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马里于斯二十岁。他离开外祖父已有三年。彼此还保持原来的关系，不想接近，也不想见面。况且，何必见面呢？再生冲突吗？是哪一个对呢？马里于斯是铜瓶，吉尔诺曼是铁罐。
说起来，马里于斯误解了外祖父的心。他以为吉尔诺曼先生没爱过他，这个老人急躁、粗暴、爱嘲笑人，骂人，叫喊，大发雷霆，举起拐杖，至多像喜剧中的老人对他的爱淡薄而严厉。马里于斯搞错了。不爱孩子的父亲是有的，但决没有不爱孙辈的老人。上文说过，其实吉尔诺曼先生疼爱马里于斯。他有自己的疼爱方式，伴随着敲打，甚至掴耳光；但是，这个孩子消失后，他感到心里空荡荡的一片漆黑。他要求别人不再向他提起，又暗暗抱怨对他俯首帖耳。起初，他希望这个波拿巴分子，这个雅各宾党人，这个恐怖分子，这个九月大屠杀参加者回来。可是，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过去了；吉尔诺曼先生大失所望，吸血鬼没有再出现。“我只能把他赶走，”外祖父常思忖，并且自问：“如果重新来过，我会再这样做吗？”他的自尊心马上回答会的，可是他默默地摇着的老迈的头却忧郁地回答不。他有过沮丧的时刻。他怀念马里于斯。老人像需要太阳一样需要爱。这是温暖。不管他的本性多么强硬，马里于斯不在，改变了他身上的某些东西。他决不肯朝这个“小鬼”迈出一步；但他难受。他从不打听马里于斯的情况，可是总在想他。他越来越在玛雷区深居简出。他还像从前一样快乐、激烈，而他的快乐有一种痉挛的生硬，仿佛蕴含着痛苦和愤怒，他的激烈往往以一种温和而阴沉的颓丧了结。他有时说：“噢！要是他回来，我要狠狠掴他的耳光！”
至于姨妈，她想得太少，也就爱得不深；马里于斯对她来说只是一个模糊的黑影；最终她关心他还不如关心猫和鹦鹉，她可能养过这两种动物。
吉尔诺曼老人内心痛苦加剧的原因，在于他把痛苦全部埋在心里，决不让人捉摸出来。他的苦闷就像刚砌好的炉子，连烟也燃尽了。间或有一些讨厌的献殷勤的人对他提起马里于斯，问他：“您的外孙在做什么，情况怎样？”老有产者如果太忧愁，就会叹气，如果想显得快乐，就弹一下袖管：“蓬梅西男爵先生在角落里打小官司呢。”
正当老人悔恨不已时，马里于斯却高兴得很。就像一切心地善良的人，不幸消除了他的痛苦。他温柔地想起吉尔诺曼先生，但他坚持不从“对他父亲不好的人”那里接受一点东西。这是他最初的愤怒和缓的转化。再说，他很高兴经历过痛苦，现在仍然经受痛苦。这是为了他父亲而痛苦。生活的艰难使他满足和高兴。他愉快地想：“这是最少的痛苦”；这是一种赎罪；否则，他要受到惩罚，但换一种方式，而且稍后一点，由于他对父亲而且是这样一个父亲大逆不道地无动于衷而受到处罚；他的父亲受过一切痛苦，而他没有，这是不公正的；再说，比起上校英雄的一生，他的辛劳和匮乏算得了什么？末了，他接近父亲，向父亲看齐的惟一方式，就是像父亲英勇对敌一样，敢于直面清贫；这正是上校所写的“他会当之无愧”的含义所在。马里于斯一直把失落的上校的遗书带在身上，不是戴在胸前，而是藏在心里。
他的外祖父把他赶走那天，他还只是个孩子，眼下他是个男子汉了。他感到这一点。需要强调的是，苦难对他有好处。青年时期贫困，却获得成功，自有美妙之处，能把意志转向努力，把心灵转向渴望。贫穷马上将物质生活剥露无遗，使它显得丑恶；由此激发出对理想生活难以表达的冲动。富有的年轻人有上百种声色犬马的娱乐：赛马、打猎、养狗、抽烟、赌博、欢宴和其他；关注灵魂的卑劣部分，损害高尚正直的部分。贫穷的年轻人要千方百计挣面包；他要吃饭；吃完以后，他只有幻想。他去看天主的免费演出，观看天空、宇宙、星辰、鲜花、孩子、他在其中受苦的芸芸众生、他在其中放射光彩的自然万物。他专注于芸芸众生，看到了灵魂；他专注于自然万物，看到了天主。