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卢·菲尔丁法官的法庭的后排座位上,坐着二十四个日裔岛民,穿着他们只有在正式场合才穿的衣服。没有任何法令要求他们只能坐在最后排。但是圣佩佐岛不成文的规矩使得他们这样坐。
他们的父辈和祖辈迁居圣佩佐岛的历史可以追测到一八八三年。那一年,两个日本人——日本·乔和查尔斯·乔斯——住在牛海岬附近的一个棚屋里。在杰弗通港锯木厂,有三十九个日本人在那儿工作,但是户口调查员没有将他们的名字——登记,而是用日本人1号、日本人2号、日本人3号、日本·查理、老日本山姆、笑嘻嘻的日本人、日本小子、爱红脸的日本人、穿靴子的、矮胖的——诸如此类的代号来替代他们的真名。
世纪之交时,三百名日本人来到了圣佩佐岛,他们大部分都是纵帆船水手,为了留在美国而在杰弗逊港跳船下来。很多人游到岸上的时候身上一张美钞都没有,他们在岛上的荒野小道上四处游荡,以红花覆盆子和日本松茸为食,直到找到“日本城——那里有三家澡堂、两家理发店,两个教堂(一个是佛教寺庙,一个是浸礼会教堂)、一家旅馆、一个杂货店、一块棒球场、一个冷饮小卖部、一家豆腐店,以及五十个未刷油漆的脏兮兮的住所,一律面朝着泥泞的道路。不到一个星期,这些跳船者就在锯木厂找到了工作——码木料,清扫锯末,拖原木,给机器上油——每小时挣十一美分。
根据保存在岛县历史档案馆中的公司史料记载,一九〇七年共有十八名日本人在杰弗逊港锯木厂受伤或致残。资料中记载,日本人107号,在三月十二日被劈料刀削去一只手,获得了七点八美元的工伤赔偿；日本人57号在五月二十九日因为一堆木材倒塌而导致股关节脱臼。
一九二一年,锯木厂被解散:岛上的树都被锯光了,以至于圣佩佐岛几乎成了一片光秃秃的沙漠。锯木厂主们卖掉他们的资产,离开了圣佩佐岛。日本人开始开垦草莓地,因为圣佩佐的气候十分适宜草莓生长,而且种植所需的启动成本很低。正如古话所说,你只需要一匹马、一架犁,以及一大帮孩子就行了。
有些日本人租了小块土地,自己经营。但是,大部分人都只能充当雇农或佃农,在哈库金 [1] 的土地上耕种。法律规定,除非他们成为美国公民,否则不允许拥有土地；法律还规定只要他们是日本人,就不能成为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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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钱存在罐子里,然后写信给他们在日本的父母,要求他们送女人过来做他们的妻子。有的人撒谎说他们变得很富有,或者寄去自己年轻时候的照片；反正不管怎么样,妻子们一个个漂洋过海地来了。他们住在香杉木板搭成的小屋里,点着油灯,睡在铺着稻草的褥子上。风透过墙上的缝隙刮进屋里。早上五点的时候,新娘新郎便都在草莓地里干活了。秋天的时候,他们蹲伏在田间地头,或是拔草或是拎个铅桶施肥。四月份的时候,他们往地里撒诱杀蛞蝓和橡皮虫的饵料。他们先给一年期的草莓苗修剪一次匍匐茎,然后修剪两年期和三年期的植株。他们不仅除草,而且还要防范霉菌病和沫蝉 [2] ,还要担心下雨天草莓会烂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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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份,草莓成熟的时候,他们便带着筐子来到草莓地里开始采摘工作。加拿大印第安人每年都会来,和他们一起为哈库金干活。印第安人睡在田间地头,或者旧的鸡舍、谷仓里。有些在草莓罐头工厂工作。他们会待上两个月,等到覆盆子的收获季节过去才离开。
每年夏天都至少有足足一个月的时间,地里有无穷无尽的草莓等着人们去采摘。拂晓之后一个小时,草莓便装满了第一个浅筐,一个白人工头站在那里,拿一个黑色的簿子,在每个采摘者的名字旁边写下不同的罗马数字。他将草莓分类拣到松木箱里,由包装公司派来的人把它们装到平板卡车上。采摘者则继续回到标有数字编号的田垄间,蹲伏着采摘草莓,将浅筐填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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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收获工作在七月上旬完成的时候,他们可以放一天假,庆祝草莓节。一个年轻女孩会被选为草莓公主,戴上花冠；哈库金则架起烤三文鱼的架子；志愿消防队会和日本社区中心队打一场垒球比赛。花园俱乐部会展出他们的草莓和倒挂金钟花篮；商会则为花车比赛的冠军颁发奖杯。