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作这篇简短前言之时，想起十五年前一个真实的感人故事，一位父亲靠卖血换来的几万元钱，供儿子读完中学又上了大学，这期间儿子的每一封要钱的来信都是卖血的通知单，让父亲不断卖血去凑足儿子所要的数目。可是儿子却中途退学不知去向，留给父亲的是一个永远无法打通的电话号码。这位生活在偏远山区的父亲每次打电话都要走三个多小时的路程，即使这样他仍然一次又一次地去拨打那个已经不存在的电话号码。当时媒体的报道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儿子在电台里听到父亲寻找自己的声音以后，终于出来说话了，然而他不愿意暴露自己，他只是同意在网上和记者进行一次对话。他正在承受巨大的压力，穷困的处境使他无脸去见自己的父亲，他说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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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这只是千万个卖血故事中的一个。《许三观卖血记》出版六年或者七年后，我曾在网上搜索，那时候就可以找到一万多条关于卖血的报道。卖血在很多地方成为穷人们的生存方式，于是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卖血村，那些村庄里几乎每个家庭都在卖血。卖血又带来了艾滋病的交叉感染，一些卖血村成为了艾滋病村。一位名叫李孝清的四川农民卖血三十年，感染艾滋病后在二○○一年十二月去世。李孝清是第一位勇敢面对媒体的艾滋病患者，他在生前就为自己准备了寿衣，曾经四次穿上寿衣躺到他的竹床上，前三次他都活过来了，第四次他才真正死去。他死后，贫穷的儿子们还是用三百五十元一天的价格请来了三个民间吹鼓手，在他的遗体前吹吹打打。
我知道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养育了我的写作，给了我写作时的身体、写作时的手、写作时的心跳。而文学给了我写作时的眼睛，让我在曲折的事件和惊人的现实那里，可以看到更为深入和更为持久的事物。就像在这个卖血供儿子读书的故事里，文学的眼睛看到了什么？我相信是那位父亲每次都要走上三个多小时的路途去拨打那个不存在的电话号码，正是这样的细节让文学在现实生活和历史事件里脱颖而出；同样在李孝清的命运里，文学的眼睛会为他四次穿上寿衣而湿润。这就是为什么生活和事件总是转瞬即逝，而文学却是历久弥新。我希望《许三观卖血记》就是一部这样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