他幻想，感到自身崇高；他再幻想，感到自身温柔。他从受苦者的自私，转到思索者的同情。他心中孕育着美妙的感情，遗忘自我，同情世人。想到大自然无私提供和奉献给开放的心灵，却拒绝封闭的心灵的无数享受，他作为精神的百万富翁，要可怜金钱的百万富翁。随着一片光明进入他的头脑，一切仇恨却离开了他的心。他还是不幸的人吗？不是。一个年轻人的贫穷从来不是悲惨的。小伙子不管多么贫困，他的健康、力量、健步如飞、炯炯的目光、热血流动、乌黑的头发、鲜嫩的脸颊、殷红的嘴唇、洁白的牙齿、纯净的呼吸，总是令老皇帝嫉羡。每天早上他要重新挣面包；他的双手挣到面包时，他的脊柱也自豪起来，他的脑袋获得思想。干完了活，他又回到美妙无穷的沉思、静观和喜悦中；他双脚踩在苦难中、障碍中、路上、荆棘里，有时在烂泥里，头颅沐浴在光芒里。他坚定、平静、温和、安详、专注、严肃、知足、善良；他祝福天主给了他富人缺乏的两种财富：使他自由的工作和使他高尚的思想。
这正是马里于斯身上所经历的。一言以蔽之，他静观得太多了。他一旦做到谋生差不多十拿九稳，便到此为止，感到贫穷不错，龟缩在工作中去思索。就是说，他有时一连几天思考，像一个有幻觉的人沉浸和淹没在出神和内心观照的默默享受中。他这样提出了自己的生活问题：尽量少动手干活；换句话说，有几个小时花在实际生活上，其余时间用在思索无限。他以为什么也不缺，没有发觉这样理解的沉思，最终要成为懒惰的一种形式；他满足于生活的基本需要，歇息得太早。
显然，对这强有力和豪爽的本性来说，这只能是一个过渡状态，一旦同命运不可避免的复杂性相碰撞，马里于斯便觉醒了。
在这以前，虽然他是律师，而且不管吉尔诺曼老人怎么想，他不诉讼，也不打小官司。沉思使他离开了诉讼。打搅诉讼代理人，到法院听审，寻找动机，实在烦人。为什么做这些事呢？他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改变谋生方式。这个无名的书店最终给了他一份稳定的工作，工作不多，上文说过，对他足够了。
雇他的一个书商，我想是马吉梅尔先生，曾提出雇他到店里，让他住得舒适，提供一份正规的工作，一年给他一千五百法郎。住得舒适！一千五百法郎！毫无疑问。但放弃他的自由！做一个临时雇员！当雇佣文人！在马里于斯的思想里，接受下来，他的境况既更好又更糟，他获得了舒适，却失去了尊严；这是完整而美好的不幸变成了丑恶而可笑的窘境；宛如瞎子变成了瘸子。他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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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于斯孤单单地生活。他喜欢置身于一切之外，也因为上次太受惊吓，便坚决不进入昂若拉领导的团体。大家还是好朋友；必要时能尽力互相帮助；但仅此而已。马里于斯有两个朋友，年轻的是库费拉克，年老的是马伯夫先生。他更喜欢年老的。首先，他身上的转变有赖于这个人；靠了这个人，他了解和热爱他的父亲。他说：“他给我切除了白内障。”
当然，这个教区财产管理委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并非马伯夫先生在这件事中是上天平静和无动于衷的代理人。他是偶然和不知不觉地启迪了马里于斯，就像有人端来一根蜡烛；他是蜡烛，不是那个人。
至于马里于斯内心政治观点的转变，马伯夫先生完全不可能理解，也期望不了，指导不了。
下文还会遇到马伯夫先生，因此多说几句不是无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