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卡尔·海因不是个和蔼亲切的人,但也不是一个难打交道的人。在战争之前,他也曾经是一个足球队里踢球的小伙子,像那些学校里的小伙子一样,他也有一大帮朋友,也穿着学校优秀运动员的队服,也喜欢有事没事地说笑。他曾经就是那样,然后战争来了——那是一场贺拉斯也曾经历过的战争。怎么说呢？他还能和其他人说什么呢？再也不愿闹着玩地说笑,也不能随随便便地张口就来,如果有人能够读懂他的沉默中所蕴含的黑暗,那么,那就是黑暗,不是吗？在卡尔·海因的内心里埋藏着战争的阴影,这种阴影同样埋藏在贺拉斯的心里。
但是,死者。他必须把卡尔视为死者,视为一腔内脏、一堆身体零件,而不是那个不久前还带着他的儿子来过的男人；否则他就没办法完成自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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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拉斯将自己的右手掌根放在死者的胸口。左手叠在右手上,开始像抢救溺水者一样按压他的胸腔。死者的口腔和鼻子里面开始冒出一些泡沫,这些泡沫的样子有点儿像剃须膏,尽管里面夹杂着一些从肺部挤出来的粉红色血迹。
贺拉斯停下来查看。他俯身凑近死者的脸,仔细检查这些泡沫。他戴着手套的手还是干净的,除了死者胸膛冰凉的皮肤之外什么都还没碰到过,所以他从器械托盘旁边取来一个记事本和一支铅笔,径自记录下这些泡沫的颜色和性状,冒出来的泡沫不少,把死者长满胡须的下巴和髭须都盖住了。贺拉斯知道,这是空气、黏液和海水在呼吸系统中混合的产物,这意味着死者在落水时仍旧活着。他不是先死去,然后再被弃尸于波涛之下的。卡尔·海因落水之时还是活着的。
但是,他是像阿莱克·瓦尔德林一样因缺氧而死的,还是因为肺部进水导致窒息而死的呢？像大多数人一样,贺拉斯觉得自己不仅想知道事情是怎样的,还要在脑海里清楚地想象事情的经过；而且他也有责任去想象一个清晰的事件经过,这样他在岛县的官方死亡记录中就可以写下或许将永久保存的真相,尽管这是痛苦的。卡尔·海因在黑暗中挣扎着,他使劲地屏住呼吸,海水涌进他身体内的每一处空隙,他陷入失去意识的状态,做了最后一下抽搐,当最后一口气从他身体里跑掉的时候,他发出了最后一次叹息,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脑袋不再做任何思考——所有这些都在贺拉斯·威利的验尸床上那具尸体上留下了,又或许没留下,痕迹。他有责任找出真相。
有那么一会儿,贺拉斯站在那里,双手互握着放在腹部,默默地做着心理斗争,思索着是不是应该打开死者的胸腔,在心脏和肺部寻找证据。他以这样的姿势站立在那儿,突然发现——他之前怎么没看到呢——在死者左耳后的颅骨上有一道伤口。“我咋这么粗心。”他大声说道。
他用一把理发师用的大剪刀把伤口周围的头发剪去,使伤口的轮廓清晰地显露了出来。骨头已经碎裂,并且有一块大概四英寸的凹陷。皮已经划开了,并且从受伤的头皮下面露出一丝溢出的粉红色脑浆。不知是什么物体——一件平滑细窄、约两英寸宽的物体造成了这道伤口,在死者的后脑上留下了这样一个说明问题的轮廓。这正是贺拉斯在太平洋战争中曾数十次看到的致命印记,近身肉搏中被猛力挥舞的枪托击中留下的伤口。受过剑道或棍棒训练的日本步兵尤其擅长这种杀人方式。而贺拉斯记得,大多数日本人习惯用右手出击,在左耳边给对手致命一击。
贺拉斯将刀片插入他的一把解剖刀中,切入死者的头部。他按住剃刀直剖到骨骼处,然后顺着头发一路切开,在死者的头部划开一道弧形,从左耳直抵右耳。他一连串的动作巧妙娴熟,就像用铅笔画画一样在死者头顶划下一条流畅而优雅的弧线。这样一来,他便可以像剥葡萄或橘子皮一样剥下死者的脸,将死者的前额翻开,搭到鼻子上。
贺拉斯将头颅后部的头皮也翻开,然后将解剖刀放在水槽中,冲洗了一下手套,擦干,然后从器械柜中取出一把钢锯。
他开始锯开死者的颅骨。二十分钟之后,贺拉斯需要把尸体翻转过来了,所以他不情愿地穿过大厅去找阿贝尔·马丁森。马丁森坐在椅子里无所事事,跷着腿,帽子放在大腿上。
“要你来帮一下忙。”验尸官说道。
副治安官站起身来,将帽子戴起来。“来了,”他说,“乐意效劳。”
“你待会儿就不这么想了,”贺拉斯说道,“我在他头顶上切了一刀。他的颅骨现在露出来了。那样子可不好看。”
“好吧,”副治安官说道,“谢谢你告诉我。”
他们走进房间,什么话都没说,默默地把尸体翻转了过来——马丁森在一边推,验尸官伸出手从另一面拉,然后阿贝尔·马丁森将头垂在水槽上方,呕吐了起来。当阿尔特·莫兰进来的时候,他正用一块手帕擦拭着嘴角。“怎么样了？”治安官问道。
