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零三个月。在整个这段时间里，露茜时时刻刻感到心中无数，不知那位吉洛汀女士会不会在明天就把她丈夫的头切下来。现在每天都有囚车满载判了死刑的人，沉重地颠簸着穿过高低不平的铺石路面大街。美丽可爱的姑娘；光彩照人的妇女，棕头发的，黑头发的，灰头发的；青年男子；魁梧男子和老人，高贵出身和庄户出身的，都成了吉洛汀女士的红葡萄酒，每日从那些令人生厌的监狱里黑暗的牢房中带到阳光下，穿街过巷运到她那里去满足她那如饥似渴的贪婪欲望。不实现自由、平等、博爱毋宁死；这最后一个字是最易赏赐的恩典啦，噢！吉洛汀女士！
如果说从天而降的弥天大祸和风驰电掣的时代巨轮，把医生的女儿吓得晕头转向、陷入无所事事的绝望等待之中，她这种遭遇也不过是同其他许多人的遭遇一样罢了。但是自从她在圣安东区阁楼里把那白发苍苍的头捧在她青春焕发的怀中，她一直恪尽孝道。而在这些经受考验的日子，她也一直恪尽孝道，正如一切默默的忠诚善良的人一直做的那样。
他们刚刚在新寓所安顿下来，她父亲刚刚投入他那个行当的日常工作，她立刻就把她那小小的家庭安排起来，就像她丈夫也在那里一样。每样东西都有确定的地方和每件事都有确定的时间。她按部就班地教小露茜，就像他们在英国全家团聚的时候一样。她施用种种小计欺骗自己，表示相信他们不久就会重新团聚，诸如为他迅速归来做些小小的准备，把他的椅子和书放在旁边等等。这些，还有特为身陷囹圄惨遭不幸、命在旦夕的许多灵魂之中那一个亲爱的囚徒在夜间做的庄严祈祷，几乎成了她那沉重心情仅有的宣泄排解。
她外表上并没有很大改观。她和孩子穿的家常黑长袍，近似丧服，就像在快乐时日穿的鲜亮衣服一样整齐洁净。她脸上红润的颜色消失了，往常那种凝神专注的表情成了经常存在而非偶尔出现的东西。但除此之外，她仍然非常漂亮雅致。有时候，她在晚上吻她父亲的时候，常把整个白天压抑着的烦恼统统倾泻出来，常说他是这个世界上她唯一的依靠。他总是斩钉截铁地回答：“他决不会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任何事情，而且我知道我能救他，露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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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这种今非昔比的生活还没过许多星期，她父亲一天傍晚回到家里对她说：
“我亲爱的，监狱那儿有一个高窗户，下午三点有时候夏尔能想法到那里去。他要是能到那儿——这得靠许多难以确定的情况和偶然机会——他觉得，如果你站在我能指给你看的一个特定地点，他就可以看见你在街上了。可是我可怜的孩子，你可别想能看见他，而且即使你能看见他，你要是显出一点儿认出他的样子来，那对你也是很不安全的。”
“噢，我的父亲，把那地方告诉我，我要每天都到那儿去。”
从这时起，不管什么天气，她都在那儿等两小时。钟打两下的时候，她就到了那儿，四点的时候，她才无可奈何地离开。天气不太潮湿或不太恶劣她能带着孩子的时候，她们就一起去；其他时候她就单独去；不过，她从没有错过一天。
那地方是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街上一个又暗又脏的拐角，街尽头唯一的房子是一座把木头锯成劈柴的工棚；其它地方都是墙。她去那儿的第三天，那个锯木工就注意到她了。
“日安，女公民。”
“日安，公民。”
这种打招呼的方式此时已经成了法定之规。这本来是不久以前那些更彻底的爱国者当中自发形成的；而此时却成了人人必须遵守的法规。
“又在这儿溜达呢，女公民。”
“你不是看见了吗，公民！”
这锯木工是个说起话来手舞足蹈的小个子（他过去是修路工），他朝监狱那边看了一眼，指指监狱，又用十个手指伸在眼前表示栏杆，从后面很滑稽地偷偷往外看。
“不过这不关我的事，”他说，然后又去锯他的劈柴。
第二天，他探头张望等着她来，她一露面，他就凑上去和她搭话。
“嚯，又在这儿溜达，女公民？”
“是呀，公民。”
“啊，还有个孩子！这是你母亲，是不是，我的小女公民？”
“我说是吗，妈妈？”小露茜靠近她母亲身旁悄悄问。
“说吧，最亲爱的。”
“是，公民。”
“啊，不过这不关我的事。我的活儿才是我要关心的。看我的锯！我管它叫我的小吉洛汀。嚓，嚓，嚓；嚓，嚓，嚓！然后他的头就掉下来了。”
那块劈柴应声掉了下来，他把它扔进一个筐子。
“我管我自己也叫参孙，掌管断劈柴的吉洛汀。再看这儿！嚓，嚓，嚓；嚓，嚓，嚓！然后她的头掉下来了！现在，是个小孩儿。叽嘚，叽嘚；嘎嗒，嘎嗒，他的头掉下来了。全家人都完了。”
他又把两块劈柴扔进筐里，这时候露茜浑身直哆嗦，但是锯木工干活儿的时候，到那儿去而不让他看见是不可能的。从此以后，为了博得他的好感，露茜总是先对他说话，而且常给他酒钱，他都欣然接受了。
他是一个喜欢刨根问底的家伙，而且有时她盯着监狱的房顶和铁栏杆，一心向往她丈夫，把这个人差不多完全忘了的时候，她会猛醒过来，发现他正盯着她，单腿跪在板凳上，锯也停下了。“可是这不关我的事！”在这种时候，他通常都这样说，随后又干劲十足，躬身锯他的木头去了。
不管什么天气，冒着冬天的霜雪，迎着春天的寒风，顶着夏天的烈日，淋着秋天的苦雨，然后又冒着冬天的霜雪，露茜每天在这地方挨过两个小时，而且每天离开这儿的时候，还吻那监狱大墙。可每五六次当中只有一次，她丈夫看得见她。这是她从她父亲那儿听说的。可能连续有两次或三次都看见；也许整整一两个星期都没有看见。在机会凑巧的时候，他能够而且确实看见了她，这就足够了，而且为了有这种可能性，她可以一周七日天天等，等整整一天。
她做着这样一些事情，不觉又到了十一月。在这段时期，她父亲稳健地在那些恐怖分子中间行事。一天下午，下着小雪，她来到了她老去的那个拐角。那是一个什么狂欢的日子，又是个节日。她一路走着，看到家家户户都插着小标枪，枪尖上挑着小红帽儿；还有三色彩带；还有标语（最喜欢用的也是那三种颜色）“统一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不实现自由、平等、博爱毋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