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放学时间早就过了，但还有不少学生留在学校。广播里在催促学生赶快回家，她们却无意离去，更衣室附近挤满了看热闹的学生。
惠子打电话报警时，我站在更衣室门口，没有胆量往屋里看，身体朝着外面。过了一会儿，藤本一脸笑容地走过来。他好像说了句“出汗真舒服”，我记不清了——不如说我根本没在听。
我结结巴巴地把事情告诉他，一次没说清楚，又说了第二遍。他听了仍一头雾水，我让他去屋里看。
藤本一声惨叫，声音几乎是从嗓子里挤出来的，手指颤抖不停。很奇怪，看着他的惊愕表情，我倒冷静下来。
我留下他，去找校长和教务主任——那大约是三十分钟前的事。
警察在眼前卖力地四处活动。见他们仔细检查更衣室的每一个角落，我甚至想，这么个小屋里能找出什么呢？他们彼此交谈着什么，声音低不可闻。对于一旁观看的我们来说，那些对话似乎句句都有含意，叫人紧张。
不一会儿，一个警察走了过来。他看起来三十五六岁，身材高大魁梧。
除了我，在场的还有惠子、藤本和堀老师。堀老师是个教语文的中年女教师，也是排球社顾问。用女更衣室的老师为数不多，她是其中之一，今天用过女更衣室的好像只有她。
警察说要同我们谈谈。他语气平和，但目光锐利，充满戒备，那眼神令人联想到机灵的狗。
询问在学校的会客室进行。我、惠子、藤本和堀老师依次被叫去问话，第一个被点名的是我，大概因为尸体是我发现的，自然要首先询问。
进了会客室，我和刚才那个警察面对面在沙发上坐下。他自称姓大谷，身旁还有一位年轻警察负责记录，此人没有自报姓名。
“发现时大概几点？”这是第一个问题。大谷用探询的目光看着我。当时我并没想到以后会和他频频见面。
“社团训练结束之后，应该是六点半左右。”
“是什么社团呢？”
“射箭社，也叫西洋箭。”我一边回答，一边想着和这个有什么关系。
“哦，我也学过射箭……先不说这个了，能尽量详细地说说当时的情形吗？”
我把从训练结束后发现尸体到向各方报告的过程准确叙述了一遍，更衣室门被顶住的情形说得尤其详细。
听后，大谷抱着胳膊像在沉思，而后问道：“当时你很用力了，门还是动不了，对吗？”
“我还试着去顶了顶。”
“结果还是打不开才去撞门？”
“是。”
他在笔记本上记了点什么，表情有点无精打采，随即抬起头看着我：“村桥老师以前用过更衣室吗？”
“没有，他不是运动社团的顾问。”
“这么说来，平时不来更衣室的村桥老师单单今天进了那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有什么线索吗？”
“对这一点我也觉得很奇怪。”我坦承。
他又问我最近有没有发现村桥有何怪异举止，我说村桥性格骄傲，作为训导主任对学生要求严格，最后说：“我觉得他最近没什么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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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换了个话题：“也许与事件没什么本质关系……看了更衣室后我有几个疑问，能请你回答一下吗？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只是些细节。”
他从年轻警察那儿拿过一张白纸放在我面前，随手画下几个长方形，像是更衣室示意图。
“我们到那儿时，现场是这样的，顶门的木棍已经掉落。”
我看着图点头。
“这里有个问题，女更衣室上了锁，男更衣室呢，平时不上锁吗？”
这个问题我和藤本有点难以回答，那只是因为我们的懒惰。
“本来是要上锁的。”我答得含糊。
“本来……是什么意思？”
“没成为习惯，觉得去传达室拿钥匙用完再送回去太麻烦，再说更衣室里还从没丢过东西。”我自己也知道后半句听起来像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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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如此，所以村桥老师也能随便进出。”他语调轻松，似乎在暗示更衣室不上锁是事件的原因之一，我不禁缩缩脖子。
“但若男更衣室不上锁，女更衣室再怎么戒备也没用吧？”
他的疑问很有道理。前面说过，更衣室中央用砖墙隔开，分成两间，但那面墙并没从地板砌到天花板，而是和天花板之间留出了约五十厘米的空隙以便通风。只要想爬，是有可能从男更衣室爬墙侵入女更衣室的。
“其实，女老师们曾说过男更衣室也该上锁，一直没做到……以后我们会注意。”事出意外，我不由抬高了声音。
