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名法官、一名检察官和一个意志坚决的陪审团，组成了令人生畏的法庭(1)，它每天开庭。他们的提审名单每天晚上提出，并由各个监狱的狱吏念给他们的犯人听。监狱里有一句常说的玩笑话：“里面的人，出来听念晚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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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埃弗瑞蒙德，又姓达奈！”
到底，在拉弗斯监狱开始读晚报了。
那个浮肿的狱吏读名单的时候戴着眼镜，他扫了犯人一眼，让自己确实相信，那个被点了名的人已经站在他该站的地方，然后一直点下去，每点一个停顿一下。共有二十三名，可是只有二十个人应声；原来，有一个被叫到的犯人已经死在狱中，给人忘了，还有两个已经上了吉洛汀，也给人忘了。点名的地方就在夏尔刚到那天夜里看见大群犯人的那个穹顶屋子里。所有那些人都已经死于那场大屠杀。他曾经关注过然后又告别了的每一个活生生的人，都已经死在断头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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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匆匆话别，说一些友好祝愿，但告别很快就过去了。这是每天都发生的事情，而那天晚上拉弗斯监狱里的人本来准备好要做罚物游戏和开小型音乐会的。他们聚在铁栅栏前流泪；不过，原来计划好的娱乐活动中的二十个空缺位置却要重新填补，而且不管怎么说，时间很短，马上就要到锁门时间了，那些公共休息室和走廊就得交给那些整夜不停警戒的大狗看守了。这些犯人并非麻木不仁、冷酷无情；他们的这种方式是时势环境使然。同样，尽管有细微的不同，尽人皆知，某种狂热和陶醉毫无疑问也使一些人不必要地勇敢起来面对吉洛汀，并做了它的刀下鬼，这不仅仅是由于傲慢自负，而且还是受到民众的疯狂头脑的感染而出现的疯狂行为。在传染病流行的季节，它对我们有些人会有一种看不见也说不明的吸引力——一种准备死于此病的胆战心惊、一闪而过的念头。而且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同样奇怪的想法闷在心里，只在必要的情况下才会倾吐。
通往法庭附属监狱的路又短又黑，而在它那到处都是跳蚤虱子的牢房里，那一夜则又长又冷。次日，在传唤夏尔·达奈的名字以前，有十五个人给叫到被告席上。十五个人全都被判处死刑，而整个审判只用了一个半小时。
“夏尔·埃弗瑞蒙德，又姓达奈！”终于传讯了。
审问他的那些法官坐在审判席上，头戴有羽饰的帽子；但是除了他们之外，所有人头上戴的都是粗劣的红帽子和三色徽。看着陪审团和乱哄哄的旁听席，他很可能会想到，这是是非颠倒，是罪大恶极的人在审问老实正直的人。这个城市里最下流、最残忍、最恶劣的居民，从来也没有摆脱他们那些下流、残忍、恶劣的品性，这时却成了这种场面中的主导人物：闹嚷嚷地对审判结果评头品足，或高声喝彩，或表示反对，或提出预测，推波助澜，无拘无束。男人当中，大多数人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武装起来；女人当中，有的挎着刀，有的带着匕首，有的一边冷眼旁观一边又吃又喝，还有很多在织毛线活。织毛线活的女人当中，有一个在织的时候，还把另外一块夹在腋下。她坐在前排，在一个男人旁边，此人夏尔·达奈自从在到达关卡时见过一面以后，还一直没有见过，不过他还是一下子就想起来，他是德发日。他注意到那女的有一两次和德发日咬耳朵，而且她像是他的妻子；不过他在这两个人身上最注意的还是，虽然他们尽量呆在靠近他的地方，但却从不朝他望上一眼。他们仿佛在死死地等待什么东西，而且一直盯着陪审团，别的什么东西也不看。在首席法官下面，坐着马奈特大夫，穿着他平时穿的普通衣服。就这犯人所能看到的而论，大夫和劳瑞先生是那儿仅有的两个和法院没有瓜葛的人，而且穿的是普通衣服，没有接受卡马尼奥拉式的粗劣服装。
夏尔·埃弗瑞蒙德，又姓达奈，被检察官指控为逃亡贵族，根据那项把所有逃亡贵族处死的法令，他的生命已经被共和国褫夺。这项法令颁布的日期，是在他回到法国以后，但是这无关紧要。他到了，这法令也有了；他在法国被抓着，所以就要他的脑袋了。
“砍下他的头来！”听众喊着。“是个共和国的敌人！”
首席法官摇铃让喊叫的人肃静下来，并问犯人：他是不是真的在英国住了很多年？
毫无疑问是这样的。
那他难道还不是逃亡贵族？他管他自己叫什么？
他认为从法律的意义和精神实质上说，他不是。
为什么不是？首席法官急于要知晓。
因为早在逃亡贵族这个词被法庭像现在这样应用以前，他就自愿放弃了他所厌恶的那个头衔和他所厌恶的爵位，而且早已离开祖国，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在英国生活；而不是靠负担过重的法国人民的辛勤劳动为生了。
他有什么这方面的证据？
他提出了两个证人的名字：泰奥菲尔·加贝尔和亚历山大·马奈特。
可是，他不是在英国娶亲了吗？首席法官提醒他。
确实如此，但娶的并非英国女子。
是法国女公民吗？
是，生来就是法国人。
她的姓名和家世？
“露茜·马奈特，坐在那儿的那位好大夫马奈特的独生女。”
这一回答在听众中产生了一种愉快的效应。对尽人皆知的好大夫的高声欢呼响彻法庭。这些人是那样喜怒无常，有几张严厉、凶恶的面容刚才还在对犯人怒目而视，仿佛迫不及待地要把他揪到街上弄死，一眨眼工夫就涕泗滂沱了。
夏尔·达奈在他那险峻旅程中走的这几步路，完全是遵循马奈特大夫的反复指导一步步行事的。这同样谨慎的忠告也指导着他走眼前的每一步，而且给他铺好了他路途中的每一寸路。
首席法官问他，他为什么现在才回法国，而不早点儿呢？
他没有早点儿回来，他回答说，只是因为在法国，除了他已经放弃的那些生活来源，他无以为生；而在英国，他靠教授法国语言和法国文学为生。他现在回来是应一个法国公民急切的书面请求，那人表示，达奈如果不回来，他就有生命危险。他已经回来了，来救一个公民的命，要不管个人安危，负责给他作证明，说明真相。难道这在共和国心目中就是犯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