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三十多分钟，刚才那位年轻渔夫手提两个寿司饭盒和一瓶新酒折回来。“这个吃掉！”他说，“下面的是紫菜饭卷和油炸豆腐，明天再用。”他拿起一升装酒瓶，把酒倒进自己杯里，给我的杯子也斟了。我谢过他，一个人吃了足够两人吃的寿司。随后两人喝起酒来，喝到不能再喝下去的时候，他叫我去他家住，我推说自己一个人睡在这里更好，他没再硬劝。临分手时，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四折的五千元钞票，塞进我衬衣兜里，叫我买点什么营养品吃，说我脸色难看得很。我谢绝说已经承蒙如此款待，哪里还能再要钱，但他执意不收回，说这不是钱，是他的心意，叫我别多想，拿着就是。我只好道谢收下。
渔夫走后，我蓦地记起高三时第一次睡过的女友，在她身上，自己做得何等残酷！想到这点，我心里感到一阵冰冷，无可救药的冰冷。我几乎从未思考过她会作何想法，有何感受，以及心灵受何剌激。甚至至今都未好好想过她一下。其实她是个非常温柔的女孩，只是当时我将那种温柔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丝毫未加珍惜。她现在做什么呢？能够原谅我么？
我心里难受得不行，吃下去的一口吐在废船旁边，由于酒喝过了量，脑袋开始作痛。加之对渔夫扯谎，还拿了他的钱，心情更觉恶劣。我想差不多该是返京的时候了。总不能长此以往，无尽无休。我卷起睡袋塞进背囊，扛着朝国营铁路车站走去，问站务员现在回东京应如何乘车，他查了时刻表，告诉说若能碰巧赶上夜行车，翌日一早即可抵大阪，再从那里转乘新干线去东京。我道声谢谢，用渔夫送给的五千元钞票买了去东京的车票。候车时间里，我买份报纸看了眼日期：一九七〇年十月二日。就是说我正好连续旅行了一个月。我想，这回横竖得重返现实世界了。
一个月的旅行并未使我的情绪豁然开朗，也没有缓解直子的死给我的打击。我以同一个月前几无变化的心境返回东京，甚至连给绿子打电话都不可能。我不知到底应怎样对她开口。我能说什么呢？一切都过去了，和你两人幸福地生活吧——这样说合适吗？我当然不能说这样的话。但不管怎样去说，也无论采取怎样的说法，最终应说的事实惟有一个：直子死了，绿子剩下。直子已化为白色的骨灰，绿子作为活生生的人存留下来。
我觉得自己似乎是个污秽不堪的人。返京以后，我仍然一个人在房间里闷了好几天。我为直子准备的房间下着百叶窗，家具盖着白布，窗棂薄薄落了一层灰。我在这样的房间里度过了每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我想起了木月。喂，木月，你终于把直子弄到手了！也罢，她原本就属于你的。说到底，恐怕那里才是她应去的地方。在这个百孔千疮的生者世界上，我对直子已尽了我所能尽的最大努力，并为了同直子共同走上新的人生之途而付出了心血。不过也没关系，木月，还是把直子归还给你吧，想必直子选择的也是你。她在如同她内心世界一般昏黑的森林深处勒紧了自己的脖子。我说木月，过去你曾把我的一部分拽进死者世界，如今直子又把我的另一部分拖到同一境地。有时我觉得自己似乎成了博物馆管理人——在连一个参观者也没有的空荡荡的博物馆里，我为我自己本身负责着那里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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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她问。
“凑合活着。”我说。
“喂，后天去见你可以么？”
“见我？来东京？”
“嗯，是啊。想和你单独好好叙谈叙谈。”
“那么说要从那里出来了，你？”
“不出来怎么能去见你！”她说，“也该到出来的时候了。一待整整八年，再不出来就烂在里面喽。”
我一时应对不上，略为沉吟了一下。
“后天乘新干线去，三点二十分到东京站，能去接我？我的模样还记得？或者说直子死后对我再没一点兴致了？”