“对了，那根木棍原来就有吗？”
“不，”我摇头，“没见过。”
“这么说，是有人带进去的。”
我不禁盯着大谷。“有人”是什么意思？不是村桥，会是谁？但他看上去像只是随口说说，一脸平静，然后像是忽然想到什么似的抬起头来：“不好意思，我再问点别的。村桥老师单身？”
“……啊，是的。”
“有意中人吗？你知不知道？”可能是说这种话时的习惯，他挤出笑容。这种表情让我觉得不舒服，便故意板着脸回答：“我没听说。”
“一般关系的女朋友呢？”
“不知道。”
“……是吗？”不觉间，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改用一种无法理解的眼神望着我。那眼神像是在说，他不认为我在说谎，但也不认为村桥没有女朋友。
“那个……村桥老师的死因是什么？”对话中断的间隙，我试探着问。
他怔了怔，马上简短地回答：“氰化物中毒。”我没再问什么，这毒药的名字太普通了。
他接着说：“尸体附近掉着一个纸杯，装过餐厅的自动售货机卖的果汁，我们判断杯子里有氰化物。”
“是……自杀吗？”我把忍着一直没问的问题说了出来。
他的脸明显绷紧了：“这种假设可能性较大，但现阶段还无法下结论。当然，我也希望只是自杀。”
听他的语气，我下意识地觉得他认为村桥死于他杀。此时此刻问他有什么根据，他大概也不会回答。
大谷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最近周围是否发生过什么奇怪的事。他说即使和村桥老师无关也没关系。
我犹豫了，不知是否该告诉他有人想杀我。事实上，看到村桥的尸体时，我脑子里最先掠过的是一个可怕的念头：他是不是替我而死？
“有人想要我的命。”这句话到了嗓子眼，但就在看到大谷那猎犬般眼睛的瞬间，我又把它咽了回去。我想尽量避免让这个嗅觉灵敏的人来追查自己周边，再说我也答应过校长。我只对他说：“有什么发现我会通知你。”
走出会客室，我不知为何深深叹了口气，感觉肩膀僵硬，也许刚才还是紧张。
惠子、藤本和堀老师在隔壁房间等着。一见到我，三个人都松了口气似的迎上来。
“时间真长啊，都问了些什么？”惠子担心地问。不知何时她已经换上校服。
“各种问题。照实回答了呗。”
三人还想问什么，但表情突然僵住了。刚才坐在大谷身旁做记录的年轻警察出现在我身后。
“杉田惠子……是吧？请过来一下。”惠子不安地看着我。我默然点头，她也点点头，镇静地答了一声“好的”。
惠子进会客室后，我对藤本和堀老师大致说了问讯内容。听着我的话，两人脸上的不安神情消失了，大概是认为自己不会被牵扯进什么麻烦，放下心来。
没多久，惠子回来了，她的表情也稍有缓和。接下来是藤本，最后是堀老师。她出来时已过了八点。今天已经没别的事，于是我们四人一起回家，路上一边走一边听他们说，三人所说的内容如下：
惠子是发现尸体的目击者，她对当时情形的叙述和我说的基本一致，只是她还是联系警察的重要角色。
藤本被叫去是因为他最后一个用了更衣室，警察询问的重点是，他在更衣室换衣服时，室内的情况和发现尸体时是否有什么不同，他的回答是“没注意”。
刑警对堀老师的询问基本上与更衣室的门锁有关，什么时候开锁进去、什么时候上锁出来、钥匙放在哪里保管等等。她回答：“放学后我马上去传达室拿钥匙，三点四十五分左右开锁进更衣室，四点左右出来把门锁上，钥匙一直带在身边。”当然，这期间没人进出更衣室，她也没听到男更衣室有什么动静。藤本是三点半左右离开更衣室的，这一点应该不会有问题。
堀老师还说，当时，女更衣室入口边上的储物柜有一部分被弄湿了，警察好像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此外，三人都被问及两个共同的问题：关于村桥之死是否知道什么线索，村桥是否有女朋友。他们三人都回答“没什么线索，也不知道村桥有女朋友”。我不明白大谷为什么这么关注“女朋友”。
“大概是办案的惯用手段。”藤本轻描淡写地说。
“也许，但我总觉得有点过于关注这个问题。”没人对我的话发表见解，四个人沉默着一起走向校门。看热闹的人群不知何时也消失了。
堀老师突然冒出一句：“那个警察会不会认为村桥老师死于他杀呢？”
我不禁停下脚步，看着她的侧脸。惠子和藤本也跟着停下来。“为什么？”
“没来由……就那么觉得。”
藤本立即不分场合地大声说：“要真是那样，就是密室杀人了，太戏剧性了。”他像是故意说的，但我知道他是不想去认真思考他杀的可能性，这种心情和我一样。
我在校门口和藤本、堀老师道别。他们俩骑自行车上下班。和惠子互相看了看，我长叹一声，慢慢往前走。
“简直像在做梦。”惠子边走边喃喃自语，声音里没了活力。
“我也这么觉得，很难想象是现实里发生的事。”
“会是自杀吗？”
