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又是新的一天。埃德温·布尔默爵士在进行交叉询问。他现在一点也不温和了。他严厉地说：
“关于这个我们一再提起的药箱，六月二十八日那天是整晚都放在H庄园的门厅吗？”
霍普金斯护士表示同意：“是的。”
“这可太不小心了，不是吗？”
霍普金斯护士的脸红了。“是的，我想是这样。”
“你习惯把这些危险的药物随便乱放，让什么人都能拿到吗？”
“不，当然不是。”
“噢！不是？但你那天碰巧忘了是吗？”
“是的。”
“事实是不是如此，只要愿意，房子里的任何人都能够拿到那个吗啡？”
“大概是的。”
“不要猜测。是还是不是？”
“嗯，是的。”
“不是只有卡莱尔小姐能够拿到它吧？任何仆人都可以，对吧？或者洛德医生？或者罗德里克·韦尔曼？或奥布莱恩护士？或者玛丽·杰拉德自己？”
“大概是，是的。”
“就是如此，是不是？”
“是的。”
“有谁知道你的药箱里有吗啡吗？”
“我不知道。”
“那你有没有告诉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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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
“所以，事实上，卡莱尔小姐不可能知道那里有吗啡，是吗？”
“她也许已经看过了。”
“这不大可能的，不是吗？”
“我不知道，我肯定不知道。”
“有人可能比卡莱尔小姐更清楚吗啡在哪里。比如说，洛德医生。他应该知道。你使用吗啡是根据他的医嘱，是不是？”
“当然。”
“玛丽·杰拉德也知道你的药箱里有吗啡吗？”
“不，她不知道。”
“她经常去你的小屋，不是吗？”
“不是很经常。”
“我提醒你，她去得很频繁。而且她比大房子里的所有人都更有可能猜到你的药箱里有吗啡。”
“我不同意。”
埃德温爵士暂停了一分钟。“你在第二天早上告诉奥布莱恩护士吗啡不见了吗？”
“是的。”
“我提醒你，你实际上说的是，‘我把吗啡忘在家里 了。我得回去拿。’”
“不，我没有这样说。”
“你没说吗啡落在你的小屋的壁炉架上了吗？”
“嗯，因为我找不到它，所以我以为一定是忘在家里了。”
“其实，你并不真的知道你把它放哪儿了！”
“不，我知道的。我把它放在药箱里了。”
“那你为什么在六月二十九日早上说你忘在家里了？”
“因为我想也许有这个可能。”
“那我得说，你是个很粗心的女人。”
“这不是真的。”
“你有时陈述得相当不准确，不是吗？”
“不，不是的。我对自己说的话很谨慎。”
“你有没有说过七月二十七日，也就是玛丽·杰拉德去世的那天你被玫瑰的刺刺到了？”
“我不明白那和案子有什么关系！”
法官说：“这和案子有关吗，埃德温爵士？”
“是的，大人，这是辩护的重要部分，我打算传唤证人，以证明这种说法是骗人的。”
他继续问。“你还是坚持在七月二十七日，一棵玫瑰树上的刺刺伤了你的手腕吗？”
“是的，我坚持。”霍普金斯护士挑衅地看着律师。
“什么时候刺到的呢？”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就在离开门房到大房子里去的时候。”
埃德温爵士怀疑地说：“那株玫瑰是什么样的？”
“攀爬在门房外的花架上，开着粉红色的花朵。”
“你确定？”
“我相当确定。”
埃德温爵士停了一下，然后问：“你坚持说六月二十八日你到H庄园来的时候，吗啡是在药箱里的？”
“是的。我随身带着它。”
“假定此刻奥布莱恩护士来到证人席，发誓说你说过你可能把它留在家里了，你要怎么说呢？”
“它在我的药箱里。我十分肯定。”
埃德温爵士叹了口气。“吗啡不见了，你不觉得不安吗？”
“不，我没有不安。”
“是吗，尽管大剂量的危险药物不见了，你竟然还是很放心？”
“我当时没想到是被人拿走了。”
“我懂了。你只是不记得你到底把它放哪儿了？”
“不是。我把它放药箱里了。”
“二十片半格令的药片，也就是说十格令的吗啡。足以杀死好几个人了，不是吗？”
“是的。”
“但是，你没有感到不安，甚至没有正式上报吗啡丢失一事？”
“我认为没问题的。”
“我请你考虑，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那么吗啡不见了，你应该正式报失。”
霍普金斯护士的脸很红，她说：“嗯，我没有那么做。”
“这肯定是你的严重疏忽。看来你并不怎么负责任。你有没有经常把这些危险药品放错地方？”
“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
询问持续了好几分钟。霍普金斯护士心慌意乱，面红耳赤，自相矛盾，轻易地溃败于埃德温爵士的老辣技巧。
“七月六日，也就是星期四，死者玛丽·杰拉德是否立了一份遗嘱？”
“是的。”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她觉得这是应该做的，就做了。”
“你确定那不是因为她心情沮丧，对未来没有把握才立的遗嘱吗？”
