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詹姆斯的父母却没有在加州落地生根。1938年，詹姆斯六岁，他父亲收到一封信，是他名义上的“兄弟”写来的。大萧条开始的时候，这位兄弟去美国东部谋生，在爱荷华州的一所小寄宿学校找到了工作——盖房子和修房子，但现在他母亲（真正的母亲，并非虚构）生病了，他要回中国去，他的雇主希望他能介绍可靠的朋友过来接替他。信上说雇主喜欢中国人，因为他们安静，勤劳，讲卫生。那是个好职位，学校也非常高级，詹姆斯的母亲或许可以在学校厨房帮工，现在，就看詹姆斯的父亲是否感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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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不认识中文，但他一辈子都记得那封信的最后一段是什么样子的，那是用钢笔潦草写就的，正是这段话引起了父母的注意。那位兄弟说，对于雇员的孩子，学校有一条特殊规定，如果他们能通过入学考试，就可以免费入校念书。
工作机会固然宝贵，而且大家都在挨饿，但让詹姆斯的父母真正动心的，是最后这段话。为此，他们卖掉家具，提着两个箱子穿越美国，一路换乘了五趟“灰狗”长途车，历时四天。当他们抵达爱荷华后，詹姆斯的“叔叔”带他们去了自己的公寓。詹姆斯只记得那个人的牙齿长什么样——比他父亲的还要歪，有一颗牙是斜着长的，就像一粒等待被牙签剔出来的米饭。第二天，他父亲穿上自己最好的衬衫，扣子一直系到领口。他和这位朋友一起走进劳埃德学院。下午的时候，事情已经谈妥了：他从下周开始工作。第三天早晨，詹姆斯的母亲穿上她最好的连衣裙，和丈夫一起来到学校。当天晚上，两人各自带回一套藏蓝色的制服，上面绣着他们新起的英文名字：亨利和温蒂。
几周后，詹姆斯的父母带他到劳埃德学院参加入学考试。考官是个大块头男人，留着棉花一样的白胡子，他把詹姆斯领进一间空教室，给他一本小册子和一支黄色铅笔。看到册子上的考题，詹姆斯立刻意识到校方的狡猾之处：什么样的六岁孩子能够读懂（更不用说通过）这样的题目？也许只有教师的孩子可以——如果她一直辅导孩子功课的话。但对于锅炉工、餐厅女工或者看门人的孩子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一块正方形操场，一条边长为四十英尺，那围着它的栅栏有多长？美洲是什么时候发现的？以下单词中，哪一个是名词？以下图形中，哪一个能够拼出完整图案？如果工人的小孩答不出来，校长会说：很抱歉，你的孩子没通过考试，没有达到劳埃德学院的要求，所以，不能免费入学。
然而，詹姆斯却知道所有试题的答案。他读过自己能搜集到的所有报纸，读了父亲从图书馆大减价中买来的全部书籍——五美分一包。于是，他在答卷上写道：一百六十英尺；1492年；汽车；圆形。答完题，他把铅笔放进课桌顶端的凹槽里。过了二十分钟，大胡子考官才抬眼看他。“已经答完了？”他问，“你可真安静啊，小家伙。”他收走小册子和铅笔，把詹姆斯带回厨房，他母亲就在厨房工作。“我会给考卷打分，下周告诉你们成绩。”他说。但詹姆斯已经知道自己通过了。
