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饼干罐不是装有各种各样的饼干，喜欢的和不大喜欢的都在里面吗？如果先一个劲儿挑你喜欢的吃，那么剩下的就全是不大喜欢的。每次遇到麻烦我就总这样想：先把这个应付过去，往下就好办了。人生就是饼干罐。”
“倒也是一种哲理。”
“不过这可是实实在在的，是我从切身体会里学得的。”绿子说。
正喝咖啡时，闯进两个绿子同学模样的女孩，和绿子交换看了选课登记卡，随即东拉西扯起来，什么去年德语成绩如何，什么在学潮冲突中你受伤了，什么这双鞋不错在哪里买的。在似听非听的时间里，我竟觉得那些话仿佛是从地球背面传来的。我边喝咖啡边观望窗外景致。校园春景一如往年：天空迷濛，樱花开放，一眼即可看出是新生的男男女女抱着新书在路上走动。如此观望之间，神思又有点恍惚起来。我想起今年仍不能返回大学的直子，转眼又看见窗台上放着一个小玻璃杯，插有一枝金凤花。
两个女孩道声“回头见”返回自己座位后，我和绿子走出店，在街上散步。我们转了家旧书店，买了几本书，又进饮食店喝了杯咖啡，然后去娱乐厅玩了一会弹球游戏，接着坐在公园长凳上说话。差不多都是绿子一人唱独角戏，我哼哈作答。绿子说口渴，我去附近糕点铺买来两罐可乐。那时间里她用圆珠笔在稿纸上“刷刷”写着什么。我问写什么，她答说没写什么。
三点半时，她说得赶紧回去，讲好和姐姐在银座会面。我们步行到地铁站，在那里分手，她把那张稿纸一叠四折塞进我外套口袋，叫我到家后再看，而我是在电车中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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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吉祥寺站往绿子公寓打了次电话，没人接。由于没有特别要做的事，我便在吉祥寺街头转来转去，想物色一份能够边上学边做的临时工。我是周六周日两天空闲，周一周三周四可以从五点开始，但同这张时间表完全吻合的工作找起来谈何容易。我泄了气，走回住所。买晚间吃的东西时顺便又给绿子打了次电话，是她姐姐接的，说绿子尚未回来，什么时候回来也不清楚。我道过谢，放下听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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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想给绿子写信，但反复写了几次都没写好，最后给直子写了一封。
我写道：“春回大地，新的学年开始了。不得相见，实在怅惘莫名。我很想见你，同你说话，无论通过什么形式都可以。但不管怎样，我都决心自强不息，此外别无他路可走。”
“此外，这是我自身的问题，也许对你无关紧要——我没有同任何人睡觉。因我不愿忘记你接触我时留下的感觉。对我来说，那比你想的还要重要。我经常追忆当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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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在吉祥寺站附近找了份只周六周日去两次的临时工，是在一家不大的意大利风味餐馆当侍应生，条件虽一般，但供应午餐，还给交通费。周一周三周四休晚班时——他们经常休息——我来代替上班也可以，作为我可谓求之不得。店主还说，做满三个月后，给提一次工资，并希望这个周六就开始。同新宿唱片店那个不三不四的店长相比，这位男子看起来相当老实厚道。
我给绿子公寓打去电话，还是绿子的姐姐出来接，用疲倦的声音告诉我绿子从昨天到现在一直没回家，她自己也想知道绿子去了哪里，问我知不知道线索。我知道的只是绿子挎包里装有睡衣和牙具。
