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之后不久,亚瑟就被征召参加潘兴将军的军队。他在圣米谢尔和贝鲁森林打过仗,然后又回家办他的报纸。他和一个有着伊里尼血统、长着棕褐色头发、身材苗条、眼神忧郁的西雅图女人结了婚。她的父亲是西雅图第一大道的一个杂货商和房地产投机者,他对亚瑟皱起了眉头,在他眼里,亚瑟就是一个冒充记者的伐木工人,没有什么前途,配不上他的女儿。但是,他们两个还是结合在了一起,并且安定下来从事起养儿育女的事业。但是,他们多番努力之后仍然只有一个孩子；第二个孩子一生下来便夭折了。他们在南海滩建造了一座能够看见大海的房子,并修了一条通往海滩的小道。亚瑟成为一个有头脑有计划的蔬菜种植者,一个耐心的海岛生活观察者,以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镇报业人:他开始认识到他笔下的字句给那些有权势的人、名流和服务机构所带来的机会。他许多年都没有给自己放过假。在圣诞夜、选举周,以及七月四日,他都会推出特刊。伊什梅尔还记得每个周二的晚上和父亲一起开动印刷机的情形。亚瑟把印刷机固定在安德鲁森大街一间造船车间的地板上,那是一座废弃的库房,里面永远弥漫着平版印刷机油墨和排版机里面的氨水味道。那台印刷机是一个灰绿色的庞然大物,除了墨辊和传送带滚轮之外都是纯铁铸成。这台十九世纪的老爷机器启动的时候十分迟缓,运转的时候发出尖锐而哀怨的声响。伊什梅尔的任务是设置印刷数据和水斗,忙到飞起；亚瑟则多年来已经和印刷机达成了相当的默契,时常钻进钻出地检查印版和滚筒。他站在离喧嚣的滚筒只有几英寸的地方,仿佛全然忘记了自己对儿子的告诫——如果他的袖子被卷进去了,他就会立刻像一个小孩玩的气球一样爆掉,溅得满墙都是。他将粉身碎骨——这是他对儿子的警告之一——人们会从地上一堆堆的废报中找到他飞溅出去的残骸,就像一片一片的纸屑一样。
一群商会的生意人曾经试图劝说亚瑟去竞选华盛顿州的议员。他们穿着大衣,系着花格子领带,身上散发着发蜡和剃须泡沫的味道,坐下来品尝黑莓酒。但是,亚瑟拒绝了竞选邀请,他告诉那些友睦港来的绅士们他对此不抱任何幻想,他宁愿自己写写东西,修剪修剪他的桑树树篱。他把牛津纺条纹衬衫的袖子卷到臂弯处,露出了前臂上的汗毛；他的背部拱起一块长长的结实的三角形肌肉,裤子的背带紧勒在上面。他的鼻梁上略微偏低地架着一副纯圆的金丝边眼睛,增添了几分斯文,和他肌肉结实的下颌线条不协调,但十分帅气。他鼻子上的软骨有点儿歪了——它在一九一五年冬天曾经被一根突然袭来的伐木缆击断。那些友睦港来的人无法辩驳他,也对他那高昂起下巴的姿态无可奈何,只好怏快离去了。
亚瑟始终不渝地坚守自己的职业和职业操守,在言行方面日益谨慎,对事实的追求也日益严苛,即便在他最随意的报道中也是如此。他的儿子记得,他在德行上谨小慎微。尽管伊什梅尔很想学习他的父亲,但是因为战争的缘故——因为他失去的那条胳膊,他很难一直保持审慎。他肩膀上是落过弹片的 [4] 这是他一人独享的黑色幽默,一语双关。他对许多人和许多事都已经淡漠了。这并非他自己所愿,但是也无可奈何,事情就是这般无奈。愤世嫉俗,一个退伍老兵的愤世嫉俗无时无刻不困扰着他。在他眼中,战后的世界已被彻底改变了。一切仿佛都愚蠢透顶——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在他看来,人们都愚不可及。他甚至觉得,人们不过是一具具有生命的皮囊,里面装满着血肉、脉管和汁液。他曾经看见过被惨烈地撕开的死人的躯体,内脏袒露在外。他也见过人的脑浆从脑袋里溅出来时的样子。因此,普通生活中所发生的许多的事情在他看来都完全而且恼人地荒诞透顶。他发现自己会无端地被完全不认识的人激怒。如果班上有人和他搭话,他总是简短生硬地回应。他永远不知道他们在看到他的胳膊的时候是否自在,是否能自如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他能够感觉到人们不自觉地对他心生同情,这令他更加恼火。即便没有人们的同情,那条胳膊对他而言也是一件残酷的事情,而人们的同情更令他从心底里感到厌恶。如果他穿一件短袖的衬衫去上课,露出他那一截残肢上的疤痕,就可以让人们对他避而远之。但是他从来没有这样做。他并不是真的想把人们赶跑。总之,他对事物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大多数人类的行为都纯粹是愚蠢之举,他自己的行为也不例外,而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使别人感到不安。