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冰雪消融，草木泛绿。洛阳王畿耕牛点点，沉寂的原野上终于有了些许生机。
不知从哪一年起，周王就再也没有亲自举行过春耕大典。每年都是太子或丞相代为扶犁启耕，年复一年，二月初十的春耕大典也就成了一个虚应故事。在苍龙抬头的二月，王畿国人再也没有了“一年之季在于春”的奋发勤耕。这一片明媚的春光，便也仅仅成了结束窝冬的一个节令而已。郊外王田的启耕仪式冷清寂寥，几乎没有国人再去听那肃穆祥和的《周颂》，去看那陈旧铺排的天子仪仗。家居城内的农夫们，三三两两络绎不绝地牵牛负犁，走出城门，住进井田中的茅屋，在暖和的阳光下慢悠悠地开始了公田的春耕。这是周人的古老传统，春耕必须首先从井田中央的那一块公田开始。在周室兴盛的时候，年年这一天，王室官员都要亲临王畿每一井的公田，代天子给八家启耕的农人赏赐，其乐融融的繁忙春耕就此才正式开始。如今，这一切都没有了。春日原野的欢声笑语，耕耘劳作的勃勃生机，都随着洛阳王气的沉沦而淡淡地消逝了。王畿国人们只是踩着祖先久远的足迹，顺从着积淀了千百年的忠诚，依旧首先耕种着属于王室的公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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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当正午，洛阳南门飞出三骑快马，在井田沟洫的堤道上向原野深处奔驰。
“哎——！快看，天子使者，要赏耕了！”有人惊喜地喊了起来。
“我看看。咳！哪里是天子使者？那是苏氏三兄弟。”
“别做好梦了。天子呀，还没睡醒呢。”井台旁打水的汉子蔫蔫儿笑了。
“苏氏兄弟出城，看启耕王典么？啧啧啧！”一个女人不胜惊讶。
共耕公田的八家男女轰然笑了起来，一个老人停下犂道：“你都不去看，苏氏兄弟有闲心看那老古经？往东瞅，那是苏氏别庄，苏门有大事了呢。”
城外原野的东南处，一片柳林刚泛青绿，在枯黄的原野上鲜嫩醒目。柳林深处，掩映着一片青色砖瓦的大庄园。庄园外的土地沟洫纵横，井田中耕牛点点，歌声隐隐。庄园内炊烟袅袅，鸡鸣狗吠。在慵懒困窘的洛阳郊野，这片庄园却是难得的一片兴旺。
这就是洛阳国人眼热称奇的苏氏别庄。
按照周人的礼法，王城四野的土地直属天子管辖，叫做王畿。王畿之民叫做国人。那时土地广阔，人口稀少，国人都住在王城之内。只是没有国人身份的隶农，才居住在城外原野叫做“田屋”的茅屋里。直到春秋乱世，城池依然是国家命脉，集中了几乎全部的社会财富与人口精华。所以，那时的战争才以攻取城池为战胜目的，每战不说占地多少，而只说“拔城”几座。每逢收种耕耘的时节，住在城里的国人才出得城外，住进原野井田的耕屋。农事结束，便又回到城中居住。沧海桑田，世事变迁。到了战国之世，这种“国人居于都”的情况渐渐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原诸侯实行变法，废除了隶农制，昔日只能住在荒郊野外田屋的奴隶也变成了平民。平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房屋庄园便慢慢好了起来，既便利耕作饲养，住着又宽敞自在。人口慢慢增加了，土地却在日渐减少，拓荒开垦便成为天下农人的家常便饭。住在城外的新平民不受出入城门的时间限制，也不受城内官署工商的无端干扰，开垦的荒地多，又可以起早贪黑地勤耕细作多养牛羊家畜，便有许多农人迅速富了起来，超过了居住在都城内的“国人农户”。时间长了，城池里的国人农户也渐渐醒悟，便纷纷变通，在郊田中盖起了长期居住的瓦房院落，家族中的精壮人口便常年住在郊田庄园，大养牛羊家畜，随时照料田园沟洫；城池中的老宅便留下老幼弱病养息看守，活泛之人便将多余的房子改成店铺作坊，做点儿市易买卖。
于是，城池的人口便慢慢发生了结构的变化——农耕人口渐渐迁出了城池，原野中出现了星罗棋布的村庄，城池渐渐变成了官署、士人、工匠、商贾聚居的处所和交易的中心。从此，土地便和人口财富连在了一起。打仗也开始看重对土地的争夺了，占地多少里，得民多少户，也开始成为战胜的成果。战败者也以割让土地，渐渐取代了割让城池。
但是，在这熙熙攘攘的天下潮流中，洛阳王畿却几乎没有变化。
就象汹涌波涛中的一座孤岛，洛阳王城依然浸淫在万世王国的大梦里。国人依然住在王城之内，郊野井田里依然只有星星点点的耕屋与与隶农破旧的茅屋。三百年前，周平王东迁洛阳时，周围的王畿之地包容了方圆千里的三川地区，天下诸侯称为“千里王畿”。三百年过去，洛阳王畿竟萎缩到了“方七十里”，站在洛阳城头即可一览无余，竟成了汪洋大海里的一叶孤舟。尽管如此，洛阳王城里的国人还是一如既往地守着祖宗的礼法，守着久远的井田，守着苍老的王城，守着“日出而做，日落而息，躬耕而食，凿井而饮”的永恒准则，淡淡漠漠地做着周天子的忠顺臣民。
