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会由六位穿大礼服、戴高礼帽的律师组成，他们以顽强的吃苦精神忍受着九月的骄阳。乌苏拉把他们款留在家中。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关在房里，密不透风地开秘密会议。晚上，他们便请一队卫兵保驾，带了一个手风琴队，到卡塔里诺酒店去自己付账喝酒。“你们别去找他们的麻烦，”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吩咐道，“总之，我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十二月初，盼望了很久的这场会谈，很多人都预料将是没完没了的，岂知不到一小时就结束了。
在闷热的客厅里，那架散架的自动钢琴上罩了白床单，象尸体上罩了裹尸布，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在它旁边，这一次没有坐在他的副官们画的白圈内。他坐在一把椅子上，身上裹着羊毛毯子，两旁是他的那些政治顾问，静静地倾听来使们简短的建议。他们要求：第一，放弃审查地契，以便重新获得自由派地主的拥护；第二，放弃反对教会势力的斗争，这是为了取得天主教居民们的支持；最后，取消私生子和合法子女享有同等权利的主张以保护家庭的完整。
“这就是说，”一俟这些建议宣读完毕，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微微一笑，“我们只是为夺取政权而战。”
“这是战术的改变而已。”代表中有人反驳：“目前，核心问题是扩大战争的民众基础。至于将来，我们等着瞧吧。”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一位政治顾问抢先说道：“这是荒谬的解说。”他说：“要是说，这种改变是好的，也就是说，保守党政权是好的。要是用它来扩大战争的民众基础，诚如诸位所述，那么也就是说保守党政权拥有广泛的民众基础。总之，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几乎二十年的时间里进行着一场背叛民族感情的战斗。”
他还想说下去，但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用手势制止了他。“别浪费时间了，博士，”他说，“要紧的是，从现在这刻起，我们就只是为夺取政权而战。”他依然带着微笑，接过代表们递过来的文本准备签字。
“既然如此，”他最后又说了一句，“我们接受这种战术的改变不会有任何不方便的地方。”
他手下的人都面面相觑，惊愕不已。
“请原谅，上校，”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温和地说，“但这是一种叛变。”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在空中停住了蘸了墨水的鹅毛笔，于是在马尔克斯上校身上倾泻下他权力的全部分量：
“请您把枪交给我。”他命令道。
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站起身，把武器放在桌子上。
“请您到军营去报到。”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命令他：“您将交付革命法庭审判。”
然后他签署了声明，把文本交还给来使们，对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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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这些纸你们拿着，悉听尊便。”
两天以后，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躺在吊床里，对恳请宽恕赫里奈多的呼声置之不理。执刑前夕，乌苏拉不顾不准打扰他的命令，还是在卧室里见了他。她一身黑服，神色少有地庄重，站着谈了三分钟。“我知道你将枪毙赫里奈多。”她平静地说：“此事我无法拦阻你。但是有句话你得听着：只要一看到他的尸体，我现在以我父亲和我母亲的尸骨，以纪念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名义和在上帝面前向你起誓，不管你钻到哪儿，我都要把你拖出来，用我的双手把你杀死。”在离开房间前，不等他回答，最后又加上一句：
“就象当初你出生时如果长着猪尾巴的话我会做的那样。”
