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周，穆迪每天都会问珀尔同样的问题。两人去他的母校费诺韦小学玩，在操场上爬单杠，走独木桥。他带着珀尔到德雷格买热软糖圣代，像小孩那样在蹄铁湖爬树和喂鸭子。坐在“真情”餐馆的高背木椅上吃薯条和培根，往点唱机里投币点歌，听《大火球》和《嘿，裘德》。
“带我去看看西克尔教徒吧。”有一次，珀尔向穆迪提议，穆迪笑起来。
他说：“西克尔高地现在没有西克尔教徒，他们已经死绝了，因为他们认为性是邪恶的。他们只给这个镇留下一个名字。”
然而穆迪只说对了一半，他和镇上的大多数孩子都不怎么了解当地的历史。西克尔教徒确实很久以前就离开了这片曾经属于他们的土地，直到1997年夏天，全世界仅剩十二位教徒，但建设这里的时候，西克尔高地的规划者所采取的原则与多年前在此生活的西克尔教徒的理念大同小异——他们都认为规则是秩序之母，是营造和谐的关键，因此一切都应该得到管理：比如早晨几点起床，窗帘该是什么颜色，男人的头发该留多长，祷告时如何交叉双手（右手拇指压在左手拇指上方）。西克尔教徒相信，假如他们做到每个细节都有规划，就能创造出人间天堂、世外桃源，而在描绘西克尔高地的宜居情景的广告中，后来的规划者也将此地形容为“克利夫兰山巅的彩虹”，在这里居住，好比从圣洁的云端俯瞰克利夫兰的肮脏浊世。总之，“一丝不苟”是西克尔人追求的目标，这四个字早已深入人心，甚至渗透到土壤之中，把这片土地上长起来的一代代人全部培养成了完美主义者，对任何缺陷与不足都采取零容忍的态度，甚至连西克尔高地的青少年——他们与西克尔教派的唯一接触就是在音乐课上演唱该教派的代表歌曲《朴实无华的礼物》——都能感受到回荡在空气中的那种追求完美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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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珀尔熟悉西克尔高地的同时，穆迪也在了解米娅的艺术，还对沃伦一家变幻莫测的复杂财务状况渐渐产生了认识。
穆迪从来不担心钱不够用，因为永远没有必要。当他按下开关，灯总会亮起；拧开水龙头，水总会流出；冰箱里的食物定期补充；饭桌上准时出现一日三餐。从十岁起，他就有了零花钱，起初是每周五美元，后来根据通胀率和年龄的增长稳步增加，一直达到目前的二十美元。除此之外，亲戚送的生日礼物里面经常有折叠起来的钞票，收到的书多得看不完，有时也会收到CD和新的吉他弦。总之，他从来不会为了生活的需要发愁。
米娅和珀尔过的则是节衣缩食、精打细算的日子，以省钱乃至不花钱为目标。搬来不过几周，她们就打听到了克利夫兰地区每一处救世军商店、圣文森特修会【2】和古德维尔慈善超市的地址。刚搬来的那周，米娅已经在当地的中餐馆“幸运宫”找到了工作：每周的下午和晚上在前台打包外卖。她们很快了解到，论中餐馆，虽然西克尔的每个人都更愿意去几个街区之外的“东方明珠”就餐，但“幸运宫”的外卖生意很好。除了米娅的小时工收入，服务员们还分给她一份小费收入，假如食物出现剩余，她可以带一些回家——包括凉掉的米饭、卖不完的咕噜肉和青菜——这些吃的足够她和珀尔支撑大半个星期。虽然拥有的物资少得可怜，但米娅十分擅长重新调配各种资源，比如带回家的捞面只有面，缺少酱汁，她就加一些意大利面的酱汁，放几片牛肉拌着吃；从二手商店买来的旧床单可以改成窗帘、桌布或者枕套。这让穆迪想起数学课上讲到的概念“实用组合”：可以用多少种方法组合木薯煎饼和不同的馅料？米饭、猪肉和胡椒又有多少种不同的组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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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妈妈为什么不去找一份真正的工作呢？”有天下午，穆迪问珀尔，“如果每天多工作几个小时，她肯定能赚到更多的钱，哪怕是在‘东方明珠’之类的地方找份正职也好啊。”了解到米娅的工作之后，对于这个问题，他已经思考了整整一周：假如她每天多工作几小时，就能买得起真正的沙发和像样的食物了，说不定还能负担得起电视机呢。
珀尔皱起眉头盯着他看，仿佛根本听不懂他的问题似的。
“可她有工作啊，”她说，“她是个艺术家。”
她们已经这样生活了许多年：米娅每天出门做几个小时的兼职，赚一点仅够两人活下去的钱。从记事开始，珀尔就明白了一个事实：她母亲的真正工作是艺术，出门赚钱是为了满足基本的衣食需要，本质上不过是让她的艺术事业得以继续的手段。她母亲每天都要投入若干小时进行艺术创作，尽管穆迪起初并没有意识到米娅在做什么：她有时待在临时搭建的“暗室”——地下室洗衣间——里洗照片，有时坐在那里读上一天书，有时站在起居室的窗口望着外面的树木发呆。反正在穆迪眼里，这些行为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联系，如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烹饪杂志、汽车说明书和从图书馆借来的埃莉诺·罗斯福的精装硬面传记这三种东西一样，完全不搭界，根本不会让他想到她是在工作。有天上午，他过来找珀尔，看到米娅拿着个线圈在玩翻花绳，两人回来时，米娅还在玩，只不过手上的花绳样式比他们离开时繁复了许多，突然，她把手一松，花绳又变回了那个简单的线圈，然后她继续玩起来。“这是常规工作的一部分。”珀尔面无表情地告诉穆迪，显然已经见怪不怪了。
