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到十二点的时候，绿子没有赶来这家饭店。我本来打算边喝啤酒边等绿子，但店内人已开始增多，只好要来饭菜，一个人吃着。吃完时已是十二点三十五分，但绿子还是没有出现。我付了款，走出店门，坐在对面小神社的石阶上，清醒一下给啤酒弄昏的脑袋，同时等待绿子。等到一点还是徒劳，我只好作罢，返回学校，在图书馆看书，然后去上二点钟开始的德语课。
下课后，我到学生科查阅选课登记簿，在“戏剧史Ⅱ”班里找到她的名字。名叫绿子的学生只有小林绿子一个人。接着翻动学籍卡片，从六九年度入学的学生当中翻出小林绿子，记下住址和电话号码。家在丰岛区，住的是自家房子。我闪身钻进电话亭，拨动号码。
“喂喂，我是小林书店。”一个男子的声音。
小林书店？
“对不起，请问绿子小姐在吗？”我问。
“啊，绿子现在不在。”对方说。
“到学校去了吧？”
“唔，大概去了医院吧。您贵姓？”
我没报姓名，谢过后放下听筒。医院？莫非她受伤或患病了不成？但从那男子声音听来，完全没有那种不寻常的紧迫感。“唔，大概去了医院吧。”那口气，简直像是说医院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到鱼店买鱼去了——如此轻描淡写而已。我思索片刻，终于厌倦起来，不再去想，折回宿舍，躺在床上看从永泽那里借来的康拉德的《吉姆爷》，把剩下部分一口气看完，然后找他还书。
永泽正要去食堂吃饭，我也一起跟去吃了晚饭。
“外务省考试情况如何？”我问他。八月份举行过外务省高级考试的复试。
“凑合。”永泽不在意地说，“那东西，一般都混得过去。什么集体讨论啦，面谈啦，和向女孩子花言巧语没什么两样。”
“那么说，倒是真够容易的。”我说，“发榜在什么时候？”
“十月初。要是考中，请你美餐一顿。”
“我说，外务省高级考试的复试是怎么一回事？参加的人全是像你这样的？”
“不见得。基本上都是傻瓜蛋，再不就是变态分子。想捞个一官半职的人，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废料。这不是我信口胡诌，那帮家伙连字都认不全几个！”
“那你为什么还要进外务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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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很复杂。”永泽说，“例如喜欢出国工作啦等等。不过最主要的理由是想施展一番自己的拳脚。既然施展，就得到最广大的天地里去，那就是国家。我要尝试一下在这臃肿庞大的官僚机构中，自己能爬到什么地步，到底有多大本事。懂吗？”
“听起来有点像做游戏似的。”
“不错，差不多就是一种游戏。我并没有什么权力欲金钱欲，真的。或许我这人俗不可耐刚愎自用，但那种玩艺儿却是半点儿都找不到我头上。就是说，我是个没有私欲的人，有的只是好奇心，只是想在那广阔无边而险象环生的世界里一显身手罢了。”
“也没有什么理想之类的东西吗？”
“当然没有！”他说，“人生中无需那种东西，需要的不是理想，而是行为规范！”
“不过，与此不同的人生不是到处都存在的么？”我问。
“不喜欢我这样的人生？”
“算了吧，”我说，“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事情不明摆着：我一不能进东大，二不能在中意的时候和中意的女人睡觉。再说嘴巴又不能说会道，既不能被人高看一眼，又没有恋人。就算从二流私立大学的文学院毕业出来，前景也未必乐观。我又能说什么呢。”
“那么，是羡慕我的人生喽？”
“也不羡慕。”我说，“我太习惯于我自己了。而且坦率地说，东大也罢，外务省也罢，我都没兴致。我唯一羡慕的，就是你有一位初美小姐那样完美的恋人。”
他半天没有做声，闷头吃饭。
“我说，渡边，”吃完饭后，永泽对我说，“我似乎觉得，你我从这里出来，十年二十年过后还会在某个地方相遇，还会以某种形式发生关联。”
“简直像狄更斯小说里写的。”我笑了。
“或许。”他也笑了，“不过我的预感可是百发百中的哟！”
吃罢饭，我和永泽走进附近一家酒吧喝酒，一直喝到九点。“嗯，永泽君，你的所谓人生规范是怎么一种货色？”我问。
“你呀，肯定发笑的！”他说。
“我不笑！”
“就是当绅士。”
我笑固然没笑，但险些队椅子上滚落下来：“所谓绅士，就是那个绅士？”
“是的，就是那个绅士。”他说。
“那么当绅士，是怎么回事？要是有定义，可否指教一二？”
“绅士就是：所做的，不是自己想做之事，而是自己应做之事。”
“在我见过的人当中，你是最特殊的。”我说。