“四弟，张兄此来，却是何意？”
“我却如何晓得？这要二哥说呢。”
“休要多问，回去自然知晓。”
说话之间，三骑骏马已经消失在绿色摇曳的柳林之中。
田埂的老人摇摇头，一声深重的叹息：“世风若此，国将不国了。”躬耕垄上的农人们也纷纷跟着摇头叹息一番，便又无可奈何地开始了默默劳作。
苏氏别庄的主人叫苏亢，论原本身份，却也平常得很，一个专门从事长途贩运的生意人而已。那时侯，生意人分为两类，行商坐贾——行走四方采购货物者叫“商”，坐地开店零售货物者叫“贾”。这苏氏一族本是殷商后裔，身体里流淌着殷商部族驾牛车奔走天下的血液，做的自然是行商。殷商王朝被周人革了命，殷商部族的平民们却远远没有上层贵族那么多仇恨与忧戚，依然是一辆牛车走天下，过着传统的商人生活。但周人礼法严格，市易皆由官营，不许私人做生意，自然也就瞧不起商人。但周王室却有罕见的冷静，一则为了消磨商人的仇恨，二则也觉得商人周流四方财货，对民生国计有好处，便也就对商人网开一面，允许他们在官营市易之外继续做商人，并没有一刀硬砍，强迫商人变为耕耘的农人。这一宽松果然见效，醉心于财货积累的商人们一心奔走谋利，便大大削弱了殷商贵族的根基力量，使得周公旦一举平息了殷商贵族管叔、蔡叔的叛乱，使周室河山真正安定了下来。
苏氏一门在“管蔡之乱”前就在洛阳定居了下来。那时侯，洛阳还是个不大不小的城堡，仅仅因为是拱卫镐京东部的屏障而颇有名声。谁想三百多年后周平王东迁，洛阳竟做了京都王城。在“王城料民”时，礼法规定：居住在洛阳城内的国人只能是周人部族。苏氏作为“商人”，本当迁出洛阳。当时的苏氏族长却冒死求见周平王，陈述苏氏居住洛阳三百多年，早已成为“国人”，不当迁出。周平王为安定人心，破例下诏：凡在洛阳居住百年以上的“商人”，均可成为“国人”！
苏氏族长犯难请命，安定了商人，也使苏氏一门名声大振，成为“新国人”的望族。但几百年下来，苏氏一门的“行商”生计却没有发达起来，依旧是个平庸的商人家族。到苏亢做了族长，继承了祖业，天下已经是大争之世的战国了。
这苏亢聪颖智慧，非但通达商道，使家业重新振兴，而且知书达礼，与天下名士交往颇多。久为商旅，苏亢周游天下见多识广，深感洛阳国人的活法简直与活棺材无异，与天下大势相去甚远。他很想变个活法，活得自由自在一些，便独出心裁，一步一步地做了起来：第一步，他在洛阳城外私下买了一家“国人”荒芜的百亩弃地，盖了一座小院子做别居；半年之后，洛阳官署竟是无人过问他这“私相易田”之罪。苏亢的胆子便大了起来，也看到了王室官署无暇治民，便找那些无力耕耘荒田的“国人”私下商议，将他们井田中的“私田”一块一块地买了下来。十几年功夫，他逐步买下的“荒田”竟达两千多亩！
买田之后，他竟不愁耕耘。每逢收种，他便“买工”——付钱给住在郊野的隶农，让他们帮自己耕种收获。洛阳王畿的隶农是“国隶”，也就是官府奴隶，只归官府管辖派工。王室整天颤颤兢兢地防备战火，对奴隶的管束松弛得几乎是放任自流——只要不逃亡，就是好隶农，谁还来整天督导你耕作？于是苏亢便有了取之不竭的劳动力，加上他厚待隶农工钱多，隶农为苏庄做工竟是特别踊跃。商路生意好，土地收成好，苏家就蓬蓬勃勃地发了起来。
苏庄不断扩大，苏家便成了唯一在洛阳城外拥有丰厚田业的国人。
但是，这些还并不是苏亢的最终谋划。他的大志在于改换门庭，使苏氏家族从世代商人的身份中摆脱出来，成为士大夫贵族世家。虽说商人在战国之世已经不再公然被人蔑视，但在官署与世人眼里，却终究是言利小人。苏亢在自己的经商交往中，对这种身份差别有痛彻心肺的体味。一介商贾，别说与高车驷马的王公显贵有霄壤之别，即便是清贫士子与寻常国人农夫，也常常不屑与商人为伍。
有一年，苏亢到魏国安邑采购丝绸，不知那条沟渠没有渗到，安邑官市竟要驱逐他这个洛阳商人。苏亢愤而争执，闹到了丞相公叔痤府里裁决。公叔痤官声颇好，苏亢对丞相裁决满怀希望。谁知进得府中，那个官市小吏气昂昂进去了，苏亢却被府吏挡在院中等候，严令不许走动窥视！在北风呼啸的寒冬，苏亢整整站了一个时辰，浑身冻得僵硬，也不能到廊下避风处站立，更不要说到客厅取暖。那时侯，他流下了屈辱的泪水，暗暗对天发誓，一定要让儿子入仕做官，永远不要做这种“富而贱”的商人！
后来，苏亢有了四个儿子。经过仔细审量，他让资质平庸的长子苏昌跟自己经商掌家，将聪慧灵秀的三个小儿子却送出去求学了。他给三个求学的儿子立下了规矩：若不能成名入仕改换门庭，死后不许入苏氏宗祠！
苏家的举动就是无声的告示。王畿国人有人嘲笑，有人惊叹，有人艳羡，口风相传，竟成为一时佳话。苏氏家族的命运能否改变？竟成了洛阳国人拭目以待的谜。
但是，没有等得多少年，洛阳国人便对苏亢刮目相看了——苏家三个儿子竟都是学问非凡，成了洛阳名士！这便是纵马原野的苏氏三兄弟——苏秦、苏代、苏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