那个没有尽头的长长黑夜里，当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回忆着在阿玛兰塔缝纫室里那些逝去的傍晚的情景时，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长时间地搔着身上的痒，企图打破他孤独的坚硬外壳。从那个久远的下午他父亲带他去认识冰的时候起，他唯一的幸福时刻已经在银匠间里度过了。在那儿，时光流逝，他装配着小金鱼。他得发动三十二次战争，撕毁所有同死神签署的协议，象猪那样在荣誉的垃圾堆里打滚，终于晚了整整四十年才发现简朴单纯的特有的好处。
拂晓时，执刑前一小时，他来到牢房，因熬了通宵，显得很疲惫。“结束这场闹剧吧，老伙计。”他对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说：“趁那些混小子来枪毙你之前，咱们离开这儿。”面对这种态度，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再也忍不住对他的蔑视。
“不，奥雷良诺，”他反驳道，“我宁可死，也不愿看着你变成一把鬼头刀。”
“你不会看到的。”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说：“穿上鞋，帮我来结束这场狗屎不如的战争吧。”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想到，结束一场战争远比发动它要艰难。他费尽心血艰苦奋斗了几乎一年，才迫使政府提出有利于起义者的和平条件。又另外花了一年时间使他的部下相信，接受那些条件是相宜的。他甚至还以想象不到的残忍来镇压他手下军官们的反叛，这些军官坚持不肯出卖胜利果实，结果他不得不靠了敌人的力量才最终把他们制服。
作为战士，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优秀。他目标明确，即最终是为了自身的解放而不是为抽象的理想、为那些政治家们的根据情况可以翻过来倒过去进行解释的口号而战，这激发起他昂扬的战斗热情。赫里奈多·马尔克斯上校，这位以同样坚定的信念和忠诚，过去为胜利而奋战如今为失败而苦斗的战士，责备老战友那种无谓的鲁莽。“别担心，”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莞尔一笑，“死，远远比一个人所想象的要难。”就他而言，这是事实。他确信自己的死期早已确定，这赋于了他一种神秘的、不受外界干扰的本领，使他超然于战争的险恶而安然无恙，这种信念使他最后终于失败了，而要取得这种失败比争取胜利还要困难、还要残酷，付出的代价还要大。
在差不多二十年的戎马生涯中，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回家好多次，但是他每次抵达时呈现的紧急状态，处处伴随着他的军事机构，给他的出现镀上了传奇色彩——这一点连乌苏拉也感觉到了——到头来把他变成了一个陌路人。最后一次，他在马贡多把他三个情妇安置在一间屋子里，除了二、三次他有空来吃饭外，在自己家里见不到他的人影。俏姑娘雷梅苔丝和战争打得最激烈时出生的那对双生子几乎不认识他。阿玛兰塔也不能把两个形象合起来：一个是年轻时制作小金鱼的哥哥，一个是在他和其他人之间用三米距离隔开来的神话般的武夫。但是当知道停战就要来临，想到他将成为普通的人再度回家来时，已经麻木了这么多年的家庭温柔之情空前激烈地复萌了。
“我们家里终于又有了当家的男人了。”乌苏拉说。
但阿玛兰塔第一个心中犯疑：他们家可能要永远失去这个人了。停战前一星期，他没带卫队，跟在两名赤脚的勤务兵后面进了家门。勤务兵把骡子的套具和装着他诗稿的箱子——这是他往昔皇家装备的最后一点剩货——搬到走廊上。阿玛兰塔见他从缝纫室前经过便喊住他。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看来很难认出她来。
“我是阿玛兰塔。”她兴致很高，对他回来很快·活，她举起缠着黑色绷带的手，说：“你看！”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象那遥远的一天早晨他被判了死刑回马贡多第一次看见她缠着绷带时一样，冲着她微微一笑。
“多快呀！”他说：“这时间可真不知怎么过的。”
布恩地亚家必须由政府军来保护了。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一到，骂他的、向他吐唾沫的都有，人们说他加剧战争只是为了能卖个好价钱。他身子发烧，又感到冷，浑身颤抖着，腋窝下又生出了疖疮。六个月前，一听说要停战了，乌苏拉打开奥雷良诺结婚时的新房扫了一遍，并在角角落落里点没药熏，心想奥雷良诺这次回来定是准备慢慢老死在雷梅苔丝那些生锈的玩具堆上了。但实际上，最近两年中他已把自己的最后一点精力，都付与了生活，包括暮年的生活。乌苏拉曾格外用心地布置了他的银匠间，可是他经过的时候，甚至没发觉钥匙已经插在锁孔上了。他没有觉察到时光在家里造成的细微而又令人心碎的破坏，这么长日子外出之后，对任何一个有着清晰记忆的人来说，这种破坏都会觉得是一场灾难。墙上石灰剥蚀，角落里蛛网结成了肮脏的绒花，海棠花上尘泥斑驳，横梁上白蚁啃出条条脉路，门臼里长出青苔，怀念在他面前铺设了种种狡诈的陷阱，对这一切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毫不痛心。他坐在走廊里，身上裹着毛毯，也没脱靴子，象在费劲地等待天晴。整整一下午，他就这样看着雨水滴落在海棠花上。乌苏拉这下明白了，这个人在家里是呆不久的。“如果不是战争，”她想，“就只能是死神来把他带走。”她的这个猜想是那样清晰、那样叫人信服，最后竟把它当作了一种预兆。
