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有龄的积蓄，当然是交给胡雪岩营运，他现在要跟古应春商议的，就因为经手的款子，要有个交代。“他们说王雪公有钱在我手里，这是当然的。我跟死者的交情，当然也不会‘起黑心’。不过，”说到这里，他有点烦躁，“这样子的局面，放出去的款子，摆下去的本钱，一时哪里去回笼？真叫我不好交代。”
这确是极为难的事。古应春的想法比胡雪岩还要深，王有龄已经殉节，遗属不少，眼前居家度日，将来男婚女嫁，不但处处要钱，而且有了钱也不能坐吃山空。所以，他说：“你还不能只顾眼前的交代，要替王家筹个久长之计才好。”
“这倒没有什么好筹划的，反正只要胡雪岩一家有饭吃，决不会让王家吃粥，我愁的是眼前！”胡雪岩说，“王雪公跟我的交情，可以说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他在天之灵，一定会谅解我的处境。不过王太太或者不晓得我的心，他家的亲友更加隔膜，只知道有钱在我这里，不知道这笔钱一时收不回来。现在外头既有这样的闲话，我如果不能拿白花花的现银子捧出来，人家只当我欺侮孤儿寡妇。这个名声，你想想，我怎么吃得消？”
古应春觉得这个看法不错，他也是熟透人情世故的人，心里又有进一步的想法：如果胡雪岩将王有龄名下的款子，如数交付，王家自然信任他，继续托他营运，手里仍可活动。否则，王家反倒有些不大放心，会要求收回。既然如此，就乐得做得漂亮些。
麻烦的是，杭州一陷，上海的生意又一时不能抽本，无法做得“漂亮”。那就要靠大家帮忙了。
“小爷叔，”他问，“王雪公有多少款子在你手里？”
“王太太手里有账的，大概有十万，另外还有两万在云南，不知道王太太知道不知道。”
“那就奇怪了。怎么在云南会有两万银子？”
“是这样子的，”胡雪岩说，“咸丰六年冬天，何根云交卸浙江巡抚，王雪公在浙江的官，也没有什么做头了，事先安排，调补云南粮道。我替他先汇了两万银子到云南。后来何根云调升两江，王雪公自然跟到江苏，云南的两万银子始终未动，存在昆明钱庄是生息。王雪公始终不忘云南，生前跟我说过，有机会很想做一任云南巡抚，能做到云贵总督，当然更好。这两万银子在云南迟早有用处，不必去动它。现在，当然再也用不着了！”说到这里，胡雪岩又生感触，泫然欲涕。
等他拭一拭眼睛，擤一擤鼻子，情绪略略平伏，古应春便接着话题问：“款子放在钱庄里，总有折子，折子在谁手里？”
“麻烦就在这里。折子是有一个，我交了给王雪公，大概是他弄掉了，也记不起这回事，反来问我。这原是无所谓的事，跟他们再补一个就是。后来事多，一直搁着未办。如今人已过世，倒麻烦了，只怕对方不肯承认。”
“你是原经手。”古应春说，“似乎跟王雪公在世还是故世，不生关系。不过，钱庄的规矩，我也不大懂，不知道麻烦何在？”
“钱庄第一讲信用，第二讲关系，第三才讲交情。云南这家同业，信用并不见得好，交情也谈不上，唯一讲得上的，就是关系。王雪公在日，现任的巡抚，云南方面说得上话。我自己呢，阜康在上海的生意不算大，浙江已经坐第一把交椅，云南有协饷之类的公款往来，我可以照应他们，论生意上的关系也够。不过，现在不同了，他们未见得再肯买账。”
这番分析，极其透彻。古应春听入心头，亦颇有感慨。如今做生意要想发展，似乎不是靠官场的势力关系，就得沾洋人的光。风气如此，夫复何言？看起来王有龄那笔款子，除非大有力者援手，恐怕要“泡汤”了。
“只有这样，托出人来，请云贵总督，或者云南巡抚，派人去关照一声。念在王雪公为国殉难，遗属理当照应。或者那批大老肯出头管这个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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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来总数就是十二万。”古应春沉吟了一下，毅然决然地说，“生意在一起，信用也是大家的。我想法子来替小爷叔凑足了就是。”
这就是朋友的可贵了。胡雪岩心情很复杂，既感激，又不安，自觉不能因为古应春一肩承担，自己就可以置身事外，所以还是要问一问。
“老古，你肯帮我这个忙，我说感激的话，是多余的。不过，不能因为我，拖垮了你。十二万银子，到底也不是个小数目，我自己能凑多少，还不晓得，想来不过三五万。还有七八万要现款，只怕不容易。”
“那就跟小爷叔说实话，七八万现款，我一下子也拿不出。只有暂时调动一下，希望王太太只是过一过目，仍旧交给你放出去生息。”
“嗯，嗯！”胡雪岩说，‘这个打算办得到的。不过，也要防个万一。”
“万一不成，只有硬挺。现在也顾不得那许多了。”
胡雪岩点点头，自己觉得这件事总有八成把握，也就不再去多想，接下来谈到另一件事。
“这件事，关系王雪公的千秋。”胡雪岩说，“听大书我也听得不少，忠臣也晓得几个，死得像王雪公这样惨的，实在不多。总要想办法替他表扬表扬，留下长远的纪念，才对得起死者。”
“这又何劳你费心？朝廷表扬忠义，自然有一套恤典的。”
朝廷的恤典，胡雪岩当然知道，像王有龄的这种情形，恤典必须优渥，除了照“巡抚例赐恤”，在赐谥、立传、赐祭以外，殉节的封疆大吏，照例可以入祀京师昭忠祠，子孙亦可获得云骑尉之类“世袭罔替”的“世职”。至于在本省及“立功省份”建立专祠，只要有人出面奏请，亦必可邀准，不在话下。
