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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拉莫尔府高贵的客厅里的一切，在于连看来，都很奇怪；他这个脸色苍白、穿着黑衣服的年轻人，在那些肯赏脸注意他的人看来，也是非常古怪的。德·拉莫尔夫人向她丈夫建议，在有重要人物来吃饭的那些日子里，把他派出去办事。
“我想把这个试验进行到底，”侯爵回答。“皮拉尔神父认为，我们伤害我们录用在我们身边的人的自尊心，这是不对的。‘一个人只能依靠在有抵抗力的东西上，’等等。这一个除了是生面孔，别的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况且，他跟一个聋哑人差不了多少。”
“为了使我能了解这儿的情况，”于连对自己说，“我应该把我看见到这间客厅里来的那些人的名字记下来，并且写一句关于他们性格的话。”
他头一行先记下的是这个家庭的五六个朋友；他们认为他受到任性的侯爵的保护，为了预防万一而奉承他。他们是一些穷鬼，多少有点卑躬屈节；但是也应该说句话，称赞称赞今天在贵族客厅里还能够找到的这个社会阶级的人：他们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同样地卑躬屈节。他们中间有的人心甘情愿地受侯爵粗暴对待，但是德·拉莫尔夫人哪怕对他们说一句苛刻的话，他们也要反抗。
在这个家庭的主人们的性格深处，有太多的骄傲和太多的厌倦。他们为了消愁解闷，过分习惯于侮辱别人，因此不可能指望得到真正的朋友。但是除掉下雨的日子和难得有的极度烦闷无聊的时刻以外，别人总是发现他们是彬彬有礼的。
那五六个献殷勤的人，向于连表示出了如此慈祥的友谊。如果他们不再上拉莫尔府来，侯爵夫人就会面临漫长的孤独时刻。在她这个身份的女人眼里，孤独是可怕的。它是失宠的标志。
侯爵待他的妻子非常好。他保证要让她的客厅里有足够多的人，当然不是那些贵族院议员，因为他认为他的那些新同僚做为朋友来他家还不够高贵，做为下属接纳到他家来又不够有趣。
于连到很久以后才了解这些内情。执政者的政策是资产阶级人家的话题，但是在像侯爵这个阶级的人家里，只有在危急的时刻才会谈论它。
寻找娱乐的需要，甚至在这个烦闷的世纪里，仍然是那么迫切，即使是在举行晚宴的日子里，侯爵刚一离开客厅，所有的人都溜之大吉。只要不取笑天主、教士、国王、有地位的人、受宫廷保护的艺术家，不取笑一切享有确定地位的人；只要不称赞贝朗瑞[2]，反对派报纸、伏尔泰、卢梭，不称赞一切胆敢说一点坦率话的人；特别是只要永远不谈政治，就可以自由地议论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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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十万埃居的年金，即使是蓝绶带，也斗不过客厅里的这个宪章。稍微有一点生气的想法都被认为是粗鄙的。尽管富有教养，彬彬有礼，尽管一心想讨人喜欢，烦闷还是可以在每个人的额头上看见。来问候致意的那些年轻人害怕会说出使人怀疑他们有什么思想的话，或者害怕泄漏出他们看过什么禁书，在说了几句与罗西尼[3]或当天天气有关的漂亮话以后，就闭上嘴一声不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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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连注意到谈话通常都是靠了两位子爵和五位男爵支撑着，不至于中断。这些先生是德·拉莫尔先生流亡国外时认识的，他们享有六千到八千法郎的年金；四个支持《每日新闻》，还有三个支持《法兰西报》。他们之中有一个每天都要讲一段宫里的小故事，而且总免不了要用上“了不起”这个词儿。于连注意到他有五枚十字勋章，其余的那几个一般只有三枚。
