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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T夫人的沙龙，就是马里于斯·蓬梅西对世界的全部认识了。这是他能观察人生的惟一窗口。这个窗口很幽暗，从这扇天窗进来的，寒冷多于温暖，黑夜多于阳光。这个孩子进入这个奇异的世界时，是欢乐和阳光，不久就变得忧愁和严肃，这尤其与他的年龄不相称。他周围是一些庄重古怪的人，他怀着惊讶莫名环顾四周。全部集中起来，就更增加他内心的惊愕。在德·T夫人的沙龙里，有几位十分可敬的老贵妇，她们是马唐、挪亚、念成利未的利未斯，念成康比兹的康比斯。这些古老的面孔，这些《圣经》中的名字，在孩子的头脑里同他熟记的《旧约》混在一起。当她们全在那里，围着快灭的火坐成一圈，只有一盏绿罩的灯微微照亮，侧影严肃，花白或全白的头发，旧日穿的长袍只能分辨出惨淡的颜色，难得说出既庄重又愤世的话，小马里于斯带着惶恐的目光注视她们，以为看到的不是女人，而是《圣经》中的族长、博士，不是真实的人，而是幽灵。
这些幽灵中掺杂了几个教士，他们习惯这个古老的沙龙，还有几个贵族：德·贝里夫人的戒律秘书德·萨塞奈侯爵；用笔名沙尔-安东尼发表单韵颂歌的德·瓦洛里子爵；相当年轻而发头花白的德·博弗尔蒙亲王，他有一个漂亮而有才智的妻子，她的鲜红色天鹅绒带金色流苏的服装，非常敞胸露肩，令那些黑影惊慌失措；在法国最了解“礼节分寸”的德·柯里奥利·德斯皮努兹侯爵；下巴显得和蔼的老人德·阿芒德尔伯爵；还有所谓御书房，即卢浮宫图书馆的台柱子德·波尔-德吉骑士。德·波尔-德吉先生秃顶，显得苍老，他叙述在一七九三年他十六岁时，把他作为逃避兵役的人关进苦役监，同八十岁的米尔普瓦主教关在一起，主教是作为拒绝宣誓的教士关押起来〔15〕。这是在土伦。他们的职责是在夜里到断头台去捡白天行刑的头颅和躯体；他们背上那些血淋淋的躯体，他们的苦役犯红帽在颈后凝成血块，早晨干了，晚上又湿了。在德·T夫人的沙龙里充溢着这些悲惨的故事；由于咒骂马拉，就赞许特雷斯塔荣〔16〕。有几个难以觅到的议员，在那里打惠斯特牌，他们是蒂博尔·杜沙拉尔先生、勒马尔尚·德·戈米库尔和著名的右翼讽刺家柯尔奈-丹库尔先生。德·费雷特大法官穿着短裤，露出瘦腿，在到德·塔莱朗先生家里去的途中，有时也到这个沙龙里来。他是德·阿尔图瓦伯爵先生寻欢作乐的朋友。他不像亚里士多德对康帕丝普卑躬屈膝，而是像吉玛尔在地上爬，从而向历史表明，一个大法官为一个哲学家报了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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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教士，他们是阿尔玛神父，他在《雷霆》的合作者拉罗兹先生对他说：“哼！谁没有五十岁？也许是几个毛头小伙子！”国王讲道师勒图纳尔神父；弗雷西努神父，他既不是伯爵、主教、大臣，又不是贵族院议员，穿一件缺纽扣的旧教士袍；还有圣日耳曼-草场的克拉弗南神父；还有教皇大使，当时是马齐大人、尼齐比斯大主教，后来是红衣主教，以沉思的长鼻子引人注目，另一个大人叫帕尔米里修道院长，教廷高级教士，教廷七名法庭总书记之一，利比里亚大教堂司铎，postulatore di santi〔17〕，这和参与列圣品有关，几乎意味着天堂部的审查官；最后是两个红衣主教德·拉吕泽尔纳先生和德·克莱尔蒙-托奈尔先生。德·拉吕泽尔纳红衣主教是一个作家，几年后有幸在《保守派》上与夏多布里昂并列发表文章；德·克莱尔蒙-托奈尔先生是图鲁兹大主教，常到巴黎他的侄子德·托奈尔侯爵家度假，侯爵曾是海军和陆军大臣。德·克莱尔蒙-托奈尔红衣主教是个快乐的小老头，撩起教袍时露出红袜子；他的特长是憎恨百科全书和发狂地玩弹子。当时的行人在夏夜经过克莱尔蒙-托奈尔府所在的夫人街，会停下来听弹子撞击声和红衣主教对教皇选举者的随员柯特雷大人、卡里斯特的in partibus〔18〕主教发出尖利的喊叫声：“记分，神父，我连撞两球。”德·克莱尔蒙-托奈尔红衣主教由他最亲密的朋友，以前的桑利斯主教，四十位学士院院士之一的德·罗克洛尔先生，引进德·T夫人家。德·罗克洛尔先生以身材高大，勤于到学士院而引人注目；透过法兰西学士院当时开会的、图书室旁边大厅的玻璃门，好奇的人每星期四可以瞻仰桑利斯以前的主教，通常他站着，头发刚扑了粉，穿紫色袜子，背对着门，看来是为了让人更仔细地看他的小打褶颈圈。所有这些教士，尽管大多数既是朝臣又是神职人员，却增加了德·T夫人的沙龙的庄重，其中有五个法国贵族院议员，即德·维布雷侯爵、德·塔拉吕侯爵、德·埃布维尔侯爵、当布雷子爵和德·瓦朗蒂努瓦公爵，他们加强了贵族的气派。这个德·瓦朗蒂努瓦公爵，虽然是摩纳哥王子，就是说外国君主，却非常看重法国和贵族院，通过这两者去观察一切。正是他说：“红衣主教是罗马的法国贵族院议员；勋爵是英国的法国贵族院议员。”另外，因为本世纪到处闹革命，这个封建沙龙像上文所说的那样，由一个有产者控制，吉尔诺曼先生起主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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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巴黎白色社会精华荟萃之地。名流，即令是保王党，在那里仍要受到孤立。名流中总是有无政府观点。夏多布里昂进入那里，会给人“木头疙瘩”大爷的印象。不过有几个归顺王朝的人受到宽容，进入了这个正统派圈子。伯尼奥伯爵〔19〕改过后被接纳了。