九月份，新学期开始，父亲开着学校借给他做维修的福特卡车送詹姆斯去学校。“你是就读劳埃德的第一位东方学生。”父亲提醒他，“做个好榜样。”开学第一天早晨，詹姆斯滑进他的座位，坐他旁边的女孩问：“你的眼睛怎么了？”这时，传来老师恐怖的号叫：“谢莉·拜伦！”詹姆斯意识到，这种时候自己应该表现得难为情才行。因此，第二次遇到这种情况时，他吸取经验，立刻红了脸。开学第一周的每堂课上，都会有同学研究他：这个男孩是从哪儿来的？他有一个书包、一套劳埃德的校服，但他不和其他同学一样住在学校宿舍，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他父亲时常被学校叫来修窗户、换灯泡、擦地板。詹姆斯蜷在教室最后一排，看着同学们的目光在他父亲和他之间逡巡，对于同学的疑问，詹姆斯了然于心，于是他把头垂得更低，鼻尖几乎贴到了书页上，直到父亲离开教室为止。第二个月，他告诉父母说，希望能让他自己上学放学，不必接送，这样，他就可以假装普通学生，只要穿着劳埃德的校服，就很好假装。
他在劳埃德待了十二年，从来没觉得这里是自己的家。劳埃德的学生似乎都是清教徒、参议员或者石油大亨的子女，班上搞家谱调查的时候，他会假装忘记这项作业，不愿画出自己的复杂家谱。“不要问我问题。”老师在他的名字旁边记下红色的零分时，他在心中这样默祷。他自己起草了一份“美国文化学习计划”——听广播，看漫画，省下零花钱看两部连映的电影，了解新棋牌游戏的规则——以防人家问他“嘿，昨天听雷德·斯克尔顿的节目了没”或者“想玩‘大富翁’吗”。不过，从没有人这么问过他。长大一点之后，他从来不去跳舞，不参加动员大会，或者低年级、高年级的舞会。运气好的话，女孩们会在走廊里朝他微笑；运气不好，她们会在他经过时盯着他，还会在他转弯的时候窃笑。詹姆斯的毕业年鉴上印了一张他和大人物的“合影”：当时他站在学生队伍中欢迎杜鲁门总统，他的头出现在生活委员和一个女孩的肩膀之间，这个女孩后来嫁给了比利时王子。虽然他的耳朵平时经常会因为害羞而变得红通通的，但从照片上看，却是不自然的灰色，他的嘴巴微微张着，一副擅闯禁地被人逮住的样子。上大学后，他希望情况能有所改善，然而，在哈佛读了七年书——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情况却丝毫没变。他鬼使神差地研究起了最典型的美国文化课题——牛仔——却始终没告诉父母或者亲戚。他只认识几个熟人，没有朋友，在椅子上坐不稳当的习惯依旧没改，就好像随时会有人过来撵他走一样。
所以在1957年秋天，当那个蜜黄色头发的美丽女孩玛丽琳隔着办公桌亲他、投入他的怀抱并且上了他的床之后，詹姆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始终有种如梦似幻的感觉。两人在他白色涂料粉刷的单间小公寓一起度过第一个下午后，他惊叹不已地发现，他们的身体是如此的相配。她的鼻尖恰好可以埋在他锁骨之间的小坑里，她颧骨的曲线与他脖颈侧面的线条完全契合，仿佛一个模子里压铸出来的两个半球。他以雕塑家的眼光审视她臀部和小腿的轮廓，指尖轻轻掠过她的皮肤。做爱时，她连头发似乎都是活的，会从金黄的小麦色变成深沉的琥珀色，那扭结卷曲的形状有如蕨类植物。他惊讶于自己竟然能对另一个人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窝在他怀里打瞌睡的时候，她的头发会慢慢放松，等她醒来，又会恢复原有的波澜起伏，然后，她活泼的笑声就会在布置简单的白色房间里回荡。她喋喋不休或者气喘吁吁的时候，双手会来回扑腾，直到他抓住它们，和她像归巢的倦鸟般安静暖和地依偎在一起时，才会消停下来。过一会儿，她会再次把他拉到怀里，让他恍然觉得，是美利坚这个国家对他敞开了怀抱，所以，他是何其有幸。他甚至害怕，有一天，宇宙之神会认为他们不应该在一起而把她夺走，抑或是她意识到爱上他是不对的，于是就像突然闯进他的生活一样突然消失。时间一久，这种担惊受怕竟然变成了习惯。
