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距今七年前的事了。当时的我刚满四十岁，虽然已经称不上年轻，但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场马拉松，也还没抵达折返点。至少，当时的我是这么想的。
那年春天我结了婚。在成为丈夫的同时，我也成了一个小学五年级男孩的父亲。也就是说，我的结婚对象是带着她和前夫的小孩跟我结婚的。这也没什么不一般的。顺带一提，“一般”，正好也是那个男孩——名字叫作淳史——的口头禅。
“已经很不错啦，你还配不上人家呢！”姐姐说。
就算被如此揶揄，我也没有感到不是滋味。虽然姐姐只大我两岁，但她从小就爱把我当小孩子看，而后遗症至今还留在我身上。至于父亲，则没有对我的婚姻表达任何意见。基本上除了婚姻之外，关于我的任何事情，他也几乎没有表达过什么意见。恐怕他是对我的事情没兴趣吧。而母亲，与其说在意我跟怎样的女性结婚，不如说她更在乎我总算结婚了这个事实，终于让她放下多年以来肩上的重担。不过认真说来，我猜她心里也不太认同这桩婚事吧。
虽然当时父母都已超过七十岁了，但那时他们都还健在。我当然知道，他们迟早有一天会走，但那也只是“迟早”，我还无法具体地想象失去父母到底是怎样的状况。而关于我接下来要讲的那一天，其实也没有发生什么决定性的事件，我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许多事情已经在水面下悄悄酝酿。但即便如此，我却故意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直到我真的搞清楚的时候，我的人生已经往后翻了好几页，再也无法回头挽救什么。因为，那时，我已经失去了我的父母。
感觉从那之后已经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当初若是这么做的话”或是“如果换成现在的我就能做得更……”之类的感伤，至今仍会不时地袭上我心头，感伤伴随着时间沉淀、混浊，最终甚至遮蔽了时间的流动。在这段不断失去的日子中，如果说我还得到过一点什么，应该就是：人生总是有那么一点来不及——这么一种近似于认命的教训吧。
“还是坐最后一班电车回去吧。只要八点从那边出门的话就一定赶得上。”
周六上午，我在摇晃的电车车厢内，将手机上的换乘信息给由香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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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说好要过夜了啊，而且换洗衣服什么的我也都带了……”
她有点不满地拍了拍抱在膝上的包。坐在我们俩中间的淳史从刚才就沉迷于手上的游戏机。他今天穿着白色短袖衬衫，黑色的七分裤，配上黑色的皮鞋。这是昨晚由香里想了半天后终于选出来的“重要场合才穿”的衣服。
昨天中午，我不经意地在母亲打来的电话中答应她说会过夜。
“哦？是吗？”
母亲在电话那头拉高音调惊讶地回答。听到她的反应，我不禁觉得要是刚刚说当天来回就好了，但一时也找不到好的借口，就这么挂了电话。顺着眼前的状况随波逐流，事后却反悔不已……这是我的坏习惯。
坐在从品川站发车的京滨急行电车中，电车每过一站，我心中的反悔就大一些。窗外不断向后退去的大楼玻璃，反射着被切割成四方形的蓝天白云。虽已进入九月，但今年炎热的暑气依旧。晨间新闻说，上午的气温将会超过三十摄氏度。想到从公交车站到老家门前的那段上坡路，我就不禁却步。
在我久里滨海岸附近的老家中，是不管多热都不会随便开空调的。
汗流浃背对身体是有益的。
父亲用他这套哲学逼着全家人实践他的健康法则，这习惯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光是这个理由，就足以让极度怕热的我不想返乡。最近甚至连一年一次的年假，我都会极力找借口不回去。我们搭的电车与反方向的来车错车，车厢剧烈地“嘎嘎”作响。
“不然就说是学校突然要开家长会，你觉得怎样？”
听我这么随口一说，由香里慢慢地伸出食指，指着自己。
难道你现在是要叫我想办法？
她用充满疑虑的表情看着我。
“嗯，不行吗？”
我猜，我当时是用哀求的眼神看着她的，她深深叹了一口气。
“你就是这样，每次都推给别人。”
的确，会变成这样都是我造成的，我知道是我自作自受。但未必非得用我的事来当不过夜的借口，到了紧要关头，我甚至想说干脆请淳史装病也是一种方法。
电车过了两三条河后，绵延窗外的大楼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广阔的天空。
