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上午，周家勋、张光藻、刘杰就要上路了。京津古道接官厅里，曾国藩带着丁启睿、马绳武、赵烈文等人摆了一桌简单的酒菜，他要亲自为代百姓受过的天津地方官员敬酒饯行。
与一般的犯官不同，周家勋等人并没有套上枷锁，只是摘掉了顶翎，褫去了官服，一个个满脸阴晦，委靡不振，穿着便服的曾国藩亲出厅外，将三人迎进内室，然后恭请他们上座。周家勋忙说：“老中堂亲来送行，已使犯官感激不尽，岂敢再僭越上座。”
张光藻、刘杰也说：“犯官不敢！”
“今日事与一般不同，你们权且坐一回，老夫尚有几句话要说。”
看着骨瘦如柴的总督那副恳挚的模样，周家勋等人只得告罪坐下。戈什哈上来，给每人斟了一杯酒。曾国藩端起酒杯颤巍巍地站起，慌得座上的人全部起立。
“今天是三位进京受审的日子，大家的心里都不好过，也无心喝酒，老夫借这个形式，不过说几句话而已。我敬各位三杯酒，各位都不要推辞，且听我说说心里话。我先请大家都把手中的这杯酒喝了。”
众人都不敢推辞，只得喝下。丁启睿说：“老中堂，您坐下说吧！”
大家都说：“请老中堂坐下。”
“都坐下吧！”曾国藩坐下，也招呼大家坐下，然后沉重地说，“老夫奉太后、皇上之命，来天津处理民教之案，感慨良多，教训良多，悔恨良多。”
说到这里，曾国藩停下，拿起手绢揉了揉昏花的眼睛。昔日那两只给人印象极深的三角眼，因为眼皮的松弛、眼角的多皱，更因右目无光、左目视力微弱，而变得如同两只干死的小泥鳅。他现在手绢已不能须臾离手，过一会儿便得擦擦，否则眼角黏糊，人物莫辨了。不要说离职的前任，就是在职的现任也都心事重重的，大家静静地听着曾国藩嘶哑苍老的心曲。
“民教冲突，各地都有，但后果无一处有津郡的严重，事情弄成这样，是太令人痛心了。”曾国藩的酒量向来不大，去年以来，因身体日坏，他几乎滴酒不沾，刚才那杯酒，也只是象征性地吮了一小口。现在，戈什哈给他上了一杯热茶，他喝了一口，“民教仇杀，从根本上说，是洋人理亏，这是没有话说的了，但挖眼剖心的传闻竟然有那么多人相信，使人费解；还有的说洋人拿眼珠子熬银，这不是愚蠢透顶吗？居然也有人相信。哎！愚民无知尚可说，周道、张守、刘令，你们都是读书明理的聪明人，不是老夫指责你们，你们早就应该和洋人联系，和他们一起出来澄清这些无稽谣传呀！”
“老中堂训斥得对，卑职等是疏于职守。不过，洋人也是蛮不讲理的，他们拒绝合作。”周家勋插话。
张光藻接过话头说：“五月初，育婴堂里的小孩子大量发病，死了不少。百姓得知后，要求育婴堂把这些孩子都放出来。那次围的人也很多，修女怕出事，提议公举五个代表进堂检查。人推选出来了，正要进堂，丰大业来了，不准中国百姓进，还破口大骂。这事也是百姓质疑的一点。”
曾国藩点点头，说：“丰大业是个横蛮已极的人，这点我知道。但关于挖眼剖心的事，跟教堂的夏福音等人讲清楚，我想他们应会合作的，他们也要辟谣呀！再一点，发现有百姓围教堂，不要等丰大业出来，各位就要设法早点疏散。常言说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那么多的人里面，能保证没有莠民歹徒吗？他们就希望乱，乱则对他们有大利。我们为父母官的，第一大职责就在于维持地方安静，倘若那天早点驱散人群，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一切了。”
众人都点头，心里想：是的，早点驱散就没事了，现在后悔已晚了。
说到这里，曾国藩又举起酒杯：“这些都已过去，不说了，请诸位喝下这第二杯酒。”
大家都遵命喝下。曾国藩望着周家勋等人，接着说：“雷霆雨露，皆是春风。诸位都是国家的美才良吏，这年把两年暂时受点委屈，不久必当起复，再肩重任。古人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你我？我们都要于此事吸取教训。这教训是什么？就是我大清国必须自强。三十多年来，我们与洋人之间的冲突，都是我理直，彼理曲，但恒以我吃亏彼沾光而告终。这原因便是我弱彼强。洋人不讲道理，只论强弱，我们如果不自强，便永远会受洋人的欺侮。”
接官厅一片寂静，桌子上摆的几个菜早已凉了，大家都不想去动它，几颗苦涩的心在困惑：老中堂的话说出了与洋人相交的要害，但我们大清国这样一盘散沙，它何时才能够自立自强呢？
