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于斯离开内战，准备家战
马里于斯长期处于半死不活状态。他好几星期发高烧，伴随说谵语，脑子异常症状相当严重，主要不是由于头部受伤，而是因为受伤时受震荡。
在发烧说呓语中，他整夜叫着柯赛特的名字，像临终时惨不忍睹的固执。几处伤口很大，异常危险，一旦化脓，会自行吸收，受到某种天气影响，会致人死命；天气一变，一有雷雨，医生便惴惴不安。他一再说：“况且受伤的人决不能激动。”包扎又复杂又困难，当时还没有设想出用胶布固定夹板和绷带的办法。尼科莱特撕了一张床单做绷带，她说：“一张像天花板那样大的床单。”好不容易用氯化洗剂和硝酸银止住了坏疽。危险期间，吉尔诺曼先生也像马里于斯一样，在外孙床头失魂落魄，半死不活。
每天，有时一天两次，有位白发先生，像看门人所通报的那样穿着毕挺，来打听伤者的情况，放下一大包旧布纱团做绷带。
最后，在垂危的人被送到外祖父家那个痛苦的晚上之后整整四个月，九月七日，医生宣布问题不大了。康复开始。但马里于斯由于锁骨断裂，还不得不在一张躺椅上躺了两个多月。往往总有最后一个伤口不肯愈合，包扎没完没了，令病人无比烦恼。
尽管如此，长病加上长康复期，倒使他免遭追捕。在法国，任何愤怒，即使公愤，半年也就平息了。社会处于那种状态，暴动是大家的过错，随后有必要闭目不看。
还要补充一下，吉斯凯那道卑劣的通令，要求医生告发伤员，激怒了舆论，不仅激怒了舆论，还首先激怒了国王，受伤的人就受到这种愤怒的庇护；除了在战斗中当场俘获的以外，军事法庭不敢惊动任何人。因此马里于斯得以安宁。
吉尔诺曼先生最初经历了焦虑不安，继而是欣喜若狂。好不容易才阻止他在受伤者的身边度过第一夜；他叫人把自己的大扶手椅搬到马里于斯的床边；他要他的女儿把家里最漂亮的床单做成纱布和绷带。吉尔诺曼小姐是个理智的人，也上了岁数，找到办法节约漂亮的床单，又让老人相信照他的话去做。吉尔诺曼先生不让人家向他解释，要做纱布，细布不如粗布，新布不如旧布。他参与每次包扎，吉尔诺曼小姐则害羞地避开了。当医生用剪刀剪掉死肉时，他便叫：“哎哟！哎哟！”看到他十分慈爱，但因年老而哆嗦地将一杯汤药递给伤者，没有什么更感人的了。他向医生问个不停。他没有意识到总是提同样的问题。
医生向他宣布马里于斯脱离危险那一天，老人乐不可支。他赏了看门人三路易。晚上，回到房里，他跳起加沃特舞，一边用拇指和食指打响指，他唱起下面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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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跪在一张椅子上，巴斯克从虚掩的门缝观察他，以为他准是在祈祷。
至今他不大相信天主。
伤势显出越来越好转，每当进入痊愈的新阶段，老人便举止失常。他兴高采烈，做出一系列不由自主的举动，无缘无故上下楼梯。一个女邻居长得标致，一天早上收到一个大包裹，不胜惊讶；这是吉尔诺曼先生送给她的。她的丈夫出于嫉妒，吵了一场。吉尔诺曼先生想把尼科莱特抱在膝头。他称马里于斯为男爵先生。他叫道：“共和国万岁！”
他时刻问医生：“没有危险了，是吗？”他以外祖母的眼光望着马里于斯，目不转睛地看他吃饭。他无法控制自己，不看重自己，马里于斯是一家之主，他的快乐中有让位的意思，他是外孙的外孙。
他这样喜不自禁，成了最可敬的孩子。他生怕逐渐康复的人疲惫和讨厌，站在外孙背后微笑。他高兴、快乐、欢欣、可爱、年轻。他的白发给他脸上的喜悦光彩增添一种淡淡的庄严。优雅渗透到皱纹中，那就美不胜收。老年人心花怒放，有着难以描绘的曙光。
至于马里于斯，一面让人包扎和照料，一面有一个专注的念头：柯赛特。
自从不再发烧和说胡话以后，他不说这个名字了，别人会以为他不再想它。他保持沉默，正是因为他的心思在那里。
他不知道柯赛特的情形，整个麻厂街事件在他的记忆中犹如一片乌云；他的脑际飘浮着几乎分辨不清的身影，爱波尼娜、加弗罗什、马伯夫、泰纳迪埃一家、他所有悲惨地出没于街垒硝烟的朋友；割风先生古怪地插足这场流血事件，给他的感觉是风暴中的一个谜团；他根本不明白自己怎么活下来，也不知道怎样和谁救了他，而且他周围的人也不清楚；能告诉他的是，他是在夜里由出租马车送到髑髅地修女街的；过去、现在、将来，一切在他的脑子里只是迷雾一团，但在迷雾中有一个不动的点，一个清晰、准确的轮廓，像花岗岩一样的某种东西，一个决心，一个意志：重新找到柯赛特。对他来说，想到生命和想到柯赛特是密不可分的；他的心里已经决定，两者缺一不可，他不可动摇地下定决心，无论谁要逼他活下去，不管外公、命运还是地狱，他先要求恢复他失去的伊甸园。
有障碍，他并不隐瞒。
这里要强调一个细节：外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体贴，一点没有赢得他的心，他也很少感动。先是他并不知道这些举动的底细；其次，在他也许还有点发烧的病人的幻想中，他对这种温存保持戒心，看作是古怪的新招，目的是要制服他。他保持冷淡。外公在可怜的老脸上白白地耗费笑容了。马里于斯心想，他，马里于斯不说话，让别人去做，管它呢；但当涉及柯赛特时，他会看到另一副面孔，外公会露出真相。于是麻烦就来了；家庭问题会重新爆发，双方对峙，各种各样的讽刺和反对意见一齐冒出来，割风，切风，财产，贫穷，困苦，脖子上套石头，前途；激烈抵抗，拒绝。马里于斯事先就僵持住。
其次，随着他复原，他以前的怨恨又出现了，记忆中的旧溃疡重又裂口，他回想过去，蓬梅西上校又处在吉尔诺曼先生和他马里于斯中间，他想，对父亲这样不公正，这样心狠，不能期待有真正的好心。随着恢复健康，他又恢复对外公的粗暴。老人温柔地忍受着。
吉尔诺曼先生注意到却没有表现出来，自从马里于斯被送回家，恢复知觉，没叫过他一声外公。他也没叫外孙为先生，这倒是真的；但他有办法掉转话头，让彼此都不说。
就像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发生的那样，马里于斯想尝试一下，开战之前来个小接触。这叫做摸底。一天早上，吉尔诺曼先生谈起落在他手里的一张报纸，轻率地议论国民公会，发表对丹东、圣鞠斯特和罗伯斯比尔的保王党观点。“九三年的政治家是巨人，”马里于斯严肃地说。老人保持沉默，白天的其余时间一言不发。
马里于斯脑子里总是出现早年外公的不屈不挠，在这沉默中看到积聚愤怒，预感到激烈的斗争，在他的思想深处加紧备战。
他作出决定，一旦拒绝，他要拔掉夹板，让锁骨脱臼，把剩下的伤口暴露出来，拒绝进食。他的伤口，这是他的武器装备。不得到柯赛特毋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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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带着病人狡猾的耐心，等待有利时机。
这一刻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