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信，我仍坐在檐廊不动，望着已经春意盎然的庭园，园里有株古樱，花开得几近盛开怒放。微风轻拂，光影斑驳，而花色却异常黯然。稍顷，“海鸥”不知从何处走来，在檐廊地板上“嚓嚓”搔了几下爪子，便挨在我身旁怡然自得地伸腰酣睡。
我打算思考点什么，又不知思考什么好。说老实话，我什么都懒得思考。我想那不得不思考的时刻恐怕不久就将来临，届时再慢慢思考也不为迟。至少现在什么都不想思考。
我在檐廊里一边抚摸“海鸥”，一边背靠柱子整整望了一天庭园。我觉得身上的力气已经完全消失。下午过去，黄昏来临，继而隐隐泛青的夜色笼罩了院落。“海鸥”早已不见踪影。我又开始观看樱花。在我眼里，春夜里的樱花，宛如从开裂的皮肤中鼓胀出来的烂肉，整个院子都充满烂肉那甜腻而沉闷的腐臭气味。我转而想起直子的裸体。直子娇美的裸体横陈在夜色之中，无数植物的嫩芽从其肌肤中争相萌出，在天外来风的吹拂下，鲜绿的幼芽轻轻摇颤不止。我想，那般巧夺天工的肢体为什么非生病不可呢？他们为什么不肯放直子一条生路呢？
我走进屋子，拉合窗帘。天地间无所不在的春日馨香在屋内也荡漾着，但现在使我联想起来的却惟有腐臭。我在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屋子里狠狠地诅咒春天，诅咒春天给我带来的创伤——它使我心灵深处隐隐作痛。生来至今，如此深恶痛绝地诅咒一种东西还是第一次。
此后三天时间里，我过得非常奇特，简直就像在海底行走一样。谁向我说话我都充耳不闻，我向别人说话对方也不明所云。我觉得自己周身仿佛紧紧贴上了一层薄膜。由于薄膜的关系，我无法同外界相融无间，而同时他们的手也无从触及我的皮肤。我本身固然软弱无力，然而只要我处于这种状态，他们在我面前也同样无能为力。
我靠着墙壁眼望天花板出神，肚子饿了就嚼一点随手摸得到的东西，喝口水，悲戚起来就喝杯威士忌睡觉。既不洗澡，又不刮须。如此过了三天。
四月六日绿子来了封信，信上说四月十日去登记选课，届时要我在学校前院等她一同吃午饭。她说：“拖这么久才回信，这样也就彼此彼此了，还是和解吧。因为见不到你，毕竟感到寂寞。”这封信我反复看了四遍，还是不解其意。这信意味着什么呢，到底？脑袋麻木得不行，无法准确把握上下句之间的关联。为什么在“登记选课”那天同她相见就是“彼此彼此”？为什么她要同我“吃午饭”？我不由怀疑：恐怕连我的脑袋也正在变得莫名其妙。神志濒于瓦解，如同暗室植物的根须一样蓬蓬松松。不能这样！我在昏沉沉的脑袋里想道。不能永远这样下去，必须振作起来！“不要同情自己，”我猛然记起永泽的话，“同情自己是卑劣懦夫干的勾当。”
真有你的，永泽，你是好样的！我长吁一声，欠身站起。
三天来我第一次洗衣服，去澡堂洗澡刮胡子，打扫房间，买来东西，做顿像样的饭菜吃了，又喂了饿瘪肚子的“海鸥”，喝些啤酒，这回只喝啤酒，接着做了三十分钟体操。刮胡子时我对镜一看，才发现瘦得两腮全陷了下去，两眼倒是光亮得出奇，活像别人的面孔。
第二天早上，我骑自行车兜了一圈风，回家吃罢午饭，把玲子的信重新读了一遍，然后冷静思考往下该怎么办。我之所以从玲子信中受到沉重打击，根本原因在于我那种以为直子日趋好转的乐观估计一瞬间归于破灭。其实直子本人已说她的病根很深，玲子也说过不知会发生什么情况。只是我两次去见直子，得到的印象都是她正在恢复，便以为惟一的问题无非是使她重新鼓起回归现实生活的勇气，认为只要她重鼓勇气，我们两人就能齐心合力地顺利步入坦途。
岂料，我这座构筑在脆弱的假设基础上的幻想之城，由于玲子的一封信而顷刻间土崩瓦解，剩下的惟有死气沉沉的平板地基。我现在必须设法使自己重新站稳。直子的再度恢复也许要花很长时间，而且纵使恢复了，她恐怕也要比以前更衰颓虚弱，更没有信心。而我必须使自己适应这种新的局面。当然也不是，我坚强起来就能一切都迎刃而解，这我心里清楚。但不管怎样，我现在能做的只有提高自己的士气，只有耐心等待她的康复。