阿贝尔用手指着卡尔·海因的尸体,作为回答。“我又吐了。”他说。
阿尔特·莫兰看到卡尔的脸被翻了过来,脸上的皮像葡萄皮一样被翻开,下巴上还粘着一些像剃须膏一样的带血的泡沫。他忍不住别过身去。
“我也一样,”阿贝尔·马丁森说,“一看到这个就反胃。”
“也难怪你,”治安官答道,“上帝啊,上帝啊。”
但他还是站在那里看着,贺拉斯穿着外科手术袍,操着一把钢锯熟练地工作着。他看着贺拉斯将死者的颅盖骨取下,放在死者的肩膀旁边。
“这个叫作硬脑膜,”贺拉斯用解剖刀指点着说,“看到这层膜了吗？就是颅骨下面这一层。这里就是硬脑膜。”
他用两只手扳住死者的头部,用了点力气——因为脖颈部位的韧带极其僵硬——将其转向左边。
“到这边来,阿尔特。”他说道。
治安官似乎感觉到自己必须去看一下；但是,他并没有动。当然,贺拉斯想道,他已经在自己的工作中领教了那些令人难受但却别无选择的时刻。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还是迅速动作,毫不迟疑,贺拉斯将这作为自己的原则。但是治安官是一个天生易紧张的人。以他的性格是不会想走过去看看卡尔·海因的脸上有什么的。
贺拉斯·威利知道这一点:治安官不想看到卡尔·海因脑袋里面的东西。贺拉斯曾经看到过阿尔特的这副模样,嚼着黄箭口香糖,做着难看的脸色,一边用拇指肚儿擦着自己的鼻子,一边想着事情。“只要一分钟,”贺拉斯催促他道,“很快地看一眼,阿尔特。看一眼你就知道了。无关紧要的话我是不会叫你的。”
贺拉斯指给阿尔特看硬脑膜内凝结的血块以及那块凸出来的脑组织里面的汁液。“他被某种十分平滑的物体重击过,阿尔特。这让我想起战争时期见过的一种枪托。那是日本人的一种技击术。”
“技击术？”阿尔特说道。
“剑道,”贺拉斯解释道,“日本人从小就接受这样的训练。如何用一根棍子杀人。”
“可恶,”治安官说道,“上帝啊。”
“把脸转过去,”贺拉斯说道,“我现在要从硬脑膜这里切开了。我要让你看点儿别的东西。”
治安官小心翼翼地转过身去。“你的脸色苍白,”他对阿贝尔·马丁森说,“为什么不坐下来呢？”
“我没事。”阿贝尔说道。他站在那里看着水槽,手里攥着一块手帕,身体紧靠在台子上。
贺拉斯给治安官看了死者的三块颅骨,它们都嵌在脑组织里面。
“这是他的死因吗？”阿尔特问道。
“这个很复杂,”贺拉斯·威利答道,“可能是他头部受到击打,然后从船沿上掉了下去,溺水死了。或者也可能是他溺亡之后头被撞了。也可能是他溺水的过程中撞的。我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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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吧。”
“什么时候？”
那得等我看过了死者的胸腔,阿尔特。看看他的心脏和肺部。但即便是这样也可能找不到什么线索。”
“他的胸腔？”
“是的。”
“可能是什么？”治安官说道。
“可能？”贺拉斯·威利说道,“各种可能性,阿尔特。什么都有可能发生过,所有事情都确有先例。我的意思是,或许他犯了心脏病,导致他翻下船去。或许是中风,也可能是醉酒。但是我现在只想知道他是不是脑袋被击打之后再掉下去的。因为我通过这些泡沫可以判断,”他用解剖刀指了指,“卡尔落水的时候还是有呼吸的。在他落水的那一刻还在呼吸。所以我这会儿猜测他是溺亡的,阿尔特。头上的伤显然也是致死原因之一。或许,他是自己在导缆器上撞了一下。或者在撒网的时候一不小心——挂住了自己的衣扣,然后被带翻下去。我此刻倾向于把这些都写进我的报告里去。但我还不是十分确定。或许等我看到他的心脏和肺部的时候一切都会大白。”
阿尔特·莫兰站在那里擦着嘴唇,使劲地眨眼看着贺拉斯·威利。“头上的那一记,”他说,“他头上的那一记有些……好笑,你说呢？”
贺拉斯·威利点了点头。“可能吧。”他说。
“会不会是有人敲了他一下？”治安官问道,“是不是有这个可能？”
“你想扮演福尔摩斯？”贺拉斯问道,“你要当侦探？”
“不是这样。但是这儿并没有什么夏洛克·福尔摩斯,是不是？而卡尔头上却的确有一道伤口。”
“是的,”贺拉斯说道,“这点你说得没错。”
然后——后来他将记起这些,在对宫本天道的审判中,贺拉斯·威利将回忆起自己说过的这些话(尽管他在证人席上没有将这席话复述出来)——他对阿尔特·莫兰说如果他想扮演一回夏洛克·福尔摩斯,他应该去找一个藏着沾有血迹的枪托的日本人,确切地说,一个习惯用右手的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