另一方面，在前厅里可以看见十名穿号衣的仆人；整个晚上每隔一刻钟供应一次冰冻饮料或者茶；午夜十二点供应一顿带香槟酒的夜点心。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于连有时留下来一直待到结束。尽管如此，他还是几乎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够一本正经地听平时在这间如此金碧辉煌的客厅里进行的谈话。有时候，他望着那些交谈者，想看看他们自己是不是也认为自己说的话可笑。“我的德·迈斯特先生的作品我能背出来，他说得要好上一百倍，”他想，“可我还是觉得很乏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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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连从一个献殷勤的人嘴里知道，有一个王朝复辟以来一直当专区区长的可怜的勒布尔基尼翁男爵，不到半年以前，德·拉莫尔侯爵夫人让他升了省长，作为对他二十多年的经常陪伴的酬劳。
这件大事重新激起了所有这些先生们的热忱。他们从前为了一点很小的事就会生气，现在不管遇到什么事也不生气了。对他们缺乏敬重，很少是直接表示出来的，但是于连在饭桌上，已经有两三次无意中听见侯爵夫妇间的对话，对话简短，对坐在他们旁边的人说来却是十分残酷的。这些高贵的人物对不是乘过国王马车的人的后代并不隐瞒他们真诚的蔑视。于连注意到，唯有十字军东征这个词儿能让他们脸上现出严肃中带有尊敬的表情。通常表现出的尊敬总有着一种自满的味道。
在这豪华的环境和烦闷的气氛中，于连除了德·拉莫尔先生以外，对什么也不感兴趣。有一天，于连高兴地听到德·拉莫尔先生声称，在可怜的勒布尔基尼翁晋升的这件事中，他没有出过一点力。这是对侯爵夫人献的一个殷勤；于连从皮拉尔神父那里知道了事实真相。
一天早上，神父和于连一起在侯爵的图书室里，为了跟弗里莱尔的那件永无休止的诉讼案件忙碌着。
“先生，”于连突然说，“每天跟侯爵夫人在一起吃晚饭，这是我的一个义务呢，还是他们对我的厚爱？”
“这是一个莫大的荣幸！”神父听了生气地说。“N…院士先生十五年来一直兢兢业业地献殷勤，也没有能够为他的侄子唐博先生获得这个荣幸。”
“对我说来，先生，这是我的职务中最难以忍受的一部分。我在神学院里也没有这么厌倦。我有时甚至看见德·拉莫尔小姐都在打哈欠，可是她应该对家里的那些朋友的殷勤已经习惯了。我真怕我会睡着了。求求您，让他们准许我到哪家偏僻的小客店去吃四十苏一顿的晚餐。”
神父是一个真正的暴发户，对跟大贵人共进晚餐的荣幸非常敏感。正在他尽力让于连懂得这种情感时，传来一个轻微的响声，他们转过头去。于连看见德·拉莫尔小姐在听。他脸红了。她是来取一本书，他们说的话全都听见了。她对于连产生了几分敬意。“这一个不是生来下跪的，”她想，“不像这个老神父。天主！他长得多么丑。”
吃晚饭时，于连不敢看德·拉莫尔小姐，但是她亲切地跟他说话。这一天有许多客人要来，她要他留下。巴黎的年轻姑娘不喜欢上了些年纪的男人，特别是在他们马马虎虎不注意穿戴的时候。于连并不需要很多的洞察力，就能看出，勒布尔基尼翁先生的那些留在客厅里的同事有成为德·拉莫尔小姐经常取笑的对象的荣幸。这一天，不管她是不是有点装腔作势，反正她对那些使人厌倦的人丝毫不留情面。
德·拉莫尔小姐是一小堆人的核心，这一小堆人几乎每天晚上都聚集在侯爵夫人巨大的安乐椅后面。在那儿有德·克鲁瓦泽努瓦侯爵、德·凯吕斯伯爵、德·吕兹子爵和两三个年轻军官，不是诺贝尔的就是他妹妹的朋友。这些先生们坐在一张很大的蓝色长沙发上。在长沙发的尽头，于连不声不响地坐在一把相当矮的小草垫椅子上，正好在光彩夺目的玛蒂尔德占据的那把椅子对面。这个谦卑的座位受到所有献殷勤的人的羡慕；诺贝尔或者是跟他父亲的年轻秘书说说话，或者是在整个晚上提到一两次他的名字，就这样很合乎礼仪地支持他坐在那儿。这一天，德·拉莫尔小姐问他，贝藏松城堡所在的那座山有多高。于连无论如何也没法说出这座山比蒙玛特[4]高还是低。