“胡说。”
“然而，这表明死亡的念头是曾出现在她脑海里，她考虑过这个问题。”
“根本没有。她只是认为这么做是对的。”
“是这份遗嘱吗？署名是玛丽·杰拉德，由糕点店的店员艾米莉·比格斯和罗杰·韦德作为证人，把她去世后所有的一切都留给玛丽·莱利，也就是伊丽莎·莱利的妹妹，对吗？”
“没错。”
遗嘱交给陪审团。
“据你所知，玛丽·杰拉德有什么财产吗？”
“当时没有，她没有财产。”
“但她不久后就会有？”
“是的。”
“是不是相当大的一笔钱？两千镑，卡莱尔小姐赠予玛丽的。”
“是的。”
“有没有什么强制的要求让卡莱尔小姐这样做呢？还是完全是她的慷慨举动？”
“她是自愿这么做，是的。”
“但是，如果说她像大家说的那样憎恨玛丽·杰拉德的话，她就不会心甘情愿地送给她一大笔钱吧。”
“这是有可能的。”
“你这样回答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是吗？那么，你有没有听说关于玛丽·杰拉德和罗德里克·韦尔曼先生的任何闲话？”
“他喜欢上了她。”
“你有什么证据吗？”
“我就是知道而已，没有别的。”
“哦？你‘就是知道而已。’恐怕这对陪审团来说不是很有说服力。你是否曾经说过，玛丽拒绝过他，因为他和埃莉诺小姐有婚约在身，后来在伦敦又同样拒绝过他一次？”
“这是她告诉我的。”
再次轮到塞缪尔·阿坦伯利爵士发问：“当玛丽·杰拉德和你一起讨论遗嘱的措辞时，被告是不是从窗外向里看？”
“是的，她是那么做了。”
“她说了什么？”
“她说，‘这么说，你在立遗嘱，玛丽。这可真有趣。’她笑了起来。笑个不停。依我看，”证人恶狠狠地说，“就在那一刻，她心里动了念头。除掉那个姑娘的念头！就在那一刻她起了杀心。”
法官严厉地说道：“请只针对询问的问题进行回答。后面的说法将在记录中删除。”
埃莉诺心想，多么奇怪。当有人说出真话时，他们却要删除。
她想歇斯底里地大笑一场。
2
奥布莱恩护士在证人席上。
“六月二十九日早上，霍普金斯护士有没有告诉你一件事？”
“是的。她说她的药箱里有一支装着盐酸吗啡的管子不见了。”
“你做了什么？”
“我帮她去找了。”
“但是你找不到？”
“是的。”
“据你所知，药箱整夜都放在门厅吗？”
“是的。”
“韦尔曼先生和被告两人在韦尔曼夫人去世的时候，都在大房子里吗，也就是在六月二十八到二十九日？”
“是的。”
“你能告诉我们，六月二十九日，也就是韦尔曼夫人去世后的那天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吗？”
“我碰巧看见罗德里克·韦尔曼先生与玛丽·杰拉德在一起。他告诉她说他爱她，还试图亲吻她。”
“他当时和被告还有婚约吧？”
“是的。”
“之后发生了什么？”
“玛丽告诉他，他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因为他已经和埃莉诺小姐订婚了！”
“依你看来，被告对玛丽·杰拉德是什么感觉？”
“她恨她。她看着玛丽的神情好像要毁了她。”
埃德温爵士跳了起来。
埃莉诺想，他们为什么争吵呢？这有什么关系？
埃德温·布尔默爵士进行交叉询问：“霍普金斯护士是不是说过，她认为她把吗啡忘在家里了？”
“嗯，你瞧，是这样的。毕竟——”
“请回答我的问题。她是不是说过，她可能把吗啡忘在家里了？”
“是的。”
“当时她并没有真的为这事担心吧？”
“是的，她没有。”
“因为她认为她把吗啡落在家里了。所以很自然，她并没有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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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不到有人会拿走它。”
“没错。直到玛丽·杰拉德因吗啡中毒而死，她的想象力才发挥作用。”
法官打断了他：“我认为，埃德温爵士，你已经在前一位证人的问话中表达过这一观点了。”
“遵命，阁下。
“那么，说到被告对玛丽·杰拉德的态度，她们两人有没有吵过架？”
“没有吵过架，没有。”
“卡莱尔小姐对那个姑娘一直是和颜悦色的吗？”
“是的。 但她看她的神情不对。”
“是，是，是。不过我们不能依赖这种想象。我想，你是爱尔兰人？”
“是的。”
“而爱尔兰人想象力向来丰富，是不是？”
奥布莱恩护士激动地大叫起来：“我告诉你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3
杂货商艾伯特先生站在证人席上。他感到慌张，没有自信（不过，稍微有点激动，觉得自己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证词很短。被告那天买了两罐鱼糜。
被告曾说：“经常有鱼糜引起的食物中毒。”她看上去有些激动和古怪。
没有交叉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