“各位再履任时，一定要在自己的辖地内注重洋务，办起一两个工厂，多造一些机器出来，如果各县各府都这样，慢慢地，我们也就和洋人一样地富强起来了，这是我们自强的根本。毁教堂，杀洋人，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
“老中堂，办机器厂，一无人才，二无母机，如何办呢？”刘杰问。他今年只有四十几岁，还很有一番雄心，他相信曾国藩的话，暂委屈一两年后必会起复，今后的仕途还长得很哩！这次事件对他的刺激太深了。他好歹也是一个正七品县太爷，却连自己的侄儿都不能保护，到头来，还得抛妻别子，远戍军台。说来说去，还不是自己的国家太弱了吗？他暗地发了狠心，一旦起复，即谋自强！
“刘明府！”曾国藩这一声称呼，已撤职的刘杰听了十分感激，“只要你办机器厂，人员、母机，老夫全部负责提供。”
刘杰重重地点头，两眼充盈着泪水。
“另外，为杜绝今后民教再起纠纷，我已给太后、皇上上了一个折子。”曾国藩转脸对丁启睿等人说，“折子中对洋人的传教提出了几条限制。比如说，今后天主堂也好，育婴堂也好，都归地方官管辖。堂内收一人或病故一人，一定要报名注册，由地方官随时入堂查考。如有被拐入堂，或由转卖而来，听本家查认，按价赎取。教民与平民争讼，教士不得干预相帮。”
“这就好了。”丁启睿忙说，“早这样的话，哪里还有民教纠纷发生！”
“如果先有这样的章程出来，再有百姓闹事，那就是我们的责任。朝廷处罚，我也心甘情愿。”张光藻说。他是委屈极了，算计得好好的，平平安安过几年后就回籍享清福，安度晚年。偏偏就在船要靠岸时，却遇倾覆之祸。他没有刘杰的自信，他很悲观，他总觉得这条老命会死在谪戍的路上。
“老中堂想得周到，只怕洋人不会同意。”署知县萧世本说了一句泄气话。
“萧明府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我也只是尽我的职责罢了。”曾国藩并不对这句话生气。他又一次举起酒杯，对周家勋等人说，“这是第三杯酒，请诸位赏脸喝下，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说。”
大家都喝下，肃然聆听。
“这次三位进京受审，老夫心里深感对不起。只是法国公使罗淑亚坚持要你们抵命，并出动大批兵舰，扬言将天津炸成焦土，还要轰倒紫禁城。也是老夫一时失了主见，让你们遭此不应有的委屈。这些日子，老夫惭愧清议，负疚神明，后悔万分。”
曾国藩又掏出手绢来擦拭眼睛。手绢在眼皮上停留着，许久没有拿开。周家勋等人都流出了眼泪，丁启睿等人也很伤感。赵烈文劝道：“大人不必过于悲伤。大人的苦心，周观察他们都是能够体谅的。”
“这都是卑职等咎由自取，老中堂不必难过。”周家勋说。
“中堂也莫难受了，这都怪我们的命不好。”张光藻说。
“大人还不是和我们一样，也受尽了委屈。”刘杰说。
“三位能够如此体谅，对老夫是个很大的安慰。”曾国藩终于拿开了蒙在眼皮上的手绢，嗓音愈加嘶哑苍老了，“你们先且宽心前去。按刑部法律，三位一定会受充军处分。我已写信给恭王，请他给刑部打个招呼，尽量不去伊犁，到东北去。白山黑水之间，是我大清发祥地，你们去看看体验一下也好。只要老夫不死，两年后，我一定为诸位上个保折，请太后、皇上将诸位官复原职。”
周家勋等人十分感动，一齐说：“多谢老中堂关照。”
“另外，督署衙门诸公一起凑了点银子，虽不多，却是他们的一点心意，将来到戍后收赎及路费均可敷用。惠甫，你拿给他们吧！”
赵烈文从靴页子里掏出三张银票来，每张五千两，分送给周、张、刘一人一张，说：“老中堂一人拿了七千两，幕府众人受老中堂感动，也凑了一点。”
周家勋等人再也忍不住，拿银票的手抖个不停，泪水夺眶而出，终于一齐跪在曾国藩面前：“谢老中堂天高地厚之恩！”
“起来，时候不早了，上路吧！一路上多多珍重，家里有放心不下的事，写封信来告诉老夫。”
三个革职的官员犹如远行的游子流泪告别父母似的，对着曾国藩磕了三个响头，然后起身走出接官厅。出大门一看，众人都惊呆了。京津古道两旁，已跪下数百津郡百姓，有的面前摆着小几，上面插着红烛线香，有的前面摆着一只煮熟的母鸡，有的提着酒壶，端着酒杯，尤其是那三把杏黄软绸万民伞，格外令人瞩目。见周家勋等出来，人群中一声声高喊：“老公祖委屈了！”“老父台，你们是青天大老爷呀！”“老爷，你们不能走哇！”场面甚是酸楚。周家勋等刚抹去的泪水又滔滔不绝地滚了下来。持万民伞的三人走出队列，来到他们面前，双手将伞献上。周、张、刘一人接了一把，哽咽着说：“谢谢父老乡亲！”几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走出来，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件东西：熟鸡、煮肉、鸡蛋、煎饼等等，硬要他们收下。周家勋等人也只得接了一点。
