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爱弥丽说。“我要是有做阔太太那一天，那我就一定非送他这些东西不可：一件带钻石纽子的天蓝色褂子，一条南京布裤子，一件红天鹅绒背心，一顶卷边三角帽子〔26〕，一个金壳大怀表，一支银杆烟袋，还外带着一箱子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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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认为坡勾提先生对于这些贵重东西，毫无疑问受之无愧。但是，我现在应该承认，我当时却觉得，他这位感恩报德的小外甥女儿，如果真给了他这套衣帽，那他穿戴起来，是否得劲儿，却叫人难以想象。我对于叫他戴卷边三角帽子的办法，特别怀疑：不过这只是我心里的感想，我并没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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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爱弥丽数这几件东西的时候，站住了脚，抬起头来，往天上看，好像这些东西是光辉的幻景一样。她说完了，我们又往前走去，捡蛤蛎壳和石头子儿。
“你想当一个阔太太吗？”我说。
爱弥丽看着我，一面笑，一面点头，意思是说“想”。
“我很想当阔太太。那样，我们就都成了体面人了：我自己，我舅舅，汉，还有格米治太太。那样，要是闹起天气来，我们就可以不用担心了。我的意思是说，不用替我们自己家里的人担心。替那些可怜的打鱼的人，还是一点儿不错，要担心的；要是他们有了灾难，我们就给他们钱，帮他们。”
她这种说法，在我当时的心目中，是一幅很令人满意的图景，因此也就不是不可能的图景。我把我想到这种图景而感到快乐的话告诉了小爱弥丽，小爱弥丽一听，得到鼓励，就羞涩地说：
“你这阵儿听我这一说，是不是也怕起海来了哪？”
当时风平浪静，没有什么叫我害怕的。但是如果有浪卷来，即使不是很大的浪，那我相信，我想到她那几个亲人都淹死了那种可怕的情况，我也非回头撒腿就跑不可。话虽如此，我当时却回答她说，“还是不怕。”同时又添了一句，说，“你虽然嘴里说你怕，其实你好像并不怕。”因为我们那时候正溜达到一条旧栈桥或者木头埂道上面，而她呢，老紧靠着栈桥的边儿走，我真怕她掉到水里。
“我怕的不是这个，”小爱弥丽说。“只是夜里刮风的时候，我老醒，醒来就想到但舅舅和汉，就不免要打哆嗦，还老觉得，真听见了他们大声喊救命。就是因为那样，我才想做阔太太。不过这个我可不怕。不信你瞧！”
在我们站的那块地方上，有一块大木头，样子巴巴裂裂的，高高地伸在深水上面，四面一点遮拦都没有。爱弥丽刚说完了“不信你瞧”这句话，就从我的身旁飕地一下顺着那块大木头跑去了。当时的情况，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要是个画家的话，那我敢说，我现在能在这儿把那天的光景一点不差地画下来，画爱弥丽如何脸上带着一种使我永远不忘的神气，眼睛往海上老远老远的地方瞧着，身子往前跳去，好像命都不要了的样子（当时我觉得是那样）。
爱弥丽轻盈而勇敢的小小形体，飘飘洒洒地转过来，又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的身旁了。我也跟着就对我刚才感到的恐惧和发出来的喊声，不觉笑起来。反正我喊是没有用处的，因为附近一带，一个人影都没有。但是从那一次以后，我在我的壮年时期，有过不止一次，有过许多次，曾经想到：那女孩子那天一时莽撞的行动中，她那样狂野的远望神气中，是否也和一切未经人知的可能事物一样，可能有一种吸引她的力量，慈悲地把她引到危险里去呢？可能有一种诱惑她的力量，为她死去的父亲所允许，引她到他那儿去，使她那天有机会结束自己的生命呢？从那一次以后，我曾有过一个时期，老纳闷儿琢磨：如果她的将来，能显示给我，让我一眼看到，而且能让我那样一个孩子完全了解，而她的性命，只要我一伸手就可以救得，那我是不是应该伸手去救她呢？从那一次以后，我有过一个时期——我不说这个时期很长，不过的确有过这样一个时期——我自己问自己：那天早晨，小爱弥丽当着我的面儿，遭了灭顶之祸，是不是更好呢？而我的回答是：不错，是更好。
我这个话也许说得过早了。我这个话也许还不到应该说的时候。不过既然说了，就让它留着吧。
