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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赫尔克里·波洛和他认识的一个戏剧代理人会面了几个小时。下午，他去了牛津。接下来的一天，他乘车去了郊外，回来时已经比较晚了。
出发前，他打了个电话给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先生，约好当天晚上会面。
晚上九点半，他到了哥特楼。
波洛被领进书房，那里只有阿利斯泰尔·布伦特一个人。他与他的客人握手，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个急切的大问号。他说：“怎么样？”
赫尔克里·波洛慢慢地点点头。布伦特用几乎是用又怀疑又欣赏的目光望着他。
“您找到她了？”
“是的，是的，我找到她了。”他坐下来，然后叹了口气。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说：“您很累吧？”
“是的，我很累。我要告诉您的，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啊。”
布伦特问：“她死了吗？”
“这取决于，”赫尔克里·波洛缓慢地说，“您怎么看。”
布伦特皱起眉头。他说：“我亲爱的先生，一个人不是死，就是活。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只能居其一啊！”
“呃，但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又是谁呢？”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说：“您不是想说——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吧？”
“噢，不是，不是的。有这么个人，她曾经住在加尔各答，教人们演讲技巧，她还热衷于慈善工作。她搭乘‘马哈拉那’号轮船来到英国——与安伯里奥兹先生同船，虽然他们是在不同等级的仓位。他还因为什么事儿帮了她——她的行李出了点儿问题。看来他在小事情上还是个热心人。而有时，布伦特先生，好心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您知道，对于安伯里奥兹先生来说正是这样。他后来在伦敦街头又偶然遇到了这位女士，他当时心情很好，就好心地邀请她与他一起在萨伏依酒店共进午餐。这对她来说可是不期而遇的好事儿，对安伯里奥兹先生则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他的好心是没有预谋的，他压根儿就没想到这个容颜已逝的中年女子会给他带来一座金矿般的发财机会。但是，她尽管这么做了，却一点儿都没有觉察。您知道她从来都不怎么聪明，虽然是个充满善意的好人，但是——我想说——脑子不是很灵光。”
布伦特说：“那么那个叫查普曼的女人不是她杀的了？”
波洛不紧不慢地说：
“我不知道该怎样来讲这件事。我想，还是应该从我开始接触这件事讲起。是关于一只鞋！”
布伦特茫然地问：“一只鞋？”
“对，一只带鞋扣的鞋。当时我看完牙从牙医那儿出来，站在夏洛特皇后街五十八号的台阶上。这时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门开后，一个女人的脚伸了出来。我是个喜欢观察女人脚和脚腕的人。那是只很好看的脚，脚腕也很漂亮，穿着一双昂贵的丝袜。但是我不喜欢那只鞋。这是只崭新的、闪闪发亮的漆皮鞋，还带着一个巨大的装饰鞋扣。不雅观，一点儿都不雅观！当我还在观察这些时，女士整个儿都从车里出来了——坦率地说，实在令人失望——是一位中年女士，没什么魅力，穿着也没有品位。”
“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
“非常正确。她下车时发生了事故——她的鞋扣勾到车门，被扯掉了。我把它捡起来并送还给她。就这样，这段插曲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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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同一天，我和贾普探长一起访问了这位女士。顺便提一下，她那时还没有把那个鞋扣缝上。
“当天晚上，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就从她住的酒店出走并消失了。到这里，我们暂且说，第一幕结束。
“第二幕开始是贾普探长召我去利奥波德国王公寓。在那边的一个公寓里有一只皮草箱，皮草箱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我走进那间屋子，走近那只箱子，看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一只很破的带鞋扣的鞋！”
“怎么了？”
“您还没有听懂我说的意思，那是一只很破的鞋子——穿得很旧。但是您看，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是在同一天晚上去的利奥波德国王公寓，也就是莫利先生被害的那一天。早晨鞋子还是新的。一个人不可能在一天里把一双新鞋穿旧，您明白了吧。”