詹森西港的舞榭在夜间会点起灯笼；从旅游船上涌来的西雅图游客会跳起斯芬斯卡波卡舞、莱恩兰德舞和肖蒂什轮舞,并表演各种杂耍。每个人都走上街头——草农、职员、商人、渔民、捕蟹人、木匠、伐木工人、织网人、菜农、废旧品商人、房产代理人、雇佣诗人、牧师、律师、税务员、牧羊场主、机器安装工、养路工人、卡车司机、水管工、采蘑人、冬青树剪枝员,等等。他们在伯切尔城和赛尔凡树林野餐,一边听着中学乐队演奏着缓慢的《苏泽进行曲》 [3] ,一边躺在树荫下喝着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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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像是酒神狂欢,又像是部落里的炫财冬宴,又带有一些新英格兰的晚宴遗风,然而整个草莓节中最隆重的就是草莓公主的加冕典礼。草莓公主通常是一个日本童贞少女,身上穿着绸缎衣服,脸上仔细地扑满米粉。这个奇怪而庄严的仪式通常在开幕之夜的日落时分举行,地点就在岛县法院前的空地上。草莓公主周围呈月牙形地摆着一篮又一篮的草莓,她低下头,由友睦港镇长为她戴上花冠。镇长身佩一条由肩及腰的红色绶带,带着一根装饰精美的权杖。在接下来的静穆氛围之中,镇长将庄重地宣布——他手里还拿着一封信——农业部对他们美丽的小岛产出了美国最好的草莓表示嘉奖,并告诉人们乔治国王和伊丽莎白王后在最近到访温哥华的时候所用的早餐中,就有圣佩佐出产的最上等的草莓。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镇长则站在那里高举权杖,另一只手搭在少女线条优美的肩际。那名少女则在无意中充当了两个社群之间的调解人,成为使得草莓节得以在融洽气氛中进行的人祭。
第二天,通常是在中午,日本人便开始采摘覆盆子了。
生活就这样在圣佩佐延续着。到珍珠港突袭事件爆发的时候,已经有八百四十三名日裔在圣佩佐岛上生活了,其中包括十二名友睦港中学的高中生,他们在那年春季尚未毕业。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九日的清晨,美国战争迁移局的十五辆大卡车载着圣佩佐岛上所有的日裔美国人驶向了友睦港渡口。
他们在白人友邻的目送下被送到一艘船上,那些人一大早爬起来站立在寒风中看着日本人从他们中间被驱走——这些人当中有些是朋友,但是,大部分,都仅仅是出于好奇；而渔民们则站在友睦港外自己的船甲板上望着这一切。像大多数岛民一样,渔民们都认为驱逐日本人是正确的举动,他们倚靠着自己的船头或船尾的房舱,坚信日本人被驱走一定是有其道理的:两国之间正在交战,而这改变了一切。
上午休庭的时候,被告人的妻子独自来到被告席后面的那排位子上,请求与她的丈夫说几句话。
“你可以站在这里说,”阿贝尔·马丁森说道,“宫本先生可以转过身来面朝你,但是只能这样了,你知道的。我无权让他随便走动。”
七十七天来,宫本初枝每天下午都会来到岛县监狱,等待着三点钟和她丈夫见面。起初,她是一个人来,隔着玻璃和他说话,但是后来他让她把孩子们也带来。她照他的话把孩子们带来了一两个女儿,一个八岁,一个四岁,跟在她后面；还有一个儿子,十一个月大,被她抱在怀里。他们的儿子学会走路的那天上午,天道正被关在监狱里,但是那天下午,初枝就把孩子带来了,让他走了几步给会见室隔离玻璃后面的父亲看。然后她还把孩子举起来,让天道通过麦克风和他说话。“你能比我走得更远！”他说,“再走几步给我看,好吗？”
如今,在法庭上,他转身面朝初枝。“孩子们怎么样？”他说。
“他们需要父亲。”她回答说。
“内尔斯在努力为我辩护。”天道说。
“内尔斯要走开了,”内尔斯说道,“马丁森副治安官也应该走开。为什么不站远点儿呢？只要你能看着他们就行了,阿贝尔。给他们点隐私吧。”
“不行,”阿贝尔答道,“阿尔特会杀了我的。”
“阿尔特不会把你怎么着,”内尔斯说道,“你很清楚,宫本太太不会悄悄地塞什么家伙给宫本先生的。退后一点儿。让他们说会儿话。我不能这样做,”阿贝尔说,“对不起。”
但他还是侧身退后了三英尺,并且假装没有听他们的谈话。内尔斯则走开了。
“他们在哪儿？”天道问道。
“他们在你妈妈家,中尾太太在那儿。大家都在帮忙。”
“你看上去很好。我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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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初枝的眼睛,她也看透了他的心思。“能出牢房就好,”他说道,“从那儿出来的感觉真好。”