有时候，米娅会背着相机出去，但更有可能花上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进行外出拍摄的准备，而真正拍照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穆迪发现，米娅并不把自己视为摄影师，她认为摄影的本质是记录，他很快意识到，在米娅眼中，摄影无非是一种工具，对她而言，相当于画师手中的笔和雕塑家的雕刻刀。
照片冲洗出来之后，她会加以修饰。比如用华丽的狂欢节面具挡住照片里的人脸，或者直接剪下上面的人物，给他们“穿上”从时尚杂志上剪下来的“衣服”。有一张照片拍的是干净整洁的厨房，米娅在冲印好的相纸上洒了几滴柠檬水，营造出厨房被“污染”的感觉；还有一张拍的是晾衣绳上挂了一排衣服，她把漂白剂涂在上面，在晾衣绳周围制造出几团“鬼魂”般的白点，绳子本身也被扭曲了。另一组照片，每一张都小心地做过了双重曝光处理：一座摩天大楼的远景与她自己的中指的影像相重叠；一只躺在人行道上、翅膀展开的死鸟与蓝天重叠，除了眼睛是闭着的，它看上去真的像是在蓝天上飞翔。
米娅的工作风格魄力十足，只保留她喜欢的照片，扔掉其余的。灵感枯竭的时候，她就把每张照片都洗出来，毁掉所有底片。“我又不打算一照多卖。”穆迪问她为什么不多洗几张的时候，她漫不经心地回答。她很少拍人像——偶尔会给珀尔拍一张，比如女儿躺在草坪上的床板中间那次，但她从来不把珀尔的照片用于工作，也不用自己的照片。有一次，珀尔告诉穆迪，米娅做了一组自拍，在照片里用不同的物品——黑色蕾丝花边、马栗树的叶子、潮湿柔软的海星——挡着脸，最后忙了一个月，把照片的数量精简到了八张。它们既美丽又令人毛骨悚然，珀尔到现在依旧印象深刻：母亲明亮的眼睛从海星的触手之间向外窥探，好像一颗闪光的珍珠。可最后米娅还是烧掉了这组照片和底片，原因连珀尔都无法理解。“你花了那么多时间，”珀尔问母亲，“就为了‘叭’的一下，”她打了个响指，“把它们全都烧成灰？”
“我觉得效果不好。”米娅只回答了这一句。
而她真正保留下来并且卖掉的照片，都是相当令人震撼的作品。
住在安娜堡的豪华转租房的时候，米娅把房东们的许多家具拆分成零件，再加上各种奇怪的装饰——像她手指一样粗的螺栓、原木横梁、单独的脚掌——组合成动物的样子。比如把一张笨重的十九世纪书桌变成“公牛”，两侧的抽屉是粗壮的“牛腿”，抽屉上的铸铁把手是牛的“鼻子”“眼睛”和闪光的“阴囊”，一把呈扇形摊开的笔从桌子里探出来，组成了新月形的“牛角”。在珀尔的帮助下，米娅将这些部件摆在奶油色的波斯地毯上，营造出雾气蒸腾的背景，然后她亲自爬上桌子，以俯瞰的角度拍照，然后把书桌重新拼好；她把一只破旧不堪、已经碎成拱形金属网的中式鸟笼组装成一只老鹰，它伸展的“翅膀”有着黄铜组成的骨架，仿佛正要起飞；她在一张沙发里填充了许多东西，把它变得鼓鼓囊囊的，装扮成一头“大象”，象鼻子高高扬起，好像在吹奏管弦乐。这一系列照片既有趣又令人不安，动物的形象难以置信地精致逼真，只有凑近了才能看出它们是什么做的。通过朋友安妮塔——纽约一家画廊的老板——米娅卖出了不少这种照片。珀尔没去过纽约，也没见过安妮塔，米娅则讨厌纽约，永远不会到那里去宣传她的作品。“安妮塔，”有一次米娅在电话里告诉这位朋友，“我非常爱你，但我不能去纽约做展示，不，哪怕这样能卖出一百份作品也不行。”她顿了顿，又说，“我知道会有这样的效果，但我不能去，你明白的。好了，你已经尽了力，我已经很满足了。”尽管如此，安妮塔还是设法卖出了六七套照片，这意味着米娅可以在接下来的半年中留在家里搞新项目，不用出去帮人打扫房子了。
珀尔的母亲是这样工作的：用四到六个月时间完成一个项目，然后开始下一个。她马不停蹄地工作，做出一组照片，交给安妮塔——通过她的画廊，至少能卖出其中的一小部分。起初的售价很便宜——几百美元一幅，米娅有时候不得不同时接两份甚至三份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作品得到了艺术界的认可，安妮塔能以更高的价格卖出更多的照片，足够支付米娅和珀尔的账单——食物、房租和大众车的油费——甚至还能付给安妮塔百分之五十的抽成。“有时候一幅照片能赚到两三千美元。”珀尔骄傲地告诉穆迪，穆迪迅速心算了一下：假如米娅每年卖出十幅照片……
有些照片却卖得没有那么好——比如米娅的“骨骼叶脉”摄影系列，只卖出一幅，为此，项目完成后，她一连几个月都不得不去做些奇怪的工作：打扫房屋、插花、装饰糕点。好在凡是需要动手的活计她都擅长。她倾向于选择一些不用直接与顾客打交道的工作，因为这样她就有了独处和思考的时间，像服务员、秘书和售货员之类的职位都不在她的考虑之列。“我做过一次售货员，那时你还没出生，”她告诉珀尔，“但只坚持了一天。一天。经理不停地唠叨，指挥我把衣服挂回架子上去，顾客会偷偷把衣服上的珠子扯下来，拿给我们要求打折出售。我宁愿给人家擦地板——只要让我一个人在房子里待着——也不愿意干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