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比起来有着较多的思想，在举止上较少风雅。穿着那件朴素黑衣服的于连，使那些最出色的年轻人有点反感，他们穿着最华丽的军服，从杜伊勒利宫回来，出现在客厅里。他们尽管有那么多优点长处，却使德·拉莫尔小姐感到厌倦。于连从来不和她说话。
作为一个真正的巴黎女人，她让他感到不快。她父亲宠爱的秘书的矜持，在她看来，几乎就是蔑视。她没有看出这仅仅是高傲，是害怕受到蔑视。德·拉莫尔小姐的过度的虚荣心竭力去打乱于连内心的平静。
于连的高傲表现得这么好，以至于德·拉莫尔小姐真的生气了。在这儿应该去读读就在这本书里的那些细节，应该去寻找一些在表面上看来是极细小的，但是对一个巴黎的年轻姑娘的虚荣心说来是具有决定性的变化。
德·拉莫尔小姐将来会有百万嫁资，还会有更值价的：宫廷对她丈夫的恩典；德·拉莫尔小姐，这个如此光彩夺目，如此交游广阔的人，是为王子们造就的，比已经结了婚的德·雷纳尔夫人要千百倍地熟知人情世故，您会相信吗，高傲的德·拉莫尔小姐就要爱上秘书，她父亲的那个仆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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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是因为于连由于自尊心强，他的言行正好触犯了德·拉莫尔小姐的虚荣心。有两三次他当真地，决不是闹着玩儿地，差点儿丢下她掉头走掉。这就是今天的那些巴黎女人的爱情的全部秘密。
德·拉莫尔小姐受到吸引，是因为在她的想象中，于连是一个具有天才的人，一个新的丹东。圣日耳曼区在一八二九年战战兢兢，生怕会有一次革命，而且把这次革命想象得和一七九三年的那次革命一样血腥。这个贵族区不知道，革命是否血腥，仅仅和弊端的残忍成严格的比例，革命正是被召来连根拔除这些弊端的。
然而一八二九年的弊端并不是残酷的。在奈依、穆通-迪维尔内、拉贝杜瓦耶尔、福歇兄弟之后，被波旁王朝枪毙的将军的人数没有超过一百五十人。
尽管如此，德·拉莫尔小姐像所有她那个阶级的人一样，感到害怕；奇怪的是，她尊重于连，是因为在她想象中，他将是一个新的丹东。这又是我们小说中的一个在一七八九年以前决不可能出现的情况。那时候一个年轻的平民诱惑一位贵妇只可能靠……旺盛的性欲。
让我们回过来谈谈德·拉莫尔小姐的那封信。于连接到这封信，在他的想象中这是一个圈套。他采取了种种防备措施。“他们也许会在向我提出的这次约会中杀死我，”他对自己说，因为德·拉莫尔小姐确实丧失理智，提出了这个要求。“如果他们杀死我，”于连继续对自己说下去，“再显然没有了，他们要把这封信的原件从我这儿抢走。我将被人认为是一个恶棍，一个居然想在夜间钻进德·拉莫尔小姐房间的傻瓜。慢点，大贵人先生们！”
于连把德·拉莫尔小姐的这封信送到他的一个在维里埃尔的朋友处，并且嘱咐这个朋友，如果听到他，于连，被谋杀身亡，就把这封信公布出去。于连对自己这样诱惑他恩人的女儿，感到内疚！但是他看见这位恩人从杜伊勒利宫带回国家机密，万无一失地搞公债投机，这在于连看来是诈骗行为。
他毫无道理地以这个错误作为借口去犯一个更大的错误。向德·拉莫尔小姐献殷勤的那些年轻贵族，他相信他们会聚集在德·拉莫尔小姐约他会面的她的卧房里，他们的目的是愚弄他，或者杀死他。能有不怕他们的匕首的这种光荣，冲昏了他的头脑，他下楼来到花园里，搬起一把梯子，把它靠在府邸的墙上，瞧，他现在从窗口进入了这个高贵而美丽的小姐的卧房。
这一夜的第二天，德·拉莫尔小姐对她委身的男人感到羞愧。于连陷在绝望之中，他是真的爱上了。在外省时，他不断地梦想着巴黎的种种情景，使他不能欣赏善良而纯朴的德·雷纳尔夫人。德·拉莫尔小姐却相反，在她身上集中了于连十年里想象巴黎的奇遇和种种魅力的那些梦想。
德·拉莫尔侯爵派于连送一封信给在美因兹的一位使臣。于连爱得发了狂，陷在绝望之中。他遇到他的一个朋友，一个自命不凡的人，不仅仅给他出了一个平庸的主意，到蔑视他的那个女人的社交圈子里去找一个女人，向她求爱，而且还进一步给了他照这个主意做的勇气。这个自命不凡的人疏懒成性，他储备了许多想诱惑女人的男人写给女人的信。他把这种信送了一套给于连；“照着抄，”他对他说，“把它们送给您在蔑视您的女人的社交圈子里选中的女人，在您把这些信的最后一个抄件送出以前，不要丧失勇气。”