阿利斯泰尔·布伦特兴味索然地说：“我想，她也可能有两双这样的鞋吧？”
“啊，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贾普和我去过她在格伦戈威尔宫廷酒店的房间，并且检查了她所有的东西——没有一双带鞋扣的鞋子。是的，她可能会有一双旧鞋，走累了一天之后，在晚上换上了这双鞋，对吧？但是，如果是这样，另外那双鞋应该在酒店里，您同意吧？”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要紧。”
“不，不要紧，一点儿都不要紧。但是如果有人遇到自己无法解释的问题，就会去下功夫深究。我站在那个皮草箱边上，看着那只鞋——那个鞋扣是有人用手工新缝上的。我得承认我当时曾经怀疑过——我自己。是的，我对自己说，赫尔克里·波洛，你早上是不是飘飘然昏了头了，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把旧鞋子都能看成新鞋子？”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错了，不是这个原因。我的眼睛没有欺骗我！我们继续。我仔细查看了这个女人的尸体，感觉很不舒服。为什么这张脸被刻意、胡乱地毁掉？是不想让人认出来吗？”
阿利斯泰尔有些不耐烦地动了动。他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再讲一遍吗？我们都知道——”
赫尔克里·波洛坚定地说：
“这很有必要，我必须领着您从我走过的路上再走一遍，最终找到真相。我对自己说：‘这里面有问题。这儿有具女人的尸体穿着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衣服（除了鞋子，或许？），拿着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手提包，但是为什么不让人认出她的脸呢？也许是因为这张脸不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脸？’于是我马上开始回想我听到过的另一个女人的样子——就是那间公寓的主人。我问自己，这里躺着的这个死人会不会是另外这个女人呢？于是我去看了这个女人的卧室。我试着想象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从表面上看，她与另外一个很不同，穿戴得体又讲究，很会化妆。但是从基础方面看，并没有大的区别，头发，身材，年龄……但是有一个不同点，阿尔伯特·查普曼夫人穿五号鞋，而我知道，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穿九号丝袜，也就是说她应该至少穿六号的鞋子。这样，查普曼夫人的脚就比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的小。我又回到尸体那边。如果我的推断是对的，如果尸体是穿着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衣服的查普曼夫人，那么鞋子应该过大。我抓起一只脚，但是发现鞋子并不松，反而还很紧。这么看尸体还是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但是，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还要毁了这张脸呢？手提包已经证明了她的身份，它本可以被轻易地处理掉，但却没有。
“这简直是个谜，一个头绪混乱的谜团。绝望之中，我拿起了查普曼夫人的地址簿——唯一可以确认死者身份的人就是牙医，碰巧查普曼夫人的牙医也是莫利先生。莫利已经死了，但还是有办法鉴定身份。结果您已经知道了。接替莫利的医生在法庭上做证尸体就是阿尔伯特·查普曼夫人。”
布伦特有点烦躁不安。但是波洛毫不理会，接着说：
“我遇到了一个心理学问题。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第一个很明显，她有朋友证实她在印度住了很久，他们把她描述为一个诚恳的、做事认真的、有点儿傻里傻气的女人。还有另外一个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吗？显然是有的。这个女人和一个知名的谍报人员一起吃午餐；这个女人在大街上和您搭讪，并且自称是您太太的好朋友——这一点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不实之词；这个女人在案发前不久刚从一个男人的诊所里出来；这个女人在那天晚上去拜访了另一个女人，而且很有可能就在那时另外那个女人被谋杀了；这个女人从那时起就消失了，尽管她一定知道伦敦警方正在寻找自己。所有这些行为与她朋友对她的描述一致吗？看起来不一致。所以，如果这个塞恩斯伯里·西尔小姐不是她原本那样和善的好人，那么看起来她就很有可能是个冷血女杀手，或者是个同谋。
“我还有一个准则——我自己的亲身印象。我跟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交谈过。她给我留下了什么印象呢？这，布伦特先生，是个最难回答的问题。她说的话，她说话的方式，她的举止，她的手势符合人们对她的描述。但是，它们也同样符合一个聪明的演员对一个角色的扮演。不管怎么说，梅布尔·塞恩斯伯里·西尔最初就是个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