“哪里。”我说，“后天三点二十分去东京站接你。”
“马上认得出来：拿着吉他的半老徐娘除我恐怕没第二个。”
果不其然，在东京站我很快认出了玲子。她身穿男式粗花呢夹克、白西裤，脚上一双红运动鞋。头发依然很短，而且三三五五地冲剌而出，左手提着装在黑壳里的吉他。一望见我，她刷地扭动脸上的皱纹，绽开笑容。看到玲子这张脸，我也不由得微笑起来。我拎过她的旅行包，两人并肩走到中央线站台。
“哦，渡边君，什么时候变成这么一副狰狞面目？还是说东京近来流行狰狞面目？”
“旅行了一段时间，又没吃什么像样的东西。”我说，“新干线如何？”
“一塌糊涂。窗户也不开，途中本想买盒饭来着。简直倒透霉。”
“车厢里有过来卖东西的吧？”
“你指的是又贵又难吃的三明治？那玩艺儿连快饿死的马都咽不下。以前我喜欢在御殿场买鲷鱼饭来吃。”
“那么说话，要把你当成老太婆的。”
“那好，原本就是老太婆嘛！”
在去吉祥寺的电车上，她好奇地凝望着窗外武藏野的风光。“相隔八年连风光也变样了？”我问。
“渡边君，你知道我现在是怎样的心情？”
“不知道。”
“又惊又怕，又怕又惊，简直要发疯似的。真不知如何是好，一个人被抛到这种地方来。”玲子说，“不过，你不觉得‘简直要发疯似的’这个说法很妙？”
我笑着握住她的手不怕，你一点不用担心，再说你是靠自己的力量出来的。”
“我从那里出来靠的不是自己力量。”玲子说，“我所以能离开那里，是托直子和你的福。一来直子不在以后，我已经无法忍耐独自留在那种场所的寂寞；二来有必要来东京找你好好谈一次。所以才离开那里。如果没有这两点，我说不定要在那里过一辈子。”
我点点头。
“往后怎么办呢？”
“去旭川，嗯，旭川！”她说，“音乐大学时代的一位好友在旭川办了一间音乐教室，两三年前就劝我去帮忙，我没答应，说懒得去那么冷的地方。可你知道，好歹成了自由之身以后，除了旭川，还想不出其他落脚处。那地方怕不会像是失手弄出来的大陷坑吧？”
“没那么恐怖。”我笑道，“去过一次，小镇不坏，挺有情调的。”
“真的？”
“不假，比在东京好，肯定。”
“反正没其他地方可去，行李都寄过去了。”她说，“渡边君，还能找时间去旭川玩？”
“当然去的。不过你这就赶去不成？总要在东京逗留几天再去吧？”
“嗯。可以的话，准备待上两三天。能在你那里借个宿吗？不会给你惹麻烦的。”
“毫无问题。我钻进睡袋在壁橱里睡。”
“抱歉抱歉。”
“没关系，壁橱宽敞得很。”
玲子有节奏地轻轻叩击夹在腿间的吉他壳。
“我恐怕要训练一下自己的身体，在去旭川之前。对外面的世界还根本不熟悉。很多很多事摸不着头脑，心里又紧张。这方面能帮我一把？能依赖的人只有你这一位。”
“只要我能办到，帮多少把都行。”我说。
“我这人，莫不是在打扰你吧？”
“到底能打扰我的什么呢？”
玲子看着我的脸，扭下嘴唇笑了，再没说什么。
从吉祥寺下了电车，在转乘公共汽车到我住处之前的时间里，我们没说什么像样的话，只是断断续续地谈东京市容的变化，谈她的音乐大学时代，谈我过去的旭川之行。有关直子的事绝口未提。我同玲子足有十个月未见，但如今和她单独走起来，心头仍不可思议地涌起一股平和、宽慰之感，并觉得以前好像也有过类似的感觉。回想起来，同直子两人在东京逛街时，便是与此完全相同的感觉。如同我与直子曾共同拥有木月的死一样，而今我与玲子又共同拥有了直子的死。想到这里，我陡然什么也说不出了。玲子一个人说了一会，发现我不开口，便也不再吭声。于是两人默默无言地乘上公共汽车，来到我的住处。
这是初秋一个天朗气清的午后——同恰好一年前我去京都探望直子时一模一样。云如枯骨，细细白白，长空寥廓，似无任何遮拦。又是一个秋天，我想。风的气息，光的色调，草丛中点缀的小花，一个音节留下的回响，无不告知我秋天的到来。四季更迭，我与死者之间的距离亦随之渐渐拉开。木月照旧十七，直子依然二十一，永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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