这天晚上吃晚饭时，那个被叫作奥雷良诺第二的用右手撮面包，用左手喝汤。他的孪生兄弟、被叫作霍塞·阿卡迪奥第二的，用左手撮面包，用右手喝汤。他俩的动作那么协调、一致，看起来这兄弟俩不是一个坐在另一个对面，而是在对着镜子吃饭。这对孪生子打从知道他俩长得一模一样时起就想出来的这个节目，现在又为刚到家的长辈表演了。但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却并没发觉。看来他对一切都置若罔闻，甚至连俏姑娘雷梅苔丝光着身子进房去，他都没看上一眼。只有乌苏拉敢打断他的凝神遐想。
“要是你还得离家的话，”在晚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她这样对他说，“那你至少得设法记住咱们这一夜是怎么过的。”
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这才明白——但并不吃惊，乌苏拉是唯一能看出他难处的人。多少年来，他第一次敢正眼看她的脸庞。她满脸皱纹，牙齿都蛀空了，披着一头干枯发白的头发，目光中闪现出惊讶的神色。他把她跟自己记得的、很久很久以前的形象相比，那天下午他预感到一锅沸滚的汤要从桌子滑落下来，果然，那锅真的摔破了。在这一刻里，他发觉这半个多世纪来，日常生活的重担在她身上留下了多少深深浅浅的爪印鞭痕，多少大大小小的创伤、溃疡和瘢疤。他也证实了母亲的遭遇并没有在他心里激起丝毫的怜悯之情。他最后一次作出努力，在自己心底寻找柔情泯灭腐烂的地方，却还是没有找到。从前，当他在自己的皮肤上闻到乌苏拉的体味时，至少还隐隐约约地觉得有些羞愧，而且不止一次地感到自己的思想是受了乌苏拉的影响。但所有这些现在都被战争夷平了。就连他的妻子雷梅苔丝，此时也只成了某个可做他女儿的人的形象。他在没有爱情的荒漠中所结识的那些女人，多得不可胜数，她们把他的种子撒播在整个加勒比海岸，但没有在他的感情上留下一丝痕迹。她们大多是摸黑进房来，拂晓前离去，第二天他醒来时，只有对她们肉体的一点索然无味的回忆。而不管时光流逝，战火纷飞，他唯一保存的一点柔情是孩提时对哥哥霍塞·阿卡迪奥的同情，这柔情并非建立在爱情上，而是建立在合伙同谋的勾当上。
“请原谅，”他对乌苏拉的请求，抱歉地说，“因为这场战争毁灭了一切。”
此后几天里，他忙着销毁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一切踪迹。他清理了银匠间，只留下一些不知道是谁的东西，他把衣服送给手下的勤务兵们；他怀着父亲当年埋掉刺死普罗登肖·阿基拉尔的标枪时所抱有的同样的忏悔心情，在院子里埋掉了他的武器。他留了一支手枪和一粒子弹。乌苏拉没有去阻挠，她只劝阻过一回，那就是他正要毁掉挂在大厅里、由一盏长明灯照着的雷梅苔丝的铜版照相的时候。“这张像早就不是你的了。”她说：“这是全家的圣物。”停战前夕，家里所有能够使人忆及他的东西已经片件无剩，于是他把装有他诗集的箱子拿到面包房去，那里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正准备生炉子。
“把这烧了。”说着他把一卷发黄的纸递给她：“好好地烧，这都是些老掉牙的玩意。”
圣塔索菲娅·德·拉·佩达历来不声不响，对人百依百顺，对自己亲生儿女都从未回过嘴，这回却觉得这事做不得。
“这些纸很有用的。”她说了一句。
“没有的话，”上校说，“这是替自己一个人写的东西。”
“那么，”她说，“您就自己来烧吧，上校。”
他不仅自己去烧了，还把箱子用斧头劈了，把木片也丢进了火堆。在这之前几小时，庇拉·特内拉来看他。这么多年不见，她变得这么老、这么胖，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很是吃惊，她过去的那种脆亮健朗的笑声到哪里去了！但是他也惊讶她的看牌本领居然如此精深了。“当心你的嘴巴。”她说。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暗自纳闷，他声誉鼎盛那阵子，有次她对他说的“当心你的嘴巴”，或许并不是对他命运令人惊奇的预见[1]。不一会儿，他的私人医生来给他腋下的疖疮开刀，他不露声色地问医生心脏的确切位置在哪里。医生仔细听了会，然后用碘酒棉花在他胸上画了个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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