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永远难忘的生日 · 2

发布时间: 2019-12-04 00: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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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有时兴,又有时不兴,我们因为那个,往往赔钱,赔不少的钱,”欧摩先生说。“不过样式也和人一样,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兴,为什么兴,怎么兴;也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又不兴了,为什么又不兴了怎么又不兴了。我总觉得,要是你对于事情,都这样看法,那你就可以看出来,什么事儿都和人生一样。”

我当时正满怀悲哀,不顾得和他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即便不是那个时候,可能在任何别的时候,那个问题,也都不是我所能了解的。欧摩先生给我量完了尺码以后,又把我带回了起坐间;只见他从前柜走到起坐间,一路都喘做一团。

一个门后面,有几磴台阶,陡得要把人的腿都摔折了,他现在对着那几磴台阶喊道:“把茶和黄油面包拿来。”他喊了这一声以后,我还是坐在那儿,眼睛瞧着四外,心里琢磨着心事,耳朵听着屋里缝衣服嗖嗖的针线声和小院子那面儿梆搭梆的锤子声;这样过了一会儿,茶和黄油面包用一个盘子盛着端来了,原来是为我预备的。

“我早就跟你认识了,”欧摩先生说,说的时候,先看了我一会儿,在那一会儿的工夫里,我对于早饭,并没怎么动,因为我看到那些黑色的东西,胃口早就没了。“我的小朋友,我很早就跟你认识了。”

“是吗,先生?”

“不错。你生下来以后,我一直地就跟你认识,”欧摩先生说,“我也可以说,你还没生下来,就跟你认识了哪。我没认识你以前,就认识你父亲了。他的个儿是五英尺九英寸半高。他葬的那块坟地是二十英尺长、五英尺宽。”

“梆—搭梆,梆—搭梆,梆—搭梆”,从院子那面儿传来。

“他葬的那块地,是二十英尺长、五英尺宽,那是一点也不含糊的,”欧摩先生兴致很好的样子说。“那大概是你父亲的遗嘱,再不就是你母亲的安排,我忘了是哪一样了。”

“你知道我那个小弟弟现在怎么样了吗,先生?”我问他。

欧摩先生直摇头。

“梆—搭梆,梆—搭梆,梆—搭梆,梆—搭梆。”

“他这阵儿躺在你母亲怀里了,”他说。

“哎呀,可怜的小宝宝!他也死了吗?”

“没有办法的事,顶好不要瞎操心,”欧摩先生说。“不错,那个娃娃也死了。”

我一听这个消息,又悲从中来。我把几乎一点儿都没动的早饭撂在那儿,跑到屋子的角落那儿另一张桌子前面,把头趴在桌子上,敏妮一见,急忙把那个桌子上的东西统统拿开了,怕的是我的眼泪会把放在那上面的孝褂子弄脏了。敏妮是一个模样很好看、脾气很柔和的姑娘,她很疼我的样子,轻轻地用手把我的头发替我从眼睛那儿撩开了;但是,她因为她的活儿能在预定的时候就做完了,觉得非常高兴,所以她的心情和我的完全不一样。

一会儿,梆搭梆的声音停止了,一个长得很清秀的青年,穿过院子,进了起坐间。他手里拿着一个锤子,嘴里叼着好些小钉子。他得先把钉子从嘴里掏出来,才能说话。

“啊,周阑!”欧摩先生说,“你的活儿做得怎么样啦?”

“很顺手,”周阑说。“都完了,老板。”

敏妮脸上微微一红;另外那两个女孩子,就互相看着,微微一笑。

“怎么!那么,那是昨儿晚上,我上俱乐部的时候,你点着蜡烛打夜作来着了?是不是?”欧摩先生说,同时把一只眼睛一闭。

“不错,”周阑说。“因为,你不是说,做完了,我们一块儿走一趟吗,敏妮和我——还有你,一块儿走一趟吗?”

“哦!我还只当是你们要把我完全甩开了哪,”欧摩先生说,同时大笑,一直笑得都咳嗽起来了。

“你既是那样好,答应了我们那样办,”那个青年接着说,“所以我就拼命地干起来。你去瞧一下,瞧我做得怎么样,好不好?”

“好,”欧摩先生说,一面站起身来。他刚要走,又站住了,转身对我说,“我的亲爱的,你要不要跟我去看一看你——”

“别价,爸爸,”敏妮拦挡他说。

“我本来想,看一看好玩儿,我的亲爱的,”欧摩先生说。“不过我想也许还是你见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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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说不上来,我当时怎么知道,他们去看的是我那亲爱的、亲爱的母亲的棺材。我从来没听见过做棺材的声音,也不记得看见过棺材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听到那个梆搭梆的声音,我却知道那是干什么的。那个青年进了起坐间的时候,我现在还记得,我当时也知道他都干什么来着。