胡雪岩的意思，却不是指这些例行的恤典，“我心里一直在想，王雪公死得冤枉！”他说，“想起他‘死不瞑目’那句话，只怕我夜里都会睡不着觉。我要替他伸冤。至少，他生前的冤屈，要教大家晓得。”
照胡雪岩的看法，王有龄的冤屈，不止一端。第一，王履谦处处掣肘，宁绍可守而失守，以致杭州粮路断绝，陷入无可挽救的困境；第二，李元度做浙江的官，领浙江的饷，却在衢州逗留不进。如果他肯在浙西拼命猛攻，至少可以牵制浙西的长毛，杭州亦不会被重重围困得毫无生路；第三，两江总督曾国藩奉旨援浙而袖手旁观，大有见死不救之意，未免心狠。
由于交情深厚，而且身历其境，同受荼毒，所以胡雪岩提到这些，情绪相当激动。而在古应春，看法却不尽相同，他的看法是就利害着眼，比较不涉感情。
“小爷叔，”古应春很冷静地问道，“你是打算怎么样替王雪公伸冤？”
“我有两个办法，第一是要请人做一篇墓志铭，拿死者的这些冤屈都叙上去，第二是花几吊银子，到京里请一位‘都老爷’出面，狠狠参他一本。”
“参哪个？”
“参王履谦、李元度，还有两江的曾制台。”
“我看难！”古应春说，“曾制台现在正大红大紫的时候，参他不倒。再说句良心话，人家远在安庆，救江苏还没有力量，哪里又分得出兵来救浙江？”
胡雪岩心里不以为然，但不愿跟古应春争执，“那么，王履谦、李元度呢？”他说，“这两个人总是罪有应得吧？”
“王履谦是一定要倒霉的，李元度就说不定了。而且，现在兵荒马乱，路又不通，朝廷要彻查也无从查起。只有等将来局势平定了再说。”
这一下惹得胡雪岩心头火发，咆哮着问：“照你这样说，莫非就让这两个人逍遥法外？”
胡雪岩从未有过这样的疾言厉色，古应春受惊发愣，好半天说不出话。那尴尬的脸色，亦是胡雪岩从未见过的，因而像镜子一样，使得他照见了自己的失态。
“对不起，老古！”他低着头说，声音虽轻缓了许多，但仍掩不住他内心的愤慨不平。当然，这愤慨绝不是对古应春，他觉得胡雪岩可怜亦可敬，然而却不愿说些胡雪岩爱听的话去安慰他。“小爷叔，我知道你跟王雪公的交情。不过，做事不能只讲感情，要讲是非利害。”
这话胡雪岩自然同意，只一时想不出，在这件事上的是非利害是什么？一个人有了冤屈，难道连诉一诉苦都不能？然则何以叫“不平则鸣”？
古应春见他不语，也就没有再说下去，其实他亦只是讲利害，未讲是非。这一阵子为了替胡雪岩打听杭州的消息，跟官场中人颇有往来，王有龄之殉节，以及各方面对杭州沦陷的感想批评，亦听了不少。大致说来，是同情王有龄的人多，但亦有人极力为曾国藩不救浙江辩护，其间党同伐异的论调，非常明显。王有龄孤军奋战，最有渊源的人，是何桂清，却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什么人要为王有龄打抱不平，争论是非，当然会触犯时忌，遭致不利，岂不太傻？
古应春也知道自己的想法庸俗卑下，但为了对胡雪岩的关切特甚，也就不能不从利害上去打算了。这些话一时说不透彻，而且最好是默喻而不必言传，他相信胡雪岩慢慢就会想明白。眼前最要紧的是筹划那十二万银子，以及替胡雪岩拟公文上闽浙总督。
从第二天起，古应春就为钱的事，全力奔走。草拟公文则不必自己动笔，他的交游亦很广，找了一个在江苏巡抚衙门当“文案委员”的候补知县雷子翰帮忙。一手包办，两天工夫连江苏巡抚薛焕批给胡雪岩的回文，都已拿到了。
这时，胡雪岩才跟刘不才说明经过，“三叔，”最后他说，“事情是这样去进行。不过，我亦不打算一定要这样子办。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很难做。”
刘不才的性情，最恨人家看不起他，说他是纨袴，不能干正事，因而听了胡雪岩的话，大不服气，“雪岩，”他凛然问道，“要什么人去做才容易？”
“三叔，”胡雪岩知道自己言语不检点，触犯了他的心病，引起误会，急忙答道，“这件事哪个做都难。如果你也做不成功，就没有人能做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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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形中的一顶高帽子，才将刘不才哄得化怒为喜，“你倒说说看，怎么办法？”他的声音缓和了。
“第一，路上要当心——”
“你看，”刘不才抢着说，同时伸手去解扎脚带。三寸宽的一条玄色丝带，其中却有花样，他指给胡雪岩看，那条带子里外两层，一端不缝，像是一个狭长的口袋，“我前两天在大马路定做的。我就晓得这以后，总少不得有啥机密文件要带来带去，早就预备好了。”
“好的，这一点不难。”胡雪岩说，“到了杭州，怎么样向那些人开口，三叔，你想过没有？”
“你方始告诉我，我还没有想过，”刘不才略略沉吟了一下又说，“话太软了不好，硬了也不好。软了，当我怕他们，硬了又怕他们心里有顾忌，不敢答应，或者索性出首。”
“对了，难就难在这里。”胡雪岩说，“我有两句话，三叔记住：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