他开始猜测她的心意，做出她可能会喜欢的改变：修剪头发；在她赞扬过某个路人身上穿的蓝色条纹牛津衬衫后，他也买了一件。（但他的那撮头发却一直顽强地挺立着，多年以后，内斯和汉娜也会继承这个特色。）一个星期六，他在玛丽琳的建议下买来两加仑浅黄色涂料，把家具推到公寓中间，拿旧衣服遮盖好镶木地板，开始粉刷墙壁。整个房间逐渐变得像阳光照耀的窗玻璃一样明亮。干完活儿，他们打开所有的窗户，躺在房间中央的床上。公寓太小了，墙壁距离他们只有几英尺，周围还环绕着桌椅橱柜和沙发，他觉得两人仿佛置身岛屿，又像漂浮在海上。玛丽琳趴在他的肩窝里任他亲吻，她的手臂绕着他的脖子，身体紧贴着他。每次这样的相聚，都不啻于小小的奇迹。
傍晚的时候，他从逐渐黯淡的天光中醒来，发现玛丽琳的脚趾上有一块黄色的斑点，他扫视了下房间，在床脚附近的墙壁上找到一点擦痕——原来，他们做爱时，玛丽琳的脚触到墙壁，蹭下一块硬币大小的涂料。他没有告诉玛丽琳。等他们把家具推回原位之后，衣柜恰好挡住了墙上的擦痕。所以，每当他看到那个衣柜，都会心情愉悦，他的目光仿佛能够穿透松木抽屉和里面叠好的衣服，看到她的身体在他的空间留下的印记。
感恩节的时候，玛丽琳决定不回弗吉尼亚。她给詹姆斯和自己的理由是，对于一个短暂的假期来说，回家的路途太远，可实际上，她是害怕母亲询问她的前途，而这一次，她不知道如何回答。于是，她选择在詹姆斯的小厨房里把一只鸡、土豆块和去皮山药放在小托盘里一起烤，做了一顿微型的感恩节大餐。詹姆斯从来没自己做过饭，吃惯了查理餐厅的汉堡和海斯-比克弗德的英式松饼的他，只能敬畏地观摩玛丽琳下厨。玛丽琳把抹好油的鸡塞进烤箱，关上门，摘下手套。
“我母亲是家政课老师，”她说，“贝蒂·克罗克[6]是她的女神。”这是她第一次和他谈起母亲，语气就像在说一个秘密——原本深埋已久，现在终于可以把它告诉自己信任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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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很想回报她的信任——这是一份私密的礼物。他曾经含糊地提到自己的父母在一所学校工作，希望她会觉得他们是老师。他没向玛丽琳描述过学校的厨房是什么样子的——好比走进了巨人的房子，所有东西都是庞然大物：成排的锡纸卷足有半英里长，蛋黄酱的瓶子装得下他的脑袋。他母亲的职责是把巨大的东西分成小块，比如切甜瓜，把黄油分进小碟子里等等。他也没有告诉过别人，母亲舍不得扔掉剩菜、把它们带回家的举动，遭到其他厨娘的一致嘲笑。回到家里，父母会一边等着饭菜热好，一边向他提问：你在地理课上学了什么？数学课上学了什么？他会回答：“蒙哥马利是亚拉巴马州的首府”“质数只有两个因数”。虽然听不懂儿子在说什么，但父母都会点头，为儿子学到了他们不会的东西而感到高兴。趁着说话的工夫，他会把饼干压碎扔进芹菜汤，或者揭下奶酪三明治上的蜡纸，同时回想自己在学校度过的一天。五年级时，因为害怕讲英文有口音，他不再和父母说中文，而在此之前，他早就不和父母在学校里讲话了。他害怕告诉玛丽琳这些事，担心一旦和盘托出，她就会像他一直以来看待自己那样看待他——瘦骨嶙峋的弃儿，吃剩饭长大，只会背诵课文和考试，还是冒名顶替的骗子。他怕她形成了这个印象之后，就再也不会改变对他的看法。
“我父母都不在了，”他说，“我上大学后他们就过世了。”
他大二那年，母亲死于脑瘤，六个月后，父亲也去世了，医生说死因是肺炎并发症，但詹姆斯清楚事实，他的父亲只是不想独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