他听着这小堆人说话，常常由衷地笑出来；不过，类似这样的话他感到自己连一句也不可能想出来。这就像是一种外国语言，他听得懂，但是却不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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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蒂尔德的朋友们这一天对来到这个巨大客厅里的那些人采取持续不断的敌对态度。这个家庭的那些朋友首先被选中做为目标，因为对他们最熟悉。您想象得到于连有多么专心；他对一切都感到兴趣，不论是事情的本身，还是拿这些事情取笑的方式。
“啊！德库利先生来啦，”玛蒂尔德说，“他没有戴假发；难道他是想靠他的才华当上省长？他炫耀他那个秃脑袋，据他自己说，那里面装满了杰出的思想。”
“他认识全世界的人，”德·克鲁瓦泽努瓦侯爵说；“他也上我叔叔红衣主教家里去。他能够在每一个朋友面前编造一个谎言，一连维持多少年不败露，而且他有两三百个朋友。他懂得怎样增进友谊，这是他的才能。在冬天早晨七点钟，他已经像你们现在看见的那样，浑身溅满泥，来到他的一个朋友的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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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时不时跟人发生争执，为了争执他写上七八封信。接着他跟人言归于好，又为了热情洋溢的友谊写上七封信。但是他最擅长的，还是向心中毫无隐秘的正直人那样坦率而真诚得倾诉衷肠。当他有什么事求人帮忙时，他这个花招就使出来了。我的叔父的那些代理主教中有一位讲起德库利先生在王朝复辟以后的生活，真是精彩极了。我以后把他带来。”
“得了！我才不会相信这些话呢；这是地位低微的人之间的职业性嫉妒，”德·凯吕斯伯爵说。
“德库利先生的名字将会载入史册，”侯爵又说；“他跟德·普拉德[5]神父以及塔列兰[6]和波佐·迪·博尔戈[7]两位先生造成王朝的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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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曾经掌管过好几百万，”诺贝尔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上这儿来忍受家父的那些常常还是十分难堪的挖苦话。‘您出卖过多少次朋友，我的德库利？’有一天家父从饭桌这一头朝那一头大声嚷道。”
“他真的出卖过吗？”德·拉莫尔小姐说，“谁没有出卖过？”
“怎么！”德·凯吕斯伯爵对诺贝尔说，“森克莱尔先生，这个著名的自由党人，也上你们家来；见鬼，他上这儿来干什么？我应该上他那儿去，跟他谈谈，而且让他跟我谈谈；据说他风趣极了。”
“不过，你母亲会怎样接待他呢？”德·克鲁瓦泽努瓦先生说。“他有些想法是那么怪诞，那么大胆，那么独立不羁……”
“瞧，”德·拉莫尔小姐说，“您那个独立不羁的人在向德库利先生鞠躬，一躬到地，而且抓住了德库利先生的手。我几乎相信他要把这只手举到自己唇边呢。”
“一定是德库利跟当局的关系比我们想的还要好，”德·克鲁瓦泽努瓦先生说。
“森克莱尔上这儿来是为了进法兰西科学院，”诺贝尔说，“克鲁瓦泽努瓦，您看他在怎样向L…男爵致敬。”
“他即使跪下来也没有这么矮，”德·吕兹先生说。
“我亲爱的索雷尔，”诺贝尔说，“您有才智，但是您是从您那个山区来的，您要努力做到，千万别像这个伟大的诗人那样鞠躬，哪怕是对天主。”
“啊！来了一个才智极高的人，巴东男爵先生，”德·拉莫尔小姐多少有点学着刚通报他来到的仆人的声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