etterai una allusion, onestate la cosa．[3]——于连是她头一个情人。她开始再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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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巴黎的爱情的写照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认为在任何一本书里都找不到它。它和德·雷纳尔夫人的真正的、单纯的、不考虑自己的爱情，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是和心灵的爱情相比较的头脑的爱情。再说，这种在法国是很强烈的对比，对像我们这些生活在远离千里之外的人来说，由于不易体会其中难以描绘的微妙差别，就大大地失去了它的价值。
这篇文章已经很长，我们就不再接着去谈于连和德·拉莫尔小姐的爱情中的各种各样的插曲了。了解上流社会的读者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这些插曲，这是头脑的爱情。
智力的发展使我们并不需要天才，就能够设想最伟大的事件，最伟大的行动。譬如说，德·波里雅克先生，他既不是一个马基雅维里，也不是一个马萨林，有一天他一觉醒来起了这么一个念头：推翻宪章，接着他勇敢地投入这个行动，既没有调集军队，也没有收买法官，等等……，没有做任何对保证成功说来是必须的，换了马萨林红衣主教决不会忘了做的事。
在巴黎某些年轻女人身上存在着的头脑的爱情就是这样。一个年轻姑娘还能做出什么更具有决定性的事来呢？嗳！这个巴黎的年轻姑娘将让人把自己带走，她没有爱情，仅仅是为了使自己能够得到相信自己怀有伟大的热情的快乐。
德·拉莫尔侯爵先生知道他宠爱的于连曾经当过德·雷纳尔夫人的孩子们的家庭教师，有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去向这位夫人了解他的情况。德·雷纳尔夫人在她的情夫远离她以后，并没有像一般惯例，另外再找一个。这个可怜的女人，她的心灵确实是温柔的。她试着去爱天主；她对她的尘世的爱情感到悔恨。感到悔恨的德·雷纳尔夫人由维里埃尔的一个年轻的耶稣会士指导她忏悔。这个耶稣会士相信，只要能够设法使德·拉莫尔先生的高贵的女儿放弃对一个木匠的儿子的疯狂爱情，就一定能够取悦于德·拉莫尔先生，他口授了一封信让他的女忏悔者照着写，在这封信里于连被描写成为一个除对金钱的酷爱以外没有别的爱好，而且企图靠了女人来发财致富的年轻人。德·拉莫尔先生一气之下，把这封信交给他的女儿玛蒂尔德。玛蒂尔德让于连看。于连勃然大怒，他动身来到维里埃尔，正好是在做弥撒的时候，他走进教堂，看见了德·雷纳尔夫人，就近朝她开了两枪。
frica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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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将使读者感到惊奇。这部小说不是一部小说。小说里讲的一切确实于一八二六年在雷恩附近发生过。就是在这个城市里主人公在朝他的头一个情妇开了两枪后丧生，他曾经当过他头一个情妇的孩子们的家庭教师，而且她曾经用一封信阻止他搞第二个情妇，一个非常有钱的姑娘。德·司〔汤达〕先生没有一点是虚构出来的。
他的书生动活泼，有声有色，十分有趣，十分动人。作者能以朴实的笔触描绘出温柔而天真的爱情。
他敢于描绘巴黎的爱情，在他之前还不曾有人尝试过。也不曾有人稍微细心地描绘过十九世纪最初三十年间压在法国人头上的历届政府给法国人带来的社会风气，有一天这部小说描绘的将成为古老时代，像瓦尔特·司各特的古老时代一样的古老时代。
D. 格吕福·帕珀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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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三二年十月十八日——十一月三日
ente certi passi arditelli anzicheno.[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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