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莎，”他答道，“结了婚啦，卫少爷，到那儿第二年就结了婚啦。一个青年，原来在庄稼地里干活的，坐着他东家的大笨车往市上去，路上从我们那儿过——走那一趟，来回有五百英里还多——跟她求婚，说要讨她做老婆（老婆在我们那个地方是很缺的），而后两个人再在‘林子’里自己安家过日子。她先叫我把她的真实情况都告诉那个青年一下。我替她告诉了。他们就结了婚了。他们住的地方，除了他们自己说话的声音和鸟儿叫的声音，四百英里地以内，再就听不到别的声音了。”
“格米治太太哪？”我试着问。
这是一个很逗乐儿的话题，因为坡勾提先生一听我问起她来，马上就轰然哈哈大笑起来，同时用手上上下下地直搓他那两条腿；他原先在那个早就让风刮倒吹散了的船屋里住的时候，每逢遇到有什么开心的事儿，就老这样搓他的腿。
“你听了我这个话，恐怕要不相信！”他说。“你不知道，原来也有人跟她求婚来着！当真有个先在船上当过厨子的人，后来也来到澳大利亚做了移民，跟格米治太太求婚来着，说要娶她；要是没有这么回事，那我就是个大什么——你叫我把话说得更清楚了，可办不到了！”
我从来没看见爱格妮那样笑过。坡勾提先生一下这样狂喜起来，她看着好玩极了，因此她笑起来就没个完，她越笑，她也越引得我笑，也越引得坡勾提先生更狂喜，更搓腿。
“格米治太太怎么答复那个人的哪，”我笑够了的时候，问。
“你猜怎么着，”坡勾提先生回答我说，“格米治太太本来应该说，‘谢谢你啦，我很感激你，不过我这个岁数啦，不想再往前走啦。’但是她不但没那样说，倒反抄起一个水桶来（那时她身旁刚好放着一个水桶），一下扣在那个厨子的脑袋上，把他弄得直大声吆喝救命！我急忙跑到屋子里，才把他救了。”
坡勾提先生说到这儿，又轰然哈哈大笑起来，我和爱格妮也陪着他笑了一阵。
“不过，我对于这个大好人可得说，”他接着说，同时擦了一擦脸，那时候，我们都笑得连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她原先对我说，她到澳大利亚，要怎么样怎么样，到了那儿，她果然就是她说的那样，还不止是那样。喘气的活人里面没有比她更顺条顺理、更忠心耿耿、更一点不留心眼儿净顾干活的，卫少爷。我从来再没听见她说，她孤孤单单的，连一分钟都没听说；即便我们只有那块殖民地当前，我们在那儿人地两生的时候，都没听说，至于想起那个旧人儿来，那也是打从离开了英国，一直没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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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最后的一位，但却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位，米考伯先生哪，”我说。“他在这儿欠的债，都还清了——即便他借特莱得的名义写的手据——你还记得他借特莱得的名义开手据吧，我的亲爱的爱格妮——他也都还清了，因此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混得不错。他最近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哪？”
坡勾提先生微笑着把手放在他的胸兜里，掏出熨熨帖帖地叠着的一个纸包儿，从纸包里小心在意地拿出一张异乎常形的报纸来。
“你要明白，卫少爷，”他说，“因为我们过的日子很好；我们这阵儿不在‘林子’里了，我们一直去到米得培港啦，那儿是一个我们叫做市镇的地方。”
“米考伯先生有一度也住在‘林子’里，离你们不远吗？”我说。
“你说对啦，卫少爷，住在‘林子’里，”坡勾提先生说，“还是一心一意猛干活儿。我从来没见过，一位文墨人儿，那样一心一意猛干活儿的。我看见过，他那个秃脑袋，在太阳地里直冒汗，卫少爷，冒得我后来想，那个脑袋非晒化了不可。这阵儿他做了治安法官啦。”
“治安法官？是吗？”我说。
坡勾提先生把报纸上的一段指给我瞧，我就把那一段高声朗诵起来（那张报是《米得培港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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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回去看前面麦尔博士的名字，想到麦尔先生，从前给米得勒塞治安法官当助教师，为贫所困，现在居然境遇佳胜，我正为之欣喜，这时坡勾提先生又往报上另一个地方指去，于是我在报上看到我自己的名字，因此如下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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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报上别的部分也都大概看了一下，我发现，米考伯先生原来是该报勤劳不懈、甚受重视的通讯员。在那份报纸上，还登了米考伯先生另一封信，谈的是一座桥的问题；还有一份广告，说，米考伯先生所写的同一类型书信集，将于近期重新出版，装订精美，“较前篇幅大增”；同时，那份报的社论，要不是我完全看错了，也是他的手笔。
在坡勾提先生和我们待在一块儿的时候，还有好些晚上，我们都长谈过米考伯先生。他待在英国的时候，始终住在我们家里——这个时期，我想，大概不过一个月——他妹妹和我姨婆，都到伦敦来看望他。他坐船回去的时候，我和爱格妮都到船上去给他送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也不会再有给他送行的那一天了。
在他离去以前，他和我一块到亚摩斯去了一趟，看一下我在教堂墓地里给汉的坟上立的那个小小的碑碣。他要我把碑碣上简单朴质的铭言抄给他，我正抄着的时候，我看到他俯下身去，把坟上的草拔起一丛，把坟上的土抓了一点。
“带给爱弥丽，”他说，一面把草和土揣在怀里。“这是我答应她的，卫少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