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瑞希拉朝众人点头致意，接着看书。
茉莉说：“我愿意把他的分成加个两千万的封顶。这就是个保险。没必要冒风险。再说这也太不公平了”
邦茨怒道：“有什么不公平的，他都签合同了。”
“去你妈的，鲍比。”茉莉说。
马林权当没听见。“克劳迪娅，你怎么想？”
克劳迪娅想了很多。显然马林比大家说的要严重得多。再说给这样一位老人施加压力也太残酷了，他连说话都困难。她很想说算了，可她觉得马林愿意见他们肯定有自己的意图。
“厄内斯特是个不按套路出牌的人，”克劳迪娅说，“他一心要给家人争取点儿东西。可是伊莱，他是个作家，你不是一直都喜欢作家嘛。考虑一下，就当是为艺术奉献。你给大都会博物馆捐了两千万，为什么不能给厄内斯特呢？”
“然后等着所有的经纪人都像这样来找我们要钱？”邦茨说。
伊莱·马林深吸了一口气。绿色的插头好像插得更深了些。“茉莉，克劳迪娅，就把这件事当成我们的小秘密吧。给维尔两个点的毛利分成，两千万封顶。预付一百万。这样你们满意吗？”
茉莉想了想。这几部电影加起来，两个点的毛利至少是一千五百万，可能还要多。她只能做到这步了，而且马林能开出这种价钱，出乎她的意料。要是她再得寸进尺，他完全有能力收回这个提议。
“非常好，伊莱，谢谢你。”她俯下身子亲了他的面颊，“明天我把备忘录发到你的办公室。还有，伊莱，祝你早日康复。”
克劳迪娅控制不住她的情绪了。她紧紧握住了伊莱的手，手冰凉，皮肤上有褐斑，他时日不多了。“你救了厄内斯特的命。”
正在这时，伊莱·马林的女儿带着自己的两个小孩子进了病房。护士普瑞希拉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朝孩子走过去，仿佛见了老鼠的猫。她拦住了孩子不让他们靠近病床。马林的女儿离了两次婚，跟父亲处得也不好。但是马林很喜欢自己的孙子，所以她还是得到了罗德斯通的一家制作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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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迪娅和茉莉离开了。她们开车来到茉莉的办公室，给厄内斯特打电话说了这个好消息。他力邀二人共进晚餐，以示庆祝。
马林的女儿带着两个孩子只在病房里待了短短一会儿，不过已经足够让她爸给她买下一本价格高昂的小说了。她的下一部电影就要翻拍这部小说。
只剩下了鲍比·邦茨和伊莱·马林两个人。“你今天很心软啊。”邦茨说。
马林能感到自己身体的疲倦，甚至能感觉到吸进身体的空气。跟鲍比在一起他很放松，用不着在他面前演戏。他们经历了这么多，一起利用职权赢得胜利、一起四处奔波算计，他们完全明白对方的心思。
“我给女儿买下的那部小说，能拍成片子吧？”马林问道。
“小制作，”邦茨说，“你女儿做的都是‘严肃’电影。”
马林倦怠地摆了摆手：“别人的好意为什么都是我们来掏钱？给她找个好编剧吧，但是别用明星演员。这样她高兴，我们也不赔钱。”
“你真打算把毛利分给维尔吗？”邦茨问道，“我们的律师说，要是他死了，打官司我们能赢。”
马林笑了笑：“要是我挺过这一遭，就说话算话。要是我死了，你就看着办。到时候作决定的人就是你了。”
马林悲凉的话让邦茨很是吃惊。“伊莱，你一定会康复的。”他绝对是真心的。他真的没有继承伊莱·马林的念头。而且实际上他真的不愿意去想，尽管这一天早晚要来。只要马林同意，他什么都愿意干。