今日的“贵族”沙龙不再像这类沙龙。如今的圣日耳曼区有邪教嫌疑。今天的保王党人，说得好听些，是煽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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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T夫人家，圈子高贵，趣味高雅，极端的彬彬有礼。其中的习惯，包含各种各样不自觉的过分考究，体现了旧制度本身，旧制度虽然已埋葬，但还是活生生的。有几种习惯，尤其是语言，显得古怪。肤浅的行家把破烂货看成外省风俗。女人称之为“将军夫人”，“上校夫人”没有绝对弃之不用。可爱的德·莱翁夫人无疑想起了德·龙格维尔和德·舍弗勒兹两位公爵夫人〔20〕，喜欢这种称呼，而不是她的王妃头衔。德·克雷吉侯爵夫人也自称为“上校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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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个上流社会小圈子，给杜依勒里宫创造了考究的字眼，私下同国王谈话时，用第三人称称呼国王，而不说“陛下”，说是“陛下”的称谓已经“被篡位者〔21〕玷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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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品评时事和人物，嘲笑这个时代，这就用不着去理解时代。他们竞相大惊小怪。他们交流大量得到的启示。马图扎莱姆向埃皮梅尼得斯〔22〕提供情况。聋子向瞎子作介绍。他们声称科布伦茨之后的时间是无效的。路易十八得到天助，就位二十五年，同样，流亡者也名正言顺，正值二十五岁的青春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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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十分和谐；没有什么显得多余；说话几乎像吹一口气；报纸同沙龙协调一致，仿佛是一种纸莎草文稿。有几个年轻人，但他们有点死气沉沉。前厅的仆人制服十分陈旧。这些人物完全过时，由同样的仆人伺候。一切都像早已故世，又死赖着不肯进坟墓。保存、保守、守旧者，差不多就是他们的整部词典。问题是“要有香味”。在这群可敬的人的见解中，的确有香科，他们的思想有香根草气味。这是一个木乃伊世界。主人用防腐香料保存，仆人制成了标本。
一个可敬的老侯爵夫人流亡和破产了，只有一个女仆，但她不断说：“我的那些仆人。”
在德·T夫人的沙龙里，他们干什么呢？他们是极端保王派。
成为极端保王派；这个词尽管含义也许没有消失，但今日已没有什么意义了。让我们来解释一下。
成为极端保王派，就是行动过激。这是以王座的名义攻击王权，以祭坛的名义攻击教权；这是拖着东西又不肯卖力；驾着辕又尥蹶子；就烧死异教徒的火候挑剔柴堆；责备偶像缺少崇拜；过于敬重反而辱骂；觉得教皇讲教皇主义不够；国王讲王权不够，认为黑夜太亮；以洁白的名义不满于白玉、白雪、天鹅和百合花；过分拥护反成仇敌；过分赞成转成反对。
极端思想特别标志了复辟王朝初期的特点。
历史上没有什么更像这一时刻，它在一八一四年开始，约在一八二〇年右翼执行人德·维莱尔先生上台结束。这六年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时期，既喧嚷又沉闷，既欢笑又阴郁，像晨光熹微一样明亮，同时又覆盖着大灾大难的黑暗，这黑暗还充塞着天际，慢慢地消失在往昔中。在这光与影中，有一小批人，有新有旧，有滑稽有忧愁，有青春活力又衰老，揉着眼睛；没有什么像回归故园一样如梦初醒；有一群人愤怒地看着法国，而法国怀着嘲讽的态度望着他们；街上都是有趣的老猫头鹰侯爵，返回的贵族和幽灵，对什么都大惊小怪的“前贵族”，正直而高贵的、在法国既微笑又哭泣的贵族，重见祖国而高兴，却再也见不到王朝而绝望；十字军时代的贵族对帝国的贵族，也就是佩剑贵族喝倒彩；历史悠久的世族丧失了历史感；查理大帝战友的子孙蔑视拿破仑的战友。