现在活儿做完了,那两个女孩子(她们叫什么,我还没听见)把她们的衣服上沾的线头儿、布尖儿都刷掉了,然后去到前柜,把前柜收拾整齐了,等着有主顾来。敏妮没和她们一块儿到前柜去。她留在后面,把她们做的活儿先叠起来,然后又把活儿装在两个篮子里。她装的时候是跪着的〔3〕,一面嘴里哼着轻快、生动的小曲儿。周阑(我当时就知道,他毫无疑问是敏妮的情人)又进了屋里,趁着敏妮正忙乱的时候,冷不防吻了她一下(他对我毫不在意),跟着说,她父亲套马车去了,他得快点儿去做准备,说完了就出去了。她跟着就把顶针儿和剪子放在口袋里,把穿着一根黑线的针仔细地绾在袍子的前襟上,照着门后面的一面小镜子,把外面穿的衣服很俏利地穿上。我从镜子里,看到她满面春风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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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这些光景的时候,都一直坐在角落上那张桌子旁边,用手扶着脑袋,心里想这个,想那个。马车一会儿开到铺子的门前了。他们先把篮子放到车上,跟着又把我扶到车上,然后他们三个也上了车。我记得,这辆车,一半像轻便的马车,一半像运钢琴的笨车,涂的是惨淡的黑色,用一匹尾巴挺长的黑马拉着。我们都坐在车上,地方还很宽绰。

我现在觉得,我和他们一块儿坐在车上的时候,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那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我现在对于人生也许更了解一些,不至于再觉得那样奇异了),因为,我记得他们刚刚做的是什么活儿,而他们那阵儿坐在车上,却会那样兴致勃勃。我当时并没生他们的气,我只是怕他们,好像他们这群人,在天性方面,和我绝无共同之处,而我却误落到他们中间。他们都很高兴。那个老头儿坐在前面赶车,那一对青年男女就坐在他后面;每逢他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就往前探着身子,一个探到他那副面团团的大脸的左面,一个探到他那副大脸的右面,使劲儿地捧他。他们本来也想跟我谈话来着,不过我却不招揽他们,只愁眉苦脸地坐在一个角落那儿,看着他们两个那样打情骂俏,欢畅快乐(虽然不到吵吵闹闹的程度),暗暗吃惊,心里还几乎纳闷儿,不明白,他们的心那样狠,为什么却没遭到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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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他们停车喂马,吃他们的,喝他们的,乐他们的。我对于吃的喝的,却一点儿也没碰,而一直地持斋守戒。这样,车刚到了我们家,我就从车后面急忙溜下去了,为的是,在那几个肃静的窗户前面(这几个窗户,从前像亮晶晶的眸子,现在却像瞎了的眼睛,瞧着我),我不要和他们在一块儿。唉,看见了我母亲那个卧室的窗户,看见了她隔壁那个卧室的窗户(当年过得美好的时候,那就是我的卧室),哪里还用再想什么别的叫我难过的情况,才能掉下泪来呢?

我还没走到屋门,就倒在坡勾提怀里了。她把我领到了屋里。她刚一见我的时候,忍不住一下哭起来了,不过一会儿就止住了悲痛。她说话老是打着喳喳儿说,走路也老是轻轻地走,仿佛怕把死者搅扰了似的。我看出来,她好久没睡。她现在夜里仍旧不睡,守在死者的旁边。她说,只要她这个可怜的、亲爱的乖乖还没下葬,那她就永远也不能离开她。

枚得孙先生在起坐间里。我进了起坐间,他一点也没理我。他只坐在壁炉前面不出声儿地掉眼泪,在带扶手的椅子上想心事。枚得孙小姐就坐在写字台那儿,忙着写这个,写那个。写字台上满是信件和单据。她见了我,只把她那冰冷冷的手指甲伸给了我,同时,用铁石一般的坚定语音,打着喳喳儿问我,孝褂子量好了尺码没有。

我说,“量好啦。”

“还有你的衬衣什么的,”枚得孙小姐说,“你都带回来啦没有?”

“带回来啦,小姐。我把我的衣服都带回来啦。”

我从她的坚定里所得到的安慰,就尽于此。我现在毫不怀疑,有那样一个机会,能让她把她所谓的自制坚定,所谓的心性顽强、洞达情理,把她所有那一套讨人嫌憎、可恶可恨的品质,显露一番,她真觉得是她的赏心乐事呢。她对于自己办事的才干特别得意。她现在把一切都化为笔和墨的勾当,对任何事都无动于衷,来显露她的才干。在那天剩下的工夫里,以及以后的每一天,从早晨到晚上,她始终没离开那个写字台,心神泰然,用一支硬笔沙沙地写字,不动声色地对所有的人低声说话,脸上的筋肉从来没松过一下,说话的口气从来没柔和过一次,身上的衣服从来没乱过一丁点儿。

她的令弟有的时候,手里拿起一本书来,好像要看,但是我却没看见他真看过。他也把书打开,往书上看,好像在那儿读;但是却整整一点钟,都从不翻一页,于是又把书放下,在屋子里来回地走。我老把两只胳膊叉在一块儿,坐在那儿,一点钟一点钟地瞧着他,一点钟一点钟地数他走的脚步。他很少有和他令姐说话的时候,更没和我说过话。在那一所静悄悄、死沉沉的房子里,除了钟以外,他好像是唯一不得安静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