“你看着办吧，鲍比。”马林说，“其实换了是我，我不会做这个交易的。可是大夫告诉我，我得做个心脏移植，但是我决定这个手术不做了。我大概还能活半年，或者一年，或者根本活不了多久了，因为我的心脏已经完了。再说了，我太老了，不符合做移植的要求。”
邦茨目瞪口呆。“不能做搭桥手术吗？”他问道。马林摇摇头，邦茨又说：“别瞎想了，你必须做移植。这家医院有一半都是你建的，他们必须得给你换个心脏。你还能健健康康地再活十年。”他顿了顿，“你累了，伊莱，我们明天再说这事儿吧。”可这个时候，马林已经打起了瞌睡。邦茨出门找到大夫，告诉他们立即着手为伊莱·马里昂物色一颗新的心脏。
厄内斯特·维尔、茉莉·弗兰德斯，还有克劳迪娅·德·莱纳为了庆祝，来到圣莫尼卡的“甜蜜生活”餐厅共进晚餐。这是克劳迪娅最喜欢的餐馆。她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着她来到这里，对他们的招待简直如同皇室莅临。她还记得窗户壁龛、墙边的座位下面和所有的角落都码着葡萄酒瓶。顾客们伸手就可以取下一瓶，仿佛那不是一瓶葡萄酒，而是一串葡萄。
厄内斯特·维尔精神大好。克劳迪娅又不禁想：谁相信他会自杀？他正兴奋地口若悬河，说自己的威胁多么有用。在红酒的刺激下，他们吹嘘得更起劲了。他们为自己感到高兴。地道的意大利菜肴不断补充着他们的精神。
“现在我们要考虑考虑了，”维尔说，“是不是可以再多要一个点。”
“别太贪心，”茉莉说，“交易都已经达成了。”
维尔带着大明星的范儿吻了她的手，说：“茉莉你真是个天才，一个冷血天才，真的。你们俩怎么能吓唬一个卧病在床的人？”
茉莉用面包蘸了一点番茄酱。“厄内斯特，”她说，“你永远不明白好莱坞，这里没有同情。在这里酗酒、吸毒、恋爱、分手都是一样的。凭什么有病就不一样了呢？”
克劳迪娅说：“斯基比·迪尔有一次给我讲过，你要是准备买进，就带对方去中餐馆，你要是准备卖出呢，就带他去意大利餐馆。这话有道理吗？”
“他是个制片人，”茉莉说，“谁知道他打什么算盘。没有个前提条件，就什么也说明不了。”
维尔像个刚拿到缓刑的犯人一样贪婪地大嚼着。他点了三种不同的意大利面，全都是给自己的。不过他给克劳迪娅和茉莉各分了一点，让她们品尝。“除了罗马，就属这儿的意大利菜最好了，”他说，“斯基比的做法也有点道理。中国菜便宜，有利于把价钱拉低；意大利菜能让你昏昏欲睡，所以你砍价就没那么狠了。不过这两种菜我都喜欢。话说，知道斯基比什么时候都在算计，不是也挺有意思的吗？”
维尔从来都要点上三道甜点。他不是要全都吃掉，而是想在一顿饭里尽量多尝尝不同的东西。这对他来说不足为怪。他的穿衣打扮也是，好像衣服唯一的功能就是遮风挡雨；他剃须时的漫不经心，一边的鬓角总是比另外一边的低一截；他威胁要自杀也毫不稀奇、合情合理；他毫无顾忌的坦率总是很伤人。克劳迪娅不是没见过怪人，好莱坞怪人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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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厄内斯特，你注定是好莱坞的人。因为你够怪。”她说。
“我才不怪，”维尔说，“我只是有点儿不拘小节而已。”
“为了钱就喊着要自杀，这还不叫怪？”克劳迪娅说。
“这是一种针对我们的文化的极端冷静的反应，”维尔说，“我受够默默无闻了。”
克劳迪娅不耐烦道：“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写了十本书，你还得了普利策奖。全世界都知道你的名字。”
