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危机暴起,胡雪岩钱庄遭遇挤兑风潮 2.1 甲申之变 · 1

发布时间: 2019-12-03 00:4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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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市面更坏了,是受了法国在越南的战事的影响。

法国觊觎越南,由来已久。同治元年,法皇拿破仑第二,以海军大举侵入越南。其时中国正因平洪杨自顾不暇,所以越南虽是中国的属国,却无力出兵保护,越南被迫订了城下之盟,割让庆和、嘉定、定祥三省。嘉定省便是西贡,法国人在那里竭力经营,作为进一步侵略越南、进窥中国云南的根据地。

同治十一年,越南内乱,头目叫做黄崇英,拥众数万,用黄旗,号称“黄旗军”。法国人勾通了黄崇英,攻取“东京”,渡汉江,攻取广西镇南关外的谅山。广西巡抚是湘军宿将刘长佑,派兵助越平乱,同时邀请刘永福助剿——刘永福是广西上思州人,本是个私枭,咸丰年间,洪杨乱起,刘永福却另有心胸,率领部下健儿三百人,出镇南关进入越南保胜,此地本为一个广东人何均昌所占领,为刘永福起而代之,所部用黑旗,号称“黑旗军”。既受刘长佑的邀请,复又受越南王的招抚,与广西官兵夹击法军,威震一时。但越南内部意见纷歧,最后决定议和,所派遣的大臣三名,为法军所拘禁,被迫订了廿二条的《西贡条约》,割地通商以外,承认受法国的保护。为了安抚刘永福,授职为三宣副提督,刘永福便在边境深山中,屯垦练兵,部下聚集至二十万之多,其中劲旅两万人,年龄在十七以上,二十四以下,一个个面黑身高,孔武有力,越林超涧,轻捷如猿,士气极其高昂,因而为法军视如眼中钉,曾经悬重金买他的首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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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西贡条约》订立以后,越南举国上下,无不既悔且愤,越南王阮福时,决意重用黑旗兵。不道法国先下手为强,以重兵陷河内,于是在顺化的阮福时遂授予黑旗军驱逐法军的任务。

越南若失,广西、云南便受威胁,而且法国已正式向中国提出通商的要求。朝中议论,分为主战、主和两派,主战派以李鸿藻为首,除了支持云贵总督岑毓英支持刘永福以外,且特起曾国荃为两广总督,部署海防。此外左宗棠亦力主作战,清议更为激昂,但主和派的势力亦不小。当然,李鸿章是主和的,驻法公使曾纪泽亦不主张决裂,但对其中的利害得失,看得最清楚的是曾经使法的郭嵩焘。这年光绪九年正月,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宝海,本已达成“中国撤兵、法不侵越”的协议,不意法国发生政潮,内阁改组,新任外务部长拉克尔是个野心家,一面将宝海撤任、推翻成议,一面促使法国增兵越南。于是朝旨命丁忧守制之中的李鸿章迅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节制两广云南防军。就表面看,是派李鸿章去主持战局,而实际并非如此,此中消息为郭嵩焘所参透,特意从他的家乡湖南湘阴派专差送了一封长信给李鸿章,以为“处置西洋,始终无战法”,他说,洋人意在通商,就跟他谈通商好了。只要一答应谈判通商,越南的局势自然就会缓和。如今派李鸿章出而督师,大张旗鼓,摆出一决雌雄的阵势,是逼迫法国作战。法国本无意于战,逼之应战,是兵法上的“不知彼”。

如果真的要战,又是“不知己”。他的话说得很沉痛:“用兵三十余年,聚而为兵,散而为盗,蔓延天下,隐患方深。重以水旱频仍,吏治凋敝,盗贼满野,民不聊生,而于是时急开边衅,募兵以资防御,旷日逾时,而耗敝不可支矣。”这是就军费者言,说中国不能战。

就算战胜了,又怎么办?战胜当然要裁兵,将刚招募的新兵遣散,结果是“游荡无所归”,聚集“饥困之民图逞”,是自己制造乱源。

接下来,他转述京中的议论:“枢府以滇督擐甲厉兵,而粤督处之泰然,数有訾议,是以属中堂以专征之任。”看起来是因为岑毓英想打,而曾国荃袖手旁观,前方将帅意见不一,需要一个位高权重的李鸿章去笼罩全面,主持一切。事实上呢,“京师议论,所以属之中堂,仍以议和,非求战也”。

李鸿章虽然在守制之中,但朝中情形,毫不隔膜,他在京师有好几个“坐探”,朝中一举一动,无不以最快的方法,报到合肥,知道恭王于和战之际,犹疑不决,而主战最力的是“北派”领袖李鸿藻及一班清流,尤其是左副都御史张佩纶。

因此,李鸿章纵有议和之意,却不敢公然表示,因为清议的力量很大,而且刘永福的黑旗军打得很好,更助长了主战派的声势,此时主和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迟迟其行,到上海以后,与接替宝海的新任法国公使德理固,谈了几次,态度不软亦不硬,掌握了一个“拖”字诀。

“拖”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呢?这是连李鸿章自己都不知道的事,不过他在暗中大下工夫,想消除几个议和的障碍,第一个左副都御史张佩纶,他是清流的中坚,能把他疏通好,主战的高调不是唱得那么响,议和便较易措手。