不管他对这令人不快的念头如何厌憎,它都始终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他只好麻木地忍受着自己的这一想法所带来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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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当他年纪稍大一点儿,回到故乡圣佩佐岛的时候,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开始缓和。他学会对所有的人热情友好,但那是一个圆熟然而最终虚假的表象。除了作为一个被战争伤害的人的愤世嫉俗外,他还同时带有一个日渐老去的人的愤世嫉俗和一个记者职业性的愤世嫉俗。渐渐地,伊什梅尔开始将自己视为一个别起一只袖管的独臂人,一个年过三十的独身男人。这不算太糟糕,他不再像在西雅图时那样暴躁。但还是有那些游客会来,他想,一边顺着靠山街向船坞走去。整个夏天那些人都盯着他那只别起来的袖子,脸上露出惊诧异样的神情——他在圣佩佐岛上的那些同胞早就不会这样了。当他看到这些人拿着冰淇淋,脸上白白净净的时候,内心那股焦躁之气便再次不由自主地汹涌起来。奇怪的是,他希望自己能够喜欢每一个人。只是他无法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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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什梅尔的母亲如今已经五十六岁,一个人生活在海岛南端的自家老宅中——那是伊什梅尔幼年时居住的地方。她提醒伊什梅尔,既然他已经从城市回到故乡,那他的那种愤世嫉俗尽管可以理解,但毕竟是不合时宜了。在他之前,他的父亲也是这样；她说,而他那样的性情同样是不合时宜的。
“他全身心地热爱着人类,但是却厌憎绝大多数人。”她告诉伊什梅尔,“你和他一模一样,你知道的。有其父必有其子。”
伊什梅尔·钱伯斯那天下午来到友睦港的时候,阿尔特·莫兰正一只脚踏在系缆墩上,跟几个渔民说着话。他们聚集在卡尔·海因的刺网船前,渔船停泊在埃里克号和托顿斯克德号中间——前者是一艘小型刺网船,船主是马迪·乔安逊,后者是一艘安纳柯蒂斯大型围网船。伊什梅尔朝他们走去的时候,一阵南风吹得几艘船的缆绳咯吱作响——前进者号、神佑号、海上迷雾号、特凡奇号——这些都是圣佩佐岛上标准的刺网渔船。神秘少女号是一艘捕大比目鱼和裸盖鱼的纵帆船,她最近的捕获量很糟糕,眼下正在进行大检修。右舷的船身板已经拆掉了,引擎也被拆卸了下来,曲轴和杆轴承都露在外面。在靠近船头的码头上堆着一堆管子、两个生锈的柴油桶,一堆散放的碎平板玻璃,还有一个船用蓄电池的空壳,上面堆了几个空的油漆桶。码头边沿上钉着几块破旧的地毯作为缓冲物,水面上漂浮着一层油光。
今天这里的海鸥特别多。通常它们都是在鲑鱼罐头工厂附近寻找食物,但是这会儿它们却好整以暇地蹲在浮标或救生圈上,仿佛泥塑一般,要么就是贴着友睦港的海涛上下翻飞,忽然又一飞冲天,转动着脑袋御风飞翔。有时候它们降落在无人的船甲板上,搜寻撒落的食物碎屑。渔民们有时会向它们开上一枪,但大多时候还是任由这些海鸥在甲板上“闲庭信步”；灰白色的鸥粪弄得到处都是。
一只油桶被翻过来放在苏珊·玛丽号前面,戴尔·米德尔顿和伦纳德·乔治坐在上面,他们身上的机师工作服油迹斑斑。简·索伦森靠在一个胶合板的垃圾桶上；马迪·乔安逊站在那里,两只脚分得很开,手臂叉在赤·裸的胸前,一件T恤衫塞在裤腰里面。紧挨着治安官站着的是威廉·乔瓦格,他手指间夹着一根香烟。阿贝尔·马丁森坐在苏珊·玛丽号的船头边缘,一面双脚悬空摆荡着靴子,一面听着渔民们的谈话。
圣佩佐的渔民们都是在黄昏之际出海作业——至少这些日子以来是这样,他们大多是刺网渔民,他们独自深入海上,将渔网撒向鲑鱼出没的洋流中。渔网像帘幕般垂入水中,等候着毫无防备的鲑鱼游入其中。
刺网渔民得在寂静中度过黑夜,他们在海上飘荡,耐心等候。渔民的性情必须适应这样的生活,否则便不太可能成功捕获鱼群。有时鲑鱼群会游入狭窄的水域,追捕鱼群的渔民们便在彼此的视野之中,这种情形往往酿成争执。鱼群在洋流上端被截去的渔民会把船开过去,与前者齐头并进,向对方挥舞起鱼叉,把对方当作偷鱼贼狠狠地咒骂一番。有时海上会发生渔民相互吼骂的情况,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大家一整夜都是独处的状态,想要争吵也没有对象。有些人尝过这种孤独的生活滋味之后便选择放弃,转到大型拖网船或延绳钓大比目鱼的纵帆船上去做船员。逐渐地,安纳柯蒂斯——大陆上的一个小镇,成为拥有四名或四名以上船员的大船的停泊港,而友睦港则成为单人操作的刺网船的聚集地。这是圣佩佐人感到骄傲之处,因为圣佩佐人即便在恶劣的气候下也有勇气独自出海捕鱼。年深日久,一种信念已经渗透到圣佩佐岛的灵魂之中,那就是独自捕鱼是比其他任何捕鱼方式更荣耀的事情。所以渔民的儿子们在晚上做梦的时候梦见的都是独自驾船,用渔网拖上来个头大得惊人的鲑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