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八日半夜三更三点，曾国藩终于将堆积如山的文件批阅完毕。他走出房门，来到后院。但见星月满天，万籁俱寂，心里顿时有一点宁静之感。大前天接到九弟信，告金陵城外四处开挖地道，城破就在这几天。他望着夜空，心里说：“九弟，大哥不能和你一起攻城杀贼，为你读一篇名文助战吧！”他重新走进签押房，拿出《资治通鉴》，翻出写赤壁之战的那一篇来。他希望九弟如同当年的周瑜火烧赤壁那样，取得攻克金陵的胜利，日后也能焜耀史册。曾国藩先是轻轻地念着，慢慢地兴致高涨，竟高声吟唱起来。
“大人，刚才信使送来九爷的急信。”荆七捧着一封信走过来。
“快给我！”曾国藩心里一跳，深夜送信来，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事。兵机瞬息万变，不可预料，难道金陵出了意外？曾国藩的一颗心几乎悬到喉咙口。他一反平日剪信口的习惯，一把从荆七手里抢过信套，用力撕着，手在微微抖动。信套纸很结实，一次没撕开，他又撕一次。信笺出来了，是沅甫的亲笔：“十六日正午，我吉字大营轰开城墙，攻占金陵外城……”
“金陵城破了！金陵城破了！”曾国藩喃喃念了两遍，便觉一口痰涌上胸头，眼前一黑，栽倒在地上。荆七不知出了什么事，慌得赶急上前，双手将曾国藩扶起，平放在竹床上，用冷水打湿毛巾，擦拭脸和手。荆七弄得大汗淋漓，摸摸曾国藩的手，却冷冰冰、凉飕飕的。荆七害怕了。
“你到哪里去？”荆七刚要出门，曾国藩醒过来了。
“大人，你老醒了。”荆七十分欣喜，忙走到竹床边，“大人，刚才把我吓死了，见你老总不醒，我正要去叫大公子。”
“好啦，不要叫他了，我没事。你也去睡觉吧，明天不要对任何人说起我刚才昏倒的事，听到了吧？”
荆七答应一声，关好房门，到旁边耳房里睡觉去了。曾国藩躺在竹床上，深为自己刚才的失态而羞耻。平日读《晋书》，曾为谢安一句“小儿辈已破贼矣”，数度拍案叫绝。那是一场关系到国家存亡、谢氏家族兴衰的重大战争，且事前并无把握，谢安居然在接到侄儿的捷报时，照样下完棋，只徐徐说出这样一句轻描淡写的话来。这是何等样的胸襟，何等样的气度啊！曾国藩也曾多次设想过，有一天接到九弟从金陵前线来的捷报时，也要像谢安一样，毫不经意地告诉身边的僚属，可是刚才呢……幸好只有荆七一人在旁，连儿子也未看到，不然，必将作为笑柄广为传播，一直传到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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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微舒服点后，曾国藩再也不愿躺在竹床上了，他起来披件衣服，坐在椅子上，望着跳跃的灯火，心驰神往，浮想联翩。他想起在湘乡县城与罗泽南畅谈办练勇的那个夜晚，想起郭嵩焘、陈敷的预言，想起在母亲灵柩旁焚折辞父、墨绖出山时的誓词，想起在长沙城受到鲍起豹、陶恩培等人的欺侮，想起船山公后裔赠送宝剑时的祝愿，想起江西几年的困苦，想起投水自杀的耻辱，想起重回荷叶塘守墓的沮丧，想起复出后的三河之败，想起满弟的病逝，想起自九弟围金陵以来为之提心吊胆的日日夜夜，一时百感交集。曾国藩愈想愈不好受，最后禁不住潸然泪下。他感到奇怪，这样一桩千盼万盼的大喜事，真的来到了，为什么给自己带来的喜悦只有两三分，伤感却占了七八分呢？
第二天一大早，纪泽来到父亲房里请安，见父亲如同往日一样，端坐在书案前，临摹刘石庵的《清爱堂帖》。在纪泽看来，父亲写的字足可以自成一家，不必再学别人的字了。看着父亲头上渗出一层细细汗珠，一向对父亲崇拜至极的曾纪泽，此时更增添一番敬意。
“父亲大人安好！”纪泽重复着每天早上的现话。
“起来多久了？”曾国藩问，头没抬，手仍在写。
“有半个时辰了。”纪泽恭敬地回答。
“今天散步到了哪些地方？”曾国藩规定儿子早晨起床后要到户外去散步，晚饭后也要走一千步。
“今天没有走多远，就在西门外小池塘边转了转。”
“昨夜你九叔来了一封信。”曾国藩笔仍未停。
“九叔信上说了些什么？仗打得顺利吗？”纪泽急切地问。
“金陵已被你九叔攻下了。”曾国藩边说边用力写了一横，脸色平静得如同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九叔打下了金陵？”纪泽简直不敢相信，随即他就觉得这个语气不对头，对父亲的话还能怀疑吗？父亲常常教导自己，为人要诚敬，要勤奋，诚敬从不打诳语做起，勤奋从不晏起床做起。父亲难道还会打诳语吗？何况这样大的事情！纪泽兴奋万分，高声喊起来：“金陵打下了！”
