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并没实际虐待我。他们并没打我，也并没饿我；但是他们对我那种一个劲地不理不睬的情况，却没有一时半刻稍微松一下的时候，那种不理不睬的情况，是按部就班、不动声色地进行的。过了一天又一天，过了一星期又一星期，过了一月又一月，他们老是一个劲地对我冷落无情，不理不睬。我有的时候想，假使我病了，我不知道他们要怎么对待我；我得躺在我那个孤寂的小屋子里，像我平素那样孤寂，慢慢地耗到病死为止呢，还是会有人来帮帮我，叫我的病好起来呢，我一直也想象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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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得孙姐弟二人在家的时候，我和他们一块儿用饭，他们不在家的时候，我一个人吃、一个人喝。不论什么时候，我老是在家里家外，到处瞎逛，完全没人理会；只有一点，他们却非常注意：那就是，他们决不许我结交任何朋友。那大概是因为他们怕我有了朋友，就要对朋友诉苦了。因为这个原故，所以齐利浦先生，虽然时常叫我到他家去看他（他是一个鳏夫，多年以前身躯瘦小、头发淡色的太太就死了。我对于他太太记不清楚了，只在印象中和一个淡色的玳瑁猫联在一块儿），我却很少去的时候：我非常愿意在他那个动外科手术的小屋子里，过一个快活的下午，鼻子里闻着所有的药的味儿，念一本我从前没念过的书，再不就在他那温和的指导下，在药钵子里捣一种药；但是我却很难得到那样的机会。
由于同样的原因，再加上他们一直地就讨厌坡勾提，所以他们很少允许我去看坡勾提的时候。她呢，说话当话，每星期或者到家里来看我一次，或者在我家附近不定什么地方，跟我碰一次头，每一次都没有空着手的时候。但是我要到她家里去看她，他们却不许，这种失望，次数很多，味道很苦。不过，日久天长，也有的时候，他们偶尔许我到她家里去看她一次。那时候，我才发现，巴奇斯先生原来有些财迷，或者像坡勾提那种不失妇道的说法：“有点儿手紧。”他把钱都放在他的床底下一个箱子里，但是却对人说，那个箱子里放的不是钱，只满是褂子和裤子。就在那个箱子里，他的财富，深藏若愚，永不露面，即便要使他从那里拿出一丁点儿来，都得用尽了心机才成。因此，每逢星期六算花费的时候，坡勾提都得设奇定谋，想出像火药阴谋案〔9〕那样的计策来，才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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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就要写到的我生平这段时期，是我只要还能记事就永远忘不了的；这个时期里的光景，我回忆起来，往往像一个鬼一样，不用我画符念咒去召唤，就在我面前出现，把我的快活岁月，搅得不得安静。
有一天，我在外面悠悠荡荡、无精打采、沉思冥想地（这是我这种生活必有的结果）瞎逛，正逛到我们家附近一条篱路那儿，要拐弯儿，忽然碰见枚得孙先生和另一个绅士，一块儿走来。我当时手足无措，正要从他们身旁走过，只听那位绅士喊道：
“怎么！布路克在这儿哪！”
“我不是布路克，先生，我是大卫·考坡菲，”我说。
“我不听你这一套，我就认定啦你是布路克，”那位绅士说。“你就是雪菲尔德的布路克。这就是你的名字。”
我听他这样一说，我就更仔细地把那位绅士看了一下。同时他又一笑，更帮助我想起来，原来他就是昆宁先生，原先我曾和枚得孙先生一块儿到洛斯托夫去看过他。那是从前——不过这没有关系——用不着想是什么时候了。
“你怎么样啊，都在哪儿上学呀，布路克？”昆宁先生问。
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叫我转到他们那一面儿，好和他们谈话。我当时不知道回答什么好，只不得主意的样子往枚得孙先生那儿瞧。
“他现在在家里闲待着，”枚得孙先生说。“他没上学。我不知道该对他怎么办。他是一个难题。”
他从前那种对眼的样子，又在看我的那一会儿出现了；跟着他把眉头一皱，眼里露出一股阴沉之气，因为讨厌我，把眼光转到别的地方去了。
“哼！”昆宁先生说，我觉得他同时往我们两个人身上一齐看了一下。“天气真好！”
跟着大家都静默起来。我就心里琢磨，最好用什么法子，能把我的肩膀从昆宁先生手里脱开，能叫我自己走开，正在不得主意的时候，只听他说：