曾国藩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惭愧、羞赧、悔恨、悲哀一齐在心头奔涌，如同眼前浑浊急湍的海河水，撞击着他的心灵，震撼着他的魂魄，啮咬着他的肢体，抽打着他的双颊。他不敢走出门外，只是倚着门框，呆呆地凝望眼前这一幅极为罕见的令人揪心的送别图。
忽然，一个十六七岁的读书人装束的小青年冲出人群，手中捧着一张大白纸，直向接官厅奔来。赵烈文怕是刺客，忙上前拦住。那小青年高喊：“天津满城都贴满了讣告，我怕曾大人看不到，特为送他一张。”
“惠甫，放他过来。”曾国藩有气无力地招了一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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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青年大步走过来，把纸塞给曾国藩，立即转身跑了。曾国藩看时，那上面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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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只觉得眼前一片黑暗，身子早已瘫倒在门槛上。赵烈文、丁启睿等忙将他扶起。好半天，他才徐徐睁开左目，只见周家勋、张光藻、刘杰还在与送行的百姓涕泪话别。他从心底里长长地叹出一口气，无限哀伤地说：“萃六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
曾国藩在接官厅里对周家勋等人说的话及赠送一万五千两银票的事，很快便被崇厚知道了。他生怕曾国藩改变态度，已成定局的事又起变化，便借探病为由，试探地提出，请朝廷增派大员前来天津，以便曾国藩有空养病。曾国藩也正感自己负疚太深，希望有人来与他分担责任，便立即同意。于是崇厚上折，说曾国藩旧疾复发，病势沉重，请增派大员速来天津。西太后即谕号称洋务能员的江苏巡抚丁日昌来津会办。又因丁日昌坐海轮由苏州北上，需要十日之后方可到达，遂又派工部尚书毛昶熙先行赴津。不久，崇厚奉命出使法国，毛昶熙便署理三口通商大臣，留在天津。这时丁日昌也到了。
丁日昌在途中便给朝廷上折，奏报：“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然一唱百和，亦足以荧视听而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臣每读书至此，不禁痛哭流涕。”他一到天津，便大张旗鼓地重建教堂，修缮育婴堂，严刑审讯在押人员，好言抚慰洋人，全然不顾清议舆论，大刀阔斧地推行自己的意图。天津士民人人骂他“丁鬼子”“丁小人”。又四处张贴无头告示，揭发他在苏抚任上贪污受贿的不法情事。丁日昌全不在乎，一笑置之。他对身边的人说：“做官的谁不被人骂？官越大，骂的人越多。宰相肚里能撑船，他骂他的，我行我的。”他又为曾国藩请来两个洋医生，给他治眩晕，治目疾，劝慰他安心养病，天塌下来都不要管，一切事都由他顶着，杀头充军他不怕。
曾国藩本因丁日昌为官不廉而对他印象不佳，这一下子，反倒为他的力排众议敢作敢为的气概所慑服，自己也不知不觉地胆气壮了起来。他不再自怨自艾，过分自我谴责了。书信言谈之间，也常说些“宁得罪于清议，不敢贻祸于君父”一类的话。心胸一宽，身体也好多了。这时他才明白李鸿章赏识丁日昌，明知其操守不严也要重用的缘故。曾国藩觉得李鸿章、丁日昌的身上有着另外一些特点，而这些特点又正是他自己所不具备的。
正当轰动海内外的天津教案就要接近尾声的时候，江宁城又爆出一桩离奇大案——两江总督马新贻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刺死！消息传出，朝野震惊，慈禧太后速命曾国藩重任江督，并负责查办这桩奇案；同时，将李鸿章由湖广总督任上调任直隶总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