“甲三！”曾国藩威严地斥责，“大喊大闹，成何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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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去告诉杨国栋、彭寿颐等人，我在这里等他们。”
不到一顿饭的工夫，安庆全城都知道金陵已攻下了。两江总督衙门张灯结彩，鞭炮连天，幕僚们弹冠相庆，喜气融融。曾国藩的签押房贺客络绎不绝，道喜声、颂扬声洋洋盈耳。曾国藩始终以素日一贯的凝重、从容的态度接待，只是脸上增添了一丝淡淡的笑容。
过几天，曾国荃又送来一封详细的信，报告内城也已拿下，并附来一叠厚厚的保举单。彭寿颐等人按照这封信的内容拟好了报捷折。对奏稿的审阅，曾国藩历来十分慎重，今天这份折子非比寻常，他关起房门，谢绝一切客人，一字一句地仔细斟酌。
奏稿自然拟得很好。条理清晰，文句流畅，对自六月份以来各种攻城的准备，尤其是十六日那天各路人马勇猛攻城以及进城后的剧烈搏斗，都写得具体扎实，且主次详略都很得当，虽然比往日的奏折要长些，但这样一件大喜事，长些也是应该的。要说欠缺，那就是奏稿中回避了一件大事，即伪幼主的下落如何。曾国荃信上说，伪幼主据传已逃出城外，也有的说已自焚于宫中，但至今都未得到证实。彭寿颐等人对此如何措辞拿不定主意。这是一件大事，既已写伪天王服毒而死，怎能不言及伪幼主呢？曾国藩想，伪幼主是个未满十六岁的孩子，在如此兵火慌乱中，能有什么作为，死的可能性极大，即使逃出城也免不了一死。为了使胜利显得更圆满，曾国藩在中间添上一句：“城破后伪幼主积薪宫殿，举火自焚。”想想觉得不妥，因为毕竟没有确证。他又在前面加上“据城内各贼供称”七个字，今后实在不是这回事，也好有一个转圜。曾国藩将修改后的奏稿再从头至尾读一遍，觉得事情是叙述清楚了，但意犹未尽。古往今来，这样的奏折能有几篇！当年的翰林院侍讲学士，决心亲自写一段动人的文字接在后面，让它与攻克金陵的巨大功勋相匹配，成为一篇传播海内、流芳百世的名奏疏。
曾国藩背手在室内踱步，时时抚摸近来大为稀疏的长须，口里喃喃念着，然后坐在桌前，凝神片刻，提起笔来，在奏稿后面补了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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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川楚之役、三藩之役拿来作比较，更突出了平定长毛的功劳之伟，曾国藩觉得这段话是必不可少的，但又恐有自夸之嫌，招来物议，于是干脆再加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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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好后，曾国藩念了一遍，觉得这篇奏疏真个是天衣无缝、完美无缺了，尤其对“宫禁虽极俭啬”以下三个排比句甚为满意，心想，当今疆吏能写出这几句话来的怕不多。
奏稿改好了，还有一个会衔的问题，幕僚们不能做主。按道理说，由曾国藩领衔，曾国荃、彭玉麟、杨岳斌会衔最好。曾国荃功劳最大，应置会衔者的前列；彭玉麟、杨岳斌攻下九洑洲，肃清江面，直接保证了陆路的进攻，厥功甚伟，也理应会衔。但曾国藩想得更深。自从咸丰二年出山以来，凡有大胜仗，报捷折中他从未单独领衔。塔齐布在时，他和塔一起领衔，并将塔排在前；塔死后，攻下安庆时，他和胡林翼一起领衔，又将胡推到前面。曾国藩这样做，既向朝廷表示了功不独占的器量，赢得朝野一致称赞，又得到了塔、胡的肝胆相助。这次攻下金陵的大捷，他也援例不单独领衔，顺手牵来了湖广总督官文，把官文置于第一，自己屈居第二。
报捷折处理好后，又开始审阅保举单。曾国荃开来的保举单多达三十二页，近两千人。曾国藩明知其中有许多金益民一类的人，并预料到保举如此之滥，日后必然招致口实，但现在也只得照此上报。由保举单他想到九弟如今不知怎样的欢喜若狂。越是大功告成，越要谦虚谨慎，而这点，自小不受约束的九弟恰恰不会想到。应该立即到金陵去一趟，曾国藩想。突然，窗外传来一阵刺耳的鸟叫声。他推门一看，原来是一群喜鹊绕着院中凉亭在惊慌失措地乱飞乱叫。凉亭年久失修，将要倒塌，府里管事吩咐拆掉重建。现在几个人正在搬拆，用竹竿捣毁筑在亭顶上的喜鹊窝。眼看着窝中的枯枝茅草纷纷落地，一个个鸟蛋摔得稀巴烂，喜鹊们围着凉亭发出悲哀惊恐的号叫。大喜日子里，总督衙门出现一幅这样的惨景不是好事，曾国藩心中怃然。他把荆七叫过来说：“去告诉他们，凉亭不要拆了，鸟窝也不要捣毁，打碎的蛋扫干净，莫让这些喜鹊看了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