喂，木月！我和你不同，我决心活下去，而且要力所能及地好好活下去。你想必很痛苦，但我也不轻松，不骗你。这也是你留下直子死去造成的！但我绝不抛弃她，因为我喜欢她，我比她顽强，并将变得愈发顽强，变得成熟，变成大人——此外我别无选择。这以前我本想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永远十七、十八，但现在我不那样想。我已不是十几岁的少年，我已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喂，木月，我已不再是同你在一起时的我，我已经二十岁了！我必须为我的继续生存付出相应的代价！
“喂，怎么搞的，渡边君？”绿子说，“怎么瘦得这么厉害？”
“是吗？”
“干过火了吧，和那个有夫之妇？”
我笑着摇摇头：“去年十月初到现在，一次都没和女人睡过觉。”
绿子吹了声嘶哑的口哨：“半年都没干那个？当真？”
“真的。”
“那——为什么这么瘦？”
“成大人了嘛。”我说。
绿子扳住我的双肩，定定地逼视我的眼睛，皱了会眉头，接着莞尔一笑道：“不错，确实有点变化，同以前相比。”
“成大人了嘛。”
“你这人可真行！居然会这样想。”她不无感叹地说道，“吃饭去，肚子瘪了吧？”
我们去文学院后面一家小饭馆吃饭。我点了当天搭配好的便餐，她也没有异议。
“嗳，渡边君，还生气？”绿子问。
“生什么气？”
“就是对我报复你不给你回信的事。那样不好吧，你认为？本来你都正式道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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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我不对，有什么办法。”我说。
“姐姐劝我别那么做，说我太斤斤计较，太耍小孩子脾气。”
“不过这回心里总算痛快了吧，报复完后？”
“嗯。”
“那不就行了。”
“你真够宽宏大量的。”绿子说，“渡边君，你真的半年都没干那个？”
“没有。”我回答。
“那么，上次你陪我睡觉时是很想很想干的吧？”
“噢，大概是吧。”
“可干嘛没干？”
“你现在是我最宝贵的朋友，我不愿意失去你。”我说。
“当时你要是死乞白赖，我恐怕很难拒绝的，那时候简直都瘫痪了。”她浅浅地一笑，手温柔地放在我手腕上我，那之前就已决定相信你，百分之百地。所以即使那时候我都能放心大胆地只管睡。心想和你在一起不要紧，用不着担心。睡得很香吧，我？”
“嗯，的确。”
“假如你不是那样，而是对我说：‘喂，绿子，和我干吧，那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和我干！’我说不定就真的干了。不过，你可别因为我这么说就认为我勾引你，挑逗你，我只是想把我感觉到的毫无保留地告诉你。”
“知道。”我说。
我俩边吃饭，边交换看了选课登记卡，发现有两门课我们都选了，就是说每周可以同她见面两次。接下去，她谈了自己的生活，说她姐姐好长时间都过不惯公寓生活，因为同她以往的人生相比着实可谓养尊处优，而她们早已习惯同时护理病人和给店里帮忙那种每天忙得团团转的生活。
“不过，近来她终于转过弯来了。”绿子说，“说我们自身的生活本来就该是这个样子，无须顾忌谁，尽情舒展手脚就是。但我们还是感到心神不定，就像身体离开地面两三厘米似的，总觉得是在做梦，觉得现实中不可能存在如此快活的人生，而肯定马上就会掉到苦海里去，弄得两人紧张得很。”
“好一对苦命姐妹。”我笑道。
“过去太残酷了。”绿子说，“也罢，往后我们狠狠地捞回来。”
“哦，你俩怕是做得到的。”我说，“你姐姐每天做什么？”
“她的一个朋友最近在表参道附近开了一家首饰店，她每周去帮三次忙。其余时间就学做菜，或同未婚夫幽会，再不就看电影、发呆，总之在享受人生乐趣。”
她打听我的新生活。我讲了房间的配置，宽阔的庭园，叫“海鸥”的猫，以及房东等等。
“有意思？”
“不坏。”我说。
“可就是没精神。”
“可惜了大好春光。”
“可惜还穿着她给织的漂亮毛衣。”
我吃了一惊，看了看自己身上的紫色毛衣：“你怎么会知道？”
“你这人真算老实。那肯定是挖苦你的嘛！”绿子意外似的说道，“干嘛没精神？”
“我倒想拿出精神来。”
“你把人生当做饼干罐就可以了。”
我摇了几下头，看着绿子的脸说：“可能是我脑筋迟钝的关系，有时捉摸不透你说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