我们溜达到很远的地方，把我们认为稀罕的东西都捡起来，装了满满的好几口袋儿。把几个搁了浅的星鱼小心在意放回水里——我即便这会儿，对于这种东西，还是不了解，所以不敢说，我们这样帮助它们，它们还是感激我们，还是讨厌我们——跟着又往坡勾提先生的家走去。我们走到盛虾那个棚子的时候，在背风那一面儿站住了，天真烂漫地互相对亲了一下，跟着，我们就心情愉快、身体健壮、脸上红扑扑地走进屋里去吃早饭。
“跟一对小绣眼鸟儿一样，”坡勾提先生说。坡勾提先生虽然说的是我们当地的土话，我却明白，那句话就是画眉的意思，我听了那句话，认为是夸我。
我当然爱上了小爱弥丽。我现在敢说，我当时对那个小女孩的爱，比起长大成人的时候最深的爱（尽管那也是高尚的、纯洁的），一样地真诚，一样地温柔，但是却更纯洁，更无所为而为。我敢说，我的理想，虚构了一种情况，笼罩在那个两眼碧波欲流的小妞妞身上，使她变得空灵剔透，使她变成了一个天使。如果在一个太阳辉煌的上午，她在我面前展开两个小翅膀飞起来，那我想，我还是会认为那是情理之中的事。
我们老是相亲相爱地在亚摩斯那片凄迷苍老的荒滩上，一点钟一点钟地游荡。“日”和“夜”，老在我们身旁游戏，好像时光自己还没老，还是个小孩，并且老玩个不歇。我对爱弥丽说，她就是我的命根子。要是她不亲口承认，说我也是她的命根子，那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找刀去，不活着啦。她说，我也是她的命根子，我也认为，一点儿不错，我是她的命根子。
至于说，我们的身份门第不相配，我们两个都太年轻，我们还有别的困难阻碍我们，这些问题，我和爱弥丽全都没考虑过，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曾想到将来。我们不作越长越大的打算，也就和我们不作越长越小的打算一样。我们是格米治太太和坡勾提夸赞的对象。晚上我们两个亲热地并排坐在小矮柜上的时候，她们老嘁嘁喳喳地说，“哟！多美呀！”坡勾提先生就一面抽着烟，一面瞧着我们笑；汉就整晚上，除了把个嘴咧着，什么也不做。他们在我们身上所感到的快乐，我想，就好像在一件好玩儿的玩具或者两个袖珍考利西厄姆〔27〕模型上所感到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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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久就看了出来，格米治太太既然住在坡勾提先生家里，那就是寄人篱下了，以这种情况而论，她应该更叫人愉快一些才是，而实际却不是那样。格米治太太这个人的脾气，未免爱烦躁，她有的时候，老哭丧着脸嘟嘟囔囔的，在那样一个地方很小的家庭里，叫别的人觉得很不舒服。我很替她难过；不过，有的时候，我只觉得，如果格米治太太自己能有一个方便的小屋子，一犯起脾气来，可以一个人躲到那儿，待到心情好起来的时候，那于别人也许会好一些。
坡勾提先生有的时候往一个叫作悦来居的酒店里去；我看出这一点来，是我们到这儿第二天或者第三天的晚上。那时候，他不在家；格米治太太就在八九点钟的时候，看了看那个荷兰钟，跟着说，他一定是往悦来居去了，她还说，早晨她就知道他要上那儿去的。
格米治太太本来就不高兴了一整天，上午炉火冒烟的时候，还一下哭了起来。“我是一个孤孤单单的苦命人，”一遇到有不遂心的事，她就这样说，“不论什么事儿，都没有不跟我别扭的。”
“哦，这不要紧，过一会儿就好了，”坡勾提说——我这儿指的还是我那个坡勾提——“再说，又并非你一个人觉得别扭，我们大家也一样地觉得别扭哇，你难道还不知道吗？”
“我可觉得更别扭，”格米治太太说。
“一点儿不错，很冷，”坡勾提说。“没有人说不冷的。”
“可是我比别人觉得更冷，”格米治太太说。
在吃正餐的时候，格米治太太也是一个劲儿地不高兴。他们因为我是贵客，总是先给我“布菜”，给我“布”了以后，跟着就给格米治太太“布”。那天的鱼，个儿又小，刺又多，土豆也有点儿糊了。我们大家都承认，说我们也觉得有些扫兴。但是格米治太太却说，她比我们觉得更扫兴。跟着又淌起眼泪来，含着一肚子苦水的样子把前面那句话又说了一遍。
这样一来，九点钟左右，坡勾提先生从外面回来了的时候，这位苦命的格米治太太正非常苦恼、非常沮丧地坐在她自己独占的那个旮旯那儿打毛活。坡勾提一直都很高兴地在那儿做针线活儿。汉就老在那儿补一双下水穿的大靴子。我呢，就念书给他们听，旁边坐着爱弥丽。格米治太太除了发出一声凄楚的叹息而外，再就没吱一声儿，从吃了茶点以后也没再抬头。
“喂，伙计们，”坡勾提先生说，一面落座，“你们都好哇？”
我们大家，有的用语言，有的用表情，对他欢迎。只有格米治太太，也没说什么话，也没作什么表示，只一面打着毛活，一面直摇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