初枝突然想要摸摸他。她想探身将手放到他脖子上,或者用指尖碰碰他的脸。这是七十七天来他们之间第一次没有被那块玻璃所阻隔。七十七天来,她都只能通过麦克风的过滤器听到他的声音。事情发生之后,她的心就从来没有放下过,她根本不敢想象他们的未来。晚上的时候,她把孩子们放到床上,然后便徒劳无功地想让自己睡着。她有姐妹、表兄妹和婶婶,她们会在上午打电话来叫她过去吃午饭。她去了,因为她感到孤独,需要听到有人说话。女人们做了三明治、蛋糕,煮了茶,孩子们玩耍的时候她们就在厨房里聊天。整个秋天就是这样过去的,她的生活陷于停顿,就像悬在半空中一样。
下午,初枝有时会在沙发上睡着。当她睡着的时候,其他女人们就帮着照顾她的孩子,她醒来后总是不会忘记感谢她们；要是在过去,她是绝对不会让这样的情况出现的,她绝对不会在拜访人家的时候睡着而任由孩子们乱跑。
她是一个三十一岁的女人,仍然美丽优雅。她长着赤脚农民的平足,腰肢纤细,乳··房小巧。她经常穿着男人的卡其裤,一件灰色的羊毛衫,踏着木屐。夏天她习惯去摘草莓,为家里多挣一份钱。她的手在采摘季节总是沾满草莓汁。在地里,她戴一顶年少时不常戴的草帽,压得很低,现在她的眼睛周围出现了斜纹。初枝是个高个子女人——五英尺八英寸,却能在草莓地蹲很久而不累。
最近她开始涂睫毛膏和口红。她并不是爱虚荣,但是她知道自己正在衰老。对于三十一岁的她来说,衰老并不算什么可怕的事情,因为这些年来她渐渐形成一种日益深化的观念:生活中有比一直以来给她带来无数赞美的美丽容貌更为重要的事情。年少时,她是如此美貌出众,使得她的美丽几乎成为公共财产。她在一九四一年的草莓节上被戴上草莓公主的花冠。十三岁时,她妈妈为她穿上一套和服,把她送到教年轻女子学习和舞和茶道的茂村太太那儿去。她坐在镜子前面,茂村太太在她身后,她那日时才知道自己的头发是何等美丽,如果将这一头秀发剪短简直无异于犯罪。它犹如一条黑色的瀑布——茂村太太用日语描述道,是她身体中最美妙的部分,简直就像与她同龄的女孩子剃了光头一样惹人注目。她必须学习各种梳头的发式——她可以用发夹把它别起来,或把它梳成一根大辫子搭在一侧胸前,或用复杂的结法将它盘在后颈,或者将它梳向脑后,使她那平整光滑的面颊更加突出。茂村太太用手掌托起她的头发,说她的头发质地简直像水银一样柔滑。她告诉初枝,她必须学会可爱地抚弄自己的头发,就像拨弄一件弦乐器或一支笛子那样。然后她顺着初枝的后背梳理着她的头发,使它散开成一把扇子的形状,散发着美丽非凡的黑色波光。
茂村太太每个星期三向初枝传授复杂的茶道、书法和浮世绘。她教初枝如何在花瓶中插花,以及在特殊的场合如何将米粉扑在面庞上。她要求初枝永远不许咯咯地笑,也不许直视任何男人。为了使自己的肤色完美无瑕,皮肤像香草冰淇淋般柔滑的茂村太太告诉初枝,她必须小心避免晒到太阳。茂村太太还教初枝如何仪态端庄地唱歌,以及如何优雅地坐下、行走和站立。茂村太太的教导的最后一条被保持了下来:初枝走路时从脚前掌直到头顶,整个身体的姿态都是协调一致的。她体态匀称而优雅。
她的生活总是艰辛——田野劳动、集中营、家务之外的田野劳动——但是经过茂村太太那段时期的教导,她学会了镇定自若地面对这一切。茂村太太教她的固然是体态和呼吸吐纳,但更是一种灵魂的修炼。她教她在更高的生活境界中寻求自洽,并把自己想象成大树上的一片叶子——秋天的凋零,她说,并不影响它参与大树的生命从而获得幸福的确认。在美国,她说,人们惧怕死亡；这里的生活和存在是两码事。但是,一个日本人,应该看到生命包含着死亡,等她感受到这一点的时候,她将获得平静。
茂村太太教初枝如何静坐,并且告诉她除非她学会长时间端坐不动,否则便不能算是成熟。生活在美国,她说,使人们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这里有种种紧张和不快乐。最初,年仅十三岁的初枝甚至无法安坐超过三十秒。后来,她发现,当她把身体静止下来之后,无法平静的是她的思想。但是,逐渐地,她的躁动还是屈服于平静。茂村太太感到欣慰,并且告诉她,她的那种自我骚动正在慢慢被克服。她告诉初枝,她的定力将使她受益良多。她将能够在生活不可避免的变化和动荡中体验到内心的宁静。
但是,当初枝穿过森林小径从茂村太太家回家的时候,她心里还是会害怕。尽管她受过那些训练,但是仍然无法保持平静。她在森林里晃荡,有时候坐在树下,有时搜寻着拖鞋兰 [4] 或延龄草,或者陷入冥思遐想之中——她渴望实在的生活和娱乐,渴望衣服、化妆品、跳舞、看电影。她觉得自已只是在表面上装出平静的样子,骗过了茂村太太,但是内心里却涌动着可怕的、不可抑制的对世俗欢乐的向往。不过,要求她隐藏起自己内心生活的力量很强大,读中学时她已经能够很熟练地在身体上装出平静的样子,尽管内心完全不是。她就这样过着一种隐秘的生活,这令她困惑,她很想摆脱这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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