对面的座位上坐着看来像是要去游乐园的一家人。两个男孩子翻着母亲的包，从里头拿出了饭团，是便利店卖的那种。可能是还没吃早餐，兄弟俩抢着饭团。看上去还不到三十岁的父亲对于小孩的吵闹视若无睹，专心看着摊开的体育报，上面报道着一个资深职棒 [1] 选手退役的消息。我记得他和我差不多是同样岁数的人，于是忍不住追着标题看了下去。想起在电视前兴奋地看着他打甲子园 [2]的情景，一切仿佛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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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回去也不知道要聊什么，我爸甚至到现在都还以为我在迷职棒呢。”
“职棒”一词吸引了淳史的注意，让他首度停下手中的游戏抬起头来。
“小良你喜欢棒球吗？”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在说：你竟然会喜欢棒球那种运动，混杂着某种惊讶与轻蔑的语气。
“以前啦，很久以前。”我像是否定自己的童年似的，慌张地回答。
“嗯哼”了一声后，淳史又埋首于手中的游戏机。这一代的男孩中流行的运动都是足球或篮球。淳史今年春天也参加了小区的篮球队。每当我问他“好玩吗”，他总是回答“一般吧”，每次都被由香里骂。淳史的班上似乎有很多小孩从来不曾打过棒球。这么说来，我最近也很少在街头看到玩丢接球的小孩了。但如果去看我小时候的照片，则会发现班上大半的男生都戴着棒球帽。
“话说在前面，我可比你还紧张呢。不过你也不会懂吧。”
由香里一边压着淳史睡乱的头发一边说。
“我知道，我知道啦。”
那是理所当然的。她是要以媳妇的身份去面对家里的公婆。况且她是再婚，而我是第一次结婚，要她不紧张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才跟她说了好几次“不用勉强自己”。
“但也不能老是这样吧？”她自己则坚持要去。虽然我现在很想跟她说“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但最后还是作罢。我不认为继续刺激她是个好主意，于是把手机放回了胸前的口袋中。大约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父亲曾带着大哥和我到还没改建成东京巨蛋的后乐园球场看球赛。被水银灯照亮的鲜绿色草皮，回荡其上的打击声、欢呼声。十二局上半场，我们支持的横滨大洋鲸队 [3]终于逮到机会准备一举反击时，我们却为了要赶最后一班电车而不情愿地离开球场。就在我依依不舍地走向出口的那一瞬间，突然听到一声干瘪的打击声，接着欢呼声响彻云霄。我们互看了一下，身旁那些原本要回家的观众一时间全部掉头涌向了球场。父亲二话不说也跟着掉头，转眼间已经推开人群向球场走去。我和大哥则是手牵着手，拼命地追着父亲的背影。结果那一天我们是搭计程车回久里滨的。虽然我已经不记得最后到底是哪一队赢了，但那个时候父亲喜滋滋的背影，以及如顽童般闪烁着光芒的双眼，至今都还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跟平时在病患或家人面前充满威严……不，应该说是坏脾气的“老师 [4] ”的表情，可以说是判若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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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但直到现在，只要我们之间陷入尴尬的沉默，父亲仍旧会聊起棒球。
“不知道今年的海湾星队怎样了……”
“我哪儿知道，我早就不看棒球了。”
如果可以这样决断地回答，也许对彼此都会是一种解脱。但我从不曾这么做。
“是啊……怎么样了呢……”我总是不断给他如此模棱两可的回应。
久别了一年，车站前的景象变了许多。出了南出站口左转，有通往公交站牌的楼梯。途中有间立食面店 [5]，门口多了一台餐券贩卖机，并加了玻璃门。原本挂在墙上脏兮兮的手写菜单已不见踪影。而出租车停靠站旁卖鲷鱼烧 [6]的小店面，如今也换成了便利店。虽然站前的景象被开发得更加现代，但总好像少了那么一点所谓的街町气息。再加上车站前新盖了一座环岛，害得我都找不到往老家方向的公交站牌在哪儿。我只好提着在车站水果摊买的西瓜四处寻找，好不容易找到站牌时，我们三个人已经全身是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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