维尔已经把三份意大利面都一扫而光，正盯着他的主菜，加了柠檬的三片极品小牛肉。他拿起刀叉。“那有什么用。”他说，“我没钱。我活了五十五年才明白一个道理：没钱你什么都不是。”
茉莉说：“你的确不是怪，你是疯了。别发牢骚说你没钱了。你没钱，可你也不穷啊，要不然我们就不会在这儿了。你也没为了艺术遭多大罪。”
维尔放下了刀叉，拍拍茉莉的手臂。“你说得对。”他说，“你说的都对。每时每刻我都珍惜生命。让我感到沮丧的，是人生大起大落。”他喝光杯里的葡萄酒，宣言似的说，“我再也不写小说了，”他说，“写小说是条死路，跟打铁的没区别。如今是电影和电视的天下了。”
“胡说八道，”克劳迪娅说，“人们总要读书的。”
“你纯粹是懒。”茉莉说，“你那些都是借口。懒得活着才是你想自杀的真正原因。”三个人都笑了起来。厄内斯特给她们分了小牛肉，又分了甜点。只有用餐的时候他才会显出风度来，他似乎很喜欢给别人添菜。
“都是实话，”他说，“但是对小说家来说，除非写浅薄的东西，否则他根本挣不到钱。就算写浅薄的东西，也没有出路。小说永远没有电影来得浅薄。”
克劳迪娅怒道：“你为什么总是贬低电影？你看电影也会哭。电影也是艺术啊。”
维尔很快活。毕竟跟工作室这场仗他打赢了，拿到了分成。“克劳迪娅，我的确同意。”他说，“电影是艺术。我这是出于嫉妒才抱怨的。电影让小说变得无关紧要了。用抒情的文字描写大自然还有什么意义呢？美丽的夕阳、积雪覆盖的山峦、一碧万顷的大海，还写这些干什么呢？”他挥舞着双手滔滔不绝，“激情火热的世界和女人的美，你还能写些什么？你既然都在电影里看见了，都在彩色大银幕上了，写它还有什么用？啊，谜一般的女子，火热的红唇，散发着魔力的眼神，还有她们光溜溜的屁股，嫩得像威灵顿牛排一样的大胸脯，看到这些不就够了吗？这些全都比现实生活都要精彩多了，更不用说比散文了。还有，那些英雄事迹我们怎么写？战胜了一切艰难和诱惑英雄事迹，你全都看得见，大银幕把大量的血浆和因折磨而扭曲的脸直接展现给观众了。这些事情演员和摄像机全都替你办到了，根本不用费脑子去想。你看斯莱·史泰龙，就跟《伊利亚特》里的阿喀琉斯一样。大银幕唯一做不到的事情，就是深入角色的思想中去，电影没有办法复制思维过程的，也没有没法复制生活的复杂性。”他顿了顿，又愁苦地说，“可你们知道最最悲哀的地方是什么吗？我是个精英主义者。我之所以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就是因为我想要做出与众不同的东西来。所以我最恨最恨的是，电影是个民主的艺术。谁都可以拍电影。克劳迪娅，你说得对，我的确看电影流泪过。问题是有件事情我清楚得很，这些做电影的人都是一群白痴，他们没有感情和教养，连一点点最起码的道德感都没有。编剧写出来的东西狗屁不通，导演都是自大狂，制片人简直就是道德的刽子手，演员呢？让他们表演焦虑不安，他们就只懂得拿拳头捶墙、砸镜子。问题是，这样的确就能拍出电影了。怎么能拍出来呢？因为电影把雕塑、绘画、音乐、人体、科技全都用在它自己身上了，可小说家呢？只有一串文字组合而已，除了黑墨水就是白稿纸。不过说实话，没那么糟。这是一种进程，这是一种伟大的新艺术。一种群众性的艺术。而且创作这种艺术完全不用体会痛苦。去买部摄像机、找一帮朋友，你的电影就成了。”
维尔看着两个女人微微一乐。“多妙啊，这种艺术根本就不需要真正的天赋，真是民主又治愈，去拍一部你自己的电影吧。早晚有一天连做爱都可以用这个取代了。我去看你的电影，你来看我的电影。这种艺术形式肯定会改变世界，变得更好。克劳迪娅，你很幸福啊，你的艺术形式，就是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