“我想，你仍旧和从前一样地尖吧？是不是，布路克？”
“唉，他倒是够尖的，”枚得孙先生不耐烦地说。“你顶好放他去吧。你这样留难他，他不会感激你的。”
昆宁先生听了这个话，把手放开，我就尽速地往家里走。我走到前园的时候，回头看去，只见枚得孙先生靠在教堂墓地的小栅栏门上，昆宁先生正跟他谈话。他们两个都往我这儿瞧，我就知道，他们一定是在那儿谈我了。
昆宁先生那天晚上就住在我们家里。第二天吃完了早饭，我把我的椅子放到一边儿，正要出屋子，枚得孙先生又把我叫回来了。跟着他严肃地走到另一张桌子前面，他姐姐就在那张桌子上写什么。昆宁先生双手插在口袋里，从窗户往外瞧，我就站在那儿，瞧着他们几个。
“大卫，”枚得孙先生说，“对于年轻的人，这个世界是立身创业的地方，而不是闲游散逛、无所事事的地方。”
“像你那样，”他姐姐插了一句说。
“捷恩·枚得孙，不用你管，成不成？我说，大卫，对于年轻的人，这个世界是立身创业的地方，而不是闲游散逛、无所事事的地方。对于像你这样脾气的孩子，更是这样，因为你的脾气，需要大改而特改，而要改你的脾气莫过于硬叫它在这个立身创业的世界上合乎一般的规范，硬叫它不但夭折，而且摧毁。”
“性子倔强，在这儿是不成的，”他姐姐说。“性子倔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完全把它压服消灭了。一定得完全把它压服消灭了。现在就要完全把它压服消灭了！”
枚得孙先生瞧了她一眼，一半是叫她不要再说，一半是赞成她说得对，跟着他接下去说：
“我想，大卫，你知道，我并没有钱。至少你这阵儿知道我没有钱。你已经受了不少的教育了。教育是很费钱的；即使不费钱，我供得起你，那我也认为，你上学也决得不到什么好处。你的前途就是到社会上自己去奋斗，而且还是开始得越早越好。”
我现在想，我当时觉得我本来就已经开始奋斗了，虽然我只有那么一丁点儿力量。反正不论怎么说吧，我现在觉得我早就开始了。
“你有的时候，也听说过‘货栈’的话吧？”枚得孙先生说。
“货栈，先生？”我重了一遍。
“枚·格货栈，也就是枚得孙与格伦华买酒卖酒的货栈，”他回答说。我现在想，我当时一定露出疑惑的样子来，因为他连忙接着说：
“你一定听说过这个‘货栈’，再不就听说过买卖、酒窖、码头，或者别的和它有关的话。”
“我想我听人说过这个买卖，先生，”我说，那时我想起来，我恍恍惚惚地听说过他们姐弟收入的来源。“不过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
“不用管什么时候啦，那没有关系，”他回答说。“那个买卖的经理，就是昆宁先生。”
昆宁先生正站在那儿往窗户外面儿瞧，我对他恭恭敬敬地看了一眼。
“昆宁先生提过，他说，那个买卖用了好几个孩子。他认为，既然能把事儿给别人家的孩子做，为什么不能在同样的条件下，给自己家里的孩子做哪？”
“枚得孙，”昆宁先生把身子转过一半儿来，低声说，“这只是说，因为他没有别的前途。”
枚得孙先生只烦躁不耐地，甚至于怒气冲冲地动了一下，没理他那个岔儿，只接着说：
“这些条件是这样：你挣的钱够你自己的吃、喝和零用的。你住的地方（我已经安排好了）由我花钱。还有你洗衣服的费用，也归我负担。”
“那可不能超过了我的估计，”他姐姐说。
“你的衣服也归我管，”枚得孙先生说，“因为你现在，自己还不能挣衣服穿。这样，大卫，你要跟着昆宁先生到伦敦去，自己创立一番事业。”
“简单说来，我们就这样什么都给你安排得齐齐全全的了，”他姐姐说；“以后就全看你自己的了。”
我当时听了这番声明，也分明知道，他们的目的只是要把我一下推出门去完事。但是我现在却不记得，我当时听了这番话，还是喜欢，还是害怕。我现在的印象是，我听了这番话，心里非常乱，在喜欢和害怕二者之间转绕，却又两面都不沾边儿。再说，我当时也没有多大工夫把我的思想理清楚了，因为昆宁先生第二天就要走。
你们瞧啊，第二天，我头上戴的是一顶很破的小白帽子（上面箍了一道黑纱，算是给我母亲戴的孝），上身穿的是一件黑夹克，下身穿的是一条又硬又厚的灯芯呢裤子——枚得孙小姐认为，我现在就要到社会上去奋斗了，在我就要上阵的时候，穿着这条裤子就得算是配备了最好的武装——你们瞧啊，我就这样穿戴打扮着，我全部的财产装在一个小小的箱子里放在我的面前，我自己就坐在把昆宁先生送到亚摩斯的轻便马车上，去坐往伦敦去的驿车，正像格米治太太说的那样，“一个孤孤单单的”小家伙。你们瞧啊，我们家的房子和村里的教堂，越去越远，越远越小了！教堂墓地里树下面的墓，叫别的东西挡住了看不见了！教堂的尖塔再看不见从我游戏的地方上耸起，天空只是一片空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