“在我见过的人里边，你是最地道的。”他说，随后一个人掏腰包付了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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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我把四张信纸工整地叠好，塞入信封，写上直子父母家的地址。
过了片刻，显得愁眉不展的矮个子教师进来，点罢名，掏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他腿脚不灵便，经常拄一根金属手杖。虽说“戏剧史II”不甚有趣，但他讲得头头是道，倒也值得一听。他照例道一声“好热啊”的开场白，便开始讲欧里庇得斯戏剧中解围之神[2]的作用。他讲了欧里庇得斯戏剧中的神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戏剧中的神有何区别。大约过了十五分钟，教室的门开了，绿子闪了进来。她穿一件深蓝色运动衫和一条奶油色棉布裤，仍戴着上次那副太阳镜。她向老师浮起一丝微笑，仿佛在说“来晚了，对不起”，然后在我身旁坐下，并从挎包里抽出笔记本递给我，其中夹一纸条，上面写着：“星期三，对不起，生我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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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讲到一半左右，当老师正在黑板上勾勒希腊戏剧的舞台装置时，门又开了，进来两个头戴安全帽的学生，简直与一对相声搭档无异：一个弱不禁风，瘦瘦长长，小白脸；一个五短身材，黑黝黝的圆脸盘，蓄一撮不三不四的小胡子。瘦长个子怀抱一摞传单，五短身材直奔老师跟前，提出要将后一半时间用来讨论，要老师应允，并说远比希腊悲剧还要悲惨的问题正笼罩着当今世界。其实这并非要求，而是单方面通牒。老师说他并不认为目前世界上存在着比希腊悲剧还要悲惨的问题，但反正怎么说都无济于事，那就悉听尊便好了。随即他紧抓着讲桌边缘移腿下来，提起手杖，拖腿走出教室。
在瘦长个子散发传单时，黑圆脸登上讲台发表演说。传单上以将任何事情一律简单化的特有笔法写道：“粉碎校长选举阴谋”，“全力投身于全学联第二次总罢课运动”，“砸烂日帝——产学协同路线”。立论堂堂正正，措辞亦无可厚非，问题是文章本身却空洞无物，既无可信性，又缺乏鼓动人心的力量。黑圆脸的演说也是半斤八两，一派陈词滥调，旋律照搬照套，惟独歌词的连接处略有改动。我暗自思忖：这伙小子的真正敌手恐怕不是国家权力，而是想象力的枯竭。
“走吧！”绿子开口。
我点头站起，两人离开教室，快出门时，黑圆脸向我说了句什么，我没怎么听清。绿子则朝他潇洒地挥挥手，道声：“您忙着。”
“噢，我们怕是反革命吧？”走出教室后绿子对我说，“一旦革命成功，我们难保不会被吊到电线杆上去，嗯？”
“吊之前可得好好吃一顿午饭，可能的话。”我说。
“对了，有家饭店我想领你去一次，就是远些，花点儿时间不要紧？”
“没关系。反正两点钟上课，有时间。”
绿子领我乘上公共汽车，到四谷站下来。她领我去的是一家位于四谷后面往里走几步的盒饭专卖店。我们在桌旁坐定，未等开口，就端上两个四方形红漆容器，里边放着每日一换的盒饭和一碗汤。果然不虚此行。
“好味道！”
“嗯。而且够便宜的，从上高中时就常常来这儿吃午饭。呃，我们学校离这里不远。学校严得厉害，我们来吃饭都是偷偷摸摸的。一旦给学校当场抓住，得受停学处分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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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子摘下太阳镜，同上次相比，眼睛显得有点困倦。她摆弄着左手腕上纤细的银手镯，又用小指尖摩擦似的揉揉眼窝。
“困？”我问。
“有点儿，睡眠不足啊。这个那个忙得团团转。不过也不打紧，别介意。”她说上次真是抱歉。出了一件大事，缠得我怎么也脱身不得，又是当天早上突然发生的，实在一点办法都没有。本想给饭店打个电话，但忘了那店叫什么名，又不晓得你家的电话。等得你好苦吧？”
“也没什么，反正我是大闲人，时间多得不行。”
“真那么闲？”
“真想把我的时间分出些来，让你在里边好好睡上一觉。”
绿子支颐展颜，看着我的脸说：“你倒还挺会关心人的。”
“不是关心，只是时间有余。”我说，“对了，那天往你家打电话，家人说你去医院来着，出了什么事？”
“往我家？”她微微蹙了下眉头说，“你怎么晓得我家的电话？”
“在学生科查的呀，还用说。谁都可以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