另一个是驻法公使曾纪泽,他不主张交涉决裂,但并不表示他主张对法让步,尤其是在从俄国回到巴黎以后,眼看法国的政策亦在摇摆之中,主战的只是少数。因此特地密电李鸿章及总理衙门,建议军事援越,对德理固的交涉不妨强硬。李鸿章对曾纪泽的意见,不置可否,但却致书郭嵩焘,暗示希望他能影响曾纪泽。郭嵩焘与曾纪泽的关系很深,而且驻法是前后任,他的言论一定能为曾纪泽所尊重。

就在这“拖”的一两个月中,法国与越南的情势,都起了变化,法国的政策已趋一致,内阁总理茹斐理向国会声称,决心加强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同时派出九千人援越,另遣军舰十二艘东来,水师提督古拔代陆军提督布意为法军统帅。

越南则国王阮福时去世,由王弟阮福升继位,称号为“合和王”,由这称号,便知他是愿意屈服于法国的,即位只有一个月,便与法国订立了二十七条的《顺化和约》,正式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而又尊重中国为宗主国,原来每年进贡,取道镇南关循陆路进京,今后改由海道入贡。

这一法越《顺化和约》,促成了法国政策的一致,同时也赋予了法军名正言顺得以驱逐黑旗军的地位。因此越南政府中的主战派大为不满,弑合和王而另立阮福昊,称号是“建福王”。

尽管已到天津回任的李鸿章仍与法国公使在谈判越南的主权,而事实上中法双方剑拔弩张,开仗几不可免,尤其是特命彭玉麟办理广东军务,消息一传,上海的人心越发恐慌。其时在九月中旬,正当螺蛳太太由上海回到杭州时。

就在她回到杭州的第二天,江宁派了个专差来,身穿红装,风尘满面,但头上一顶披满红丝穗的纬帽,高耸一粒红顶子,后面还拖一条花翎,身后跟着四名从人,亦都有顶戴。他们是由陆路来的,五匹高头大马,一路沙尘滚滚、辔铃当当、威风凛凛,路人侧目。一进了武林门,那专差将手一扬,都勒了马,其中一个戴暗蓝顶子的武官,走马趋前,听候吩咐。

“问问路!”

“喳!”那人滚鞍下马,一手执缰,一手抓住一个中年汉子问道,“来、来,老兄,打听一个地名,元宝街在哪里?”

“啊!你说啥?”

原来那武官是曾国藩的小同乡,湖南话中湘乡话最难懂,加以武夫性急,说得很快,便越发不知他说些什么了。

还好,那武官倒有自知之明,一字一句地答道:“元宝街。”说着双手上捧,作手势示意元宝。

“喔、喔、喔,你老人家是说元宝街!”那人姓卜,是钱塘县“礼房”的书办,不作回答,却反问,“请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江宁?”

“不错。”

“这样说,到元宝街是去看胡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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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大先生?”那人一愣,旋即想到,“不错,不错,胡大先生就是胡雪岩胡大人。”

卜书办点头,趋前一步,手指着低声问道:“马上那位红顶子的人,是什么人?”

那武官有些不耐烦了,天下人走天下路,问路应是常事,知道而热心的,详细指点,知道而懒得回答的,说一声“不清楚”,真的不知道而又热心的,会表示歉意,请对方另行打听,不知道而又懒得回答的,只字不答,掉头而去。像这样问路而反为别人所问,类似盘查,却还是第一次遇见。

卜书办看那武官的脸色,急忙提出解释:“你老人家不要嫌我噜苏,实在是马上那位大人一品武官,我不敢怠慢,晓得了身份,好禀报本县大老爷,有啥差遣,不会误事。”

原来是这样一番好意!那武官倒觉得过意不去,但却不知如何回答——那专差本名高老三,投效湘军时,招募委员替他改名“乐山”来谐音,“仁者乐山”而又行三,因而又送他一个别号叫“仁叔”。

这高乐山原隶刘松山帐下,左宗棠西征,曾国藩特拨刘松山一营隶属于左,时人称为“赠嫁”。刘松山在西征时,战功彪炳,左宗棠大为得力,左曾不和,在才气纵横的左宗棠眼中,曾国藩无一事可使他佩服,唯独对“赠嫁”刘松山,心悦诚服,感激不已。因为如此,左宗棠对刘松山,亦总是另眼看待,这高乐山原是刘松山的马弁,为人诚朴,有一次左宗棠去视察,宿于刘营,刘松山派高乐山去伺候,彻夜巡更,至晓不眠,为左宗棠所赏识,跟刘松山要了去,置诸左右。每有“保案”,在“密保”中总有高乐山的名字,现在的职衔是“记名总兵加提督衔”,在“绿营”中已是“官居极品”,但实际的职司,仍是所谓“材官”,供奔走之役,在左宗棠的部属中,他的身份犹如宫中的“御前侍卫”。

但一品武官不过是个“高等马弁”,这话说出去,贬损了高乐山的红顶子,所以那蓝顶子的武官含含糊糊地答说:“是左大人特为派来看胡大先生的。”

“我就猜到,”卜书办又拍手又翘拇指,“一定是左大人派来的。好、好、好,元宝街远得很,一南一北,等我来领路。你请等一等,等我去租一匹马来。”

武林门是杭州往北进出的要道,运河起点的拱宸桥就在武林门外,所以城门口有车有轿有骡马,雇用租赁,均无不可。卜书办租赁了一匹“菊花青”,洋洋得意地在前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