里于斯所希望的去做。她感到马里于斯对“让先生”有一种意图；她顺而从之。她的丈夫什么也没有对她说；她感到他不说出来的意图隐约而明晰的压力，便盲目地服从。这里，她的服从就是不去回忆马里于斯置诸脑后的事。她无须努力就做到了。她自己也不知道原因，而且也没有必要去指责他，她的心灵完全变成了丈夫的心灵，以致马里于斯脑子里的重重阴影也使她的脑子变得暗淡。
不过我们不要走得太远；关于让·瓦尔让，这种遗忘和这种消失只是表面的。她与其说是糊里糊涂，而不是健忘。心底里她非常热爱她如此长久地称作父亲的人。但她更爱丈夫。这就使这颗心的天平出错，偏向一边。
有时，柯赛特提起让·瓦尔让，觉得奇怪。于是马里于斯使她平静下来：“我想他外出了。他不是说过要去旅行一次吗？”“不错，”柯赛特心想。“他习惯这样失去踪影。可是不会这样久。”她有两三次派尼科莱特到武人街，打听让先生是不是已旅行回来。让·瓦尔让叫人回答没有回来。
柯赛特不再多问，她在世上只有一个需要：马里于斯。
还要说的是，马里于斯和柯赛特也出过门。他们去了维尔农。马里于斯把柯赛特带到他父亲的坟前。
马里于斯逐渐使柯赛特摆脱掉让·瓦尔让。柯赛特任人摆布。
再说，人们苛责的、某些情况下子女的忘恩负义，并非总像人们所想的那样值得责备。这是本性的忘恩负义。我们在别的地方说过，本性“向前看”。本性把人分为到达者和启程者。启程者转向黑暗，到达者转向光明。从而产生差异，在老人一边是不可避免的，在年轻人一边是不由自主的。这种差异先是感觉不出，慢慢扩大，就像树枝一样分开。枝叶不脱离树干，却彼此远离。这不是他们的错。青年趋向快乐、节庆、鲜艳的光彩、爱情。老年趋向终结。并非互不照面，但不再紧抱了。年轻人感到生命的减退，老人感到坟墓的冰冷。我们不要指责这些可怜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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