“不知道……”我模棱两可地摇头，但感觉这种可能性不大。村桥不是会自杀的那一类人，甚至可以说他属于就算伤害别人也要执著活下去的类型。这样，唯一的可能就只有他杀了。
我想起藤本刚才说的“密室”一词。确实，更衣室里形成了一个密室，但如同小说家虚构的各种“密室杀人”一样，这起事件里是否也隐藏着阴谋呢？大谷好像也指出过密室的某些疑点。
“门确实被顶上了？”
“没错。你不也知道吗？”
“是呀……”惠子的眼睛又开始思考。
车站到了。她和我坐的电车方向相反，过了检票口后我们就分手了。
抓着车厢里的拉环，我一边看着车窗外流逝的夜景，一边又开始想村桥的死。他不久前还在身边话不饶人，现在已不在这个世上。人的一生就是如此，只能一声叹息，可生命结束得也实在太仓促，没有留下一点生的余音。
可村桥为什么会死在更衣室呢？就算是自杀，那里也不是他会选择的死亡地点。假如是他杀呢？对凶手来说更衣室是最佳场所吗？还是有非更衣室不可的原因？
这些念头在脑子里盘旋，不觉间电车到站，我步履蹒跚地来到月台。沉重的脚步让我再次意识到自己疲惫不堪。
从车站到公寓大约要走十分钟。我搬家过来后一直住这套两居室的房子，因为没有孩子，还不显得狭小。
我步履维艰地爬上楼梯，摁响门铃。很久没有这么晚回家了。
响起链锁和门锁打开的声音，门开了。
“回来啦。”裕美子的声音和往常一样。屋里传来电视的声音。
我换了衣服，坐在餐桌前，稍稍平静下来。我把发生的事告诉裕美子，她吃惊地停下筷子。“自杀吗？”
“详情还不知道。”
“看明天的报纸就知道了吧？”
“嗯。”
我嘴上这么回答，内心却在怀疑。警方不也无法当场判断是自杀还是他杀吗？大谷锐利的眼神浮现在眼前。
“他的家人……一定惨了。”
“是啊。还好他单身。”
我曾想过要不要告诉裕美子我也有性命之忧，但终究没能说出口。说出来只会让她担惊受怕，没任何好处。
那一夜怎么也睡不着，不光是因为村桥的尸体若隐若现。想着他的死，我的脑子越来越清醒。
他是被杀的吗？
如果是，凶手是谁？
和想取我性命的是不是同一个人？若是，动机又是什么？
身旁熟睡的裕美子发出均匀的鼻息。对她来说，素未谋面的丈夫的同事之死不过是报纸上的社会新闻罢了。
我和裕美子是在以前的公司认识的。她素面朝天、沉默寡言、朴素淡然。和她同期进公司的女职员经常和单身男职员出去打网球、开车兜风，但她除了上司之外，几乎不和男职员说话，对我也一样，只在倒茶时说过一两句。
“那女孩不行，叫她也不来，即使来了也没劲。”不久，有人开始这么说她，于是她连年轻人的聚会也不去了。
就是在这种状况下，有次我约她：“下班后去喝杯咖啡？”我想大概会被拒绝，不料她点头了，居然没有丝毫犹豫。
在咖啡店里，我俩几乎没有对话，只是时而我说两句，她点点头，至少她没主动说过话。但我发现，我追求的就是能和自己共度这种时间的女人，这种能让自己心平气和的时间。之后，我们开始交往，虽只是有了两人面对面相处的时间，却能让彼此相互了解。记得有次我问她：“第一次约你喝咖啡，你为什么会来？”她想了一下回答：“和你约我是同样的理由。”大概我们都是低调的人，有互相吸引的地方。
我从公司辞职当了教师后，和她继续交往。她除了对我说的话稍微多了点之外，和我们初识时几乎没有变化。三年前，我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婚后，我们过着平凡的生活，只有一次曾出现危机。那是在结婚半年后，她怀孕了。
“你会打掉吧？”面对两眼放光来报告喜讯的她，我毫无感情地说。
她的笑容一下子凝固了，像是一瞬间无法理解我的话。
“现在还不能有孩子，我一直小心，怎么还会失败呢？”
不知是我的消沉说法让她伤心，还是“失败”二字刺伤了她，大颗的泪珠从她眼中滚落。
“因为最近经期不正常……可是，好不容易有的孩子……”
一听“孩子”，我更歇斯底里：“不行就是不行！孩子要等有信心养育之后再说，现在太早了！”
那天晚上她彻夜抽泣，次日我们俩去了医院。医生的劝说没有改变我抹杀幼小生命的意愿。表面上的理由是生活困难，其实我当时的真正想法是当父亲太麻烦。一想到一个生命诞生到人世，他的性格会深受自己影响，我就对当父亲产生一种类似恐惧的感觉。
我不得不承认，那件事让我们的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她经常哭泣，而我那时也总不愉快。此后一两年，她常在厨房发呆，若有所思，直到最近才开朗起来，但关于那件事，也许她至今还没原谅我，对此我也无计可施。
不能让妻子操多余的心——这是我现在的想法。想着这些，过了凌晨三点才昏沉沉地入睡，但噩梦让我的神经根本无法休息。在梦中，我被一只白色的手追赶。我想看清那是谁的手，但越想看，影像就越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