星期三上课时，我见到了绿子。她穿一件类似艾蒿色的毛衣，戴一副夏季常戴的深色太阳镜，坐在最后一排，同以前见过一次面的戴眼镜的小个子女孩说话。我走过去，对绿子说课后有话说。戴眼镜的女孩先看看我，随即绿子也看看我。绿子的头发较之以前，那样式的确相当带有女性的风韵，显得成熟不少。
“我，有约会的。”绿子略微歪起脖颈说。
“不占你多少时间，五分钟就行。”
绿子摘下太阳镜，眯细眼睛，眼神活像在眺望对面一百米开外一座行将倒塌的报废房屋：“我不想说，对不起。”
眼镜女孩看着我，仿佛在说：人家说不想同你说话，对不起。
我在最前排的右端坐下，开始听课（讲的是田纳西•威廉姆斯戏剧的总论及其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课讲完时，我慢慢数罢一二三向后看去——绿子已不见人影了。
对于只身独处的人来说，四月实在是不胜凄寂的时节。四月里，周围的人无不显得满面春风。人们脱去外套，在明媚的阳光下或聊天，或练习棒球，或卿卿我我。我却孑然一身，形影相吊。直子也好，绿子也好，永泽也好，所有的人都远远离我而去。现在的我，连问一声“早安”或“你好”的人都没有。甚至对敢死队我都有些怀念。我就这样在无可排遣的孤独中送走了四月。向绿子打了好几次招呼，但得到的总是一个回答。她说她现在不想对话，听那声调，知道她也的确没这心思。她差不多都是同那个眼镜女孩在一起，此外便是同短头发的高个子男生结伴。那男生腿长得出奇，经常穿一双白球鞋。
四月过去，轮来五月。五月比四月还要难以打发。刚交五月，我就不能不感到自己的心开始在阑珊的春日中摇颤。这种摇颤大体在薄暮时分袭来。在浮动着玉兰花淡淡幽香的苍茫暮色里，自己的心开始无端地膨胀、颤抖、摇摆、针刺般地痛。这时我便紧闭双目、咬紧牙关，等待这番袭击的过去，而这要花很长时间，之后还留下丝丝隐痛。
每当这时我就给直子写信。在给直子的信中，我只写得意的事项、愉快的感受和美好的际遇，只写芳草的清香、春风的怡然和月光的皎洁，只写看过的电影、喜欢的歌谣和动心的读物。写罢反复阅读之间，我本身竟也得到了慰藉，心想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是何等美妙绝伦！这样的信我给直子去了好几次，但无论直子还是玲子都没回音。
在打工的餐馆里我认识了另一个打工的学生，姓伊东，和我同龄，两人不时攀谈。他在美术大学读油画专业，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实人，为了使他说话，我花了相当一段时间。他也喜欢看书听音乐，我们的话题差不多都是这些。伊东身材颀长，容貌潇洒，就当时的美大学生而言，他头发算是短的，衣着利落整洁。言语尽管不多，但情趣和思想都很地道可取。他喜欢法国文学，尤其喜欢读邦达和巴雷斯，音乐喜欢听莫扎特和拉威尔，并且和我一样在寻求有共同语言的朋友。
他在其住处招待过我一次。那是井头公园后面一幢式样别致的平房公寓，房间里堆满了画架和画布之类。我说想看看画，他说不好意思，没让我看。我们喝他从他父亲那里悄悄拿来的高级威士忌，用陶炉烧柳叶鱼来吃，听罗贝尔•卡萨德施演奏的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
他是从长崎来的，故乡有个恋人，每次回长崎都同她睡觉。他说近来关系有点儿别扭。
“这你大致明白吧，女孩的勾当嘛！”他说，“一上二十或二十一岁，就急着具体考虑很多事情，陡然变得现实起来。结果，原本觉得非常可爱的地方也平庸得叫人不快。一见我面——大多是在干完那事之后，就问我大学毕业出来怎么办。”
“怎么办？”我问。
他边嚼柳叶鱼边摇头：“怎么办？怎么也办不了，一个学油画的学生！要是想到怎么办，有谁还会跑来学什么油画。不说别的，从这种地方出来连吃饭都没有着落。我这么一说，她就央求我回长崎当美术教师。她打算当英语老师。活活要命！”
“那么说你已经不大喜欢她喽？”
“呃——恐怕是。”伊东承认道，“再说，我没心思当什么美术教师，不愿意教那些像群吵吵闹闹上蹿下跳的猴子似的调皮鬼初中生，不愿意那样了此一生。”
“说到底，还是同她分手为好吧？对双方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