正如上文所说，双方唇枪舌剑，互相辱骂；封特努瓦的剑显得可笑，锈迹斑斑；马伦哥战役的剑显得可恶，不过是把军刀。往昔不承认昨天。大家不再有什么是伟大的观念，也没有什么是可笑的观念。有一个人把波拿巴称作司卡班〔23〕。这个世界不存在了。再说一遍，如今什么也没有留下。我们偶尔选出一个人物，在头脑里使之复活，我们会觉得很奇怪，这像是大洪水之前的世界。这个人物确实是被洪水吞没了，在两次革命中消失。思潮是多么巨大的洪流啊！洪流多么迅速就淹没了应该摧毁和吞没的一切啊！多么迅捷地冲出可怕的深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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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遥远的单纯的时代，沙龙的面貌就是如此；那时，马坦维尔〔24〕先生比伏尔泰更有才智。
这些沙龙有自己的文学和政治。那里的人相信菲叶维〔25〕。阿吉埃〔26〕先生在那里一言九鼎。大家评论马拉盖河滨大街的旧书商兼政论家柯尔奈〔27〕先生。拿破仑完全被看作科西嘉岛的吃人妖魔。后来，将德·波拿巴写进历史，称为王国的少将，那是向时代精神作出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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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沙龙的纯洁并没有保持多久。从一八一八年起，有几个空论家开始出现，这是令人不安的变化。这些人的思想方式是保王派的，却又为此辩白。凡是极端保王派洋洋自得的地方，空论家就有点自惭形秽。他们有才智；他们保持沉默；他们的政治信条适当地带上了自负的意味；他们应该成功。再说，他们的领带过分白，衣服的纽扣安得过分高，倒是很有用。空论派的过错和不幸就在于创造老青年。他们摆出贤人的姿态。他们幻想将温和的政治嫁接到绝对的过激的原则上。他们以保守的自由主义对抗破坏性的自由主义，而且间或少见的聪明。可以听到他们说：“对保王主义行行好吧！它有不止一个功劳。它带回了传统、崇拜、宗教、尊敬。它是忠实的、勇敢的、有骑士精神的、执著的、忠诚的。尽管很勉强，它还是把君主制古老的威严掺入民族的新威严中。它错在不理解大革命、帝国、光荣、自由、新思想、年轻一代、本世纪。但它对我们所犯的错，我们不是有时也这样对待它吗？我们是革命的继承者，革命应该理解一切。攻击保王主义，这是违背自由主义。多大的错误啊！多么盲目啊！革命的法国对历史的法国，就是说对它的母亲，就是说对自身缺乏尊敬。九月五日以后，人们对待君主制下的贵族，就像七月八日以后，人们对待帝国的贵族那样〔28〕。他们对待鹰是错的，我们对待百合花是错的。人们总是要废除点什么！去掉路易十四王冠上的金子，刮掉亨利四世的徽号，是否很有必要呢？我们嘲笑德·沃布朗先生刮掉耶拿桥上的N！他要干什么？这正是我们所做的事。布维纳战役〔29〕就像马伦哥战役一样，都是属于我们的。百合花和字母N一样，都是属于我们的。这是我们的遗产。何必缩小遗产呢？祖国的过去和现在都不应否认。为什么不要全部历史呢？为什么不爱整个法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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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论家就是这样批评和保护保王主义，而保王主义不满于批评，又愤怒于受到保护。
极端派标志着保王主义的第一阶段；圣会〔30〕标志着第二阶段。灵活代替了狂热。这里只限于对此作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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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在故事的进展中，遇到现代史这一奇特的时期；他不得不顺便投以一瞥，勾画出今人不甚了了的这个社会的特殊轮廓。不过他要一掠而过，毫无挖苦和嘲笑之意。这些回忆是亲切的，而且怀着敬意，因为涉及他的母亲，把她与往昔联系起来。况且，应该说，这个小圈子有它的崇高之处。一笑置之未尝不可，但既不能加以蔑视，也不能加以仇恨。这是从前的法国。
马里于斯·蓬梅西像所有的孩子一样，学了点东西。他在吉尔诺曼一手栽培之后，被他的外祖父交给一个纯洁无疵、一板一眼的可敬教师。这个刚开窍的少年从一个虔婆转到一个学究手里。马里于斯上过中学，然后进了法律学校。他是保王派，狂热而严峻。他不太喜欢外祖父，老人的快乐和厚颜无耻伤害了他，想到父亲他很惆怅。
再说，这是一个既热情，又冷峻、高尚、慷慨、倨傲、虔诚、容易激动的孩子；严肃到僵硬，纯洁到未开化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