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考伯先生在栅栏门里面等我，我们一块到了他的屋子（屋子在顶层下面的一层），他一路大哭。我记得，他郑重地劝诫我，不要学他那样；叫我记住了，如果一个人，一年收入二十镑，而他花了十九镑十九先令六便士，那他这个人就快活；但是他要是花了二十镑一先令，那他这个人就苦恼。他说了这个话，跟着就问我借了一个先令买黑麦酒喝，他写了一个要米考伯太太承还的借据交给了我，把手绢放回了口袋，又高兴起来。
imwpweb.c😘om更专业的主题插件生产商家
我们在微火前面坐下，长了锈的炉支上，一面放了一块砖头，免得多烧煤。坐了一会儿，另一个债户进来了。他和米考伯先生同屋，刚从厨房里来，手里拿着一盘羊腰窝儿，这就是我们三个共有的饭菜。跟着米考伯先生打发我到楼上，到“霍浦钦上尉〔24〕”的屋子里去，对他说：米考伯先生问他安好，我就是他的小朋友，请问他，可以不可以把他的叉子和刀子借用一下。
>
霍浦钦上尉把叉子和刀子交给了我，叫我问米考伯先生安好。他屋子里有一个很脏的女人，还有两个面色苍白的女孩子，满头蓬蓬的头发，那是他的女儿。我当时想，借霍浦钦上尉的刀叉倒不要紧，但是可别借他的梳子。上尉自己，衣服褴褛得不能再褴褛了，留着满腮的连鬓胡子，只穿着一件棕色的旧大衣，里面并没穿褂子。我当时看到，他的床都折起来了，放在一个旮旯那儿，他所有的那点碟、盘、壶、锅，都放在一个搁子上。我当时猜想（至于怎么会那样猜想，只有上帝知道），那两个头发蓬蓬的女孩子虽然是上尉的女儿，但是那个妇人，却不是他正式娶来的。我当时小心翼翼地站在他的门槛那儿顶多不过两分钟的工夫，但是我从他那儿往下面走的时候，我心里头却毫不含糊地知道了这一切，也就像我毫不含糊地手里拿着刀叉一样。
这一顿正餐，说到究竟，颇有些吉卜赛人的风味，使人可意。我下午过了不大的工夫就把霍浦钦上尉的刀子和叉子送回去了，跟着回到寓所，给米考伯太太说了一说我到狱里去这一趟的情形，好叫她放心。她刚一见我回来了的时候，晕过去了，后来又和了一小盂子蛋糊〔25〕，作我们谈话时的慰藉。
>
我现在不记得，米考伯先生为添补家用，怎样把家具卖的，也不记得是谁给他卖的，我只记得，反正不是我。但是不管怎么卖的，也不管是谁卖的，反正家具都卖了，并且用大货车拉走了，剩下的只有一张床，几把椅子和厨房里用的一张桌子。我们，米考伯太太、她那几个孩子、那个“舍哥儿”和我自己，就用这几件家具，占了温泽台那所空房子里那两个起坐间，像露营下寨一般，在那儿一天天、一夜夜地过活。我现在说不准，我们这样住了多久，不过好像很久。到后来，米考伯太太决定也搬到狱里去住了，因为米考伯先生弄到了一个自己独占的屋子了。这样一来，我就把这所房子的钥匙交还了房东，房东收到了钥匙很高兴；床铺也都送到皇家法席监狱里去了；我自己那张小床，就送到另租的一个小屋子里，就在那个机关墙外不远的地方；这是我心满意足的，因为我和米考伯这一家人，患难相共，那样熟悉，一旦分离，实在不忍。他们也同样在附近的地方，给那个“舍哥儿”租了一个很便宜的寓所。我那间寓所是一个安静的阁楼，在房的后部，房顶是坡着的，下面能看到一个木厂子令人愉快的全景。我到那儿住下的时候，想到米考伯先生到底到了山穷水尽的情况，就把那个屋子认为是乐园一样。
在这一段时期里，我始终都在货栈里，仍旧和从前一样，做着普通的活儿，仍旧和从前一样，跟那几个普通的人作伙伴，心里和刚一开始的时候，同样委屈，感到不应当受这样耻辱。但是我虽然天天往货栈里去，天天从货栈里出来，天天趁着吃饭的时候，在街上溜达，碰见过许多孩子，而我却从来没在这些孩子里结识过一个人，从来没对其中任何的一个搭过话，这是我侥幸的地方。我仍旧过着和从前一样苦恼自知的生活，但是我却仍旧像从前一样地永远无所依傍，一切全靠自己。我当时所意识到的改变，只有两点：第一点是，我的衣服比以前更褴褛了；第二点是，米考伯先生和米考伯太太的困难，不像以先那样重重地压在我的心头了，因为他们有的亲戚，再不就是朋友，在他们现在这种窘迫之中，挺身而出，帮起他们的忙来了；所以他们住在狱里，反倒比多年以来住在狱外更舒服一些。我现在和他们安排好了，老和他们一块儿吃早饭，至于这种安排的详情，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我也不记得，监狱早晨都是什么时候开门，放我进去。不过我却记得，我在那个时期里，往往早晨六点钟就起来了，起来以后，到狱里去以前那一段时间，我在街上溜达。我最喜欢溜达的地方，就是伦敦旧桥，那个桥有好些石砌外凸的地方；我老坐在这种地方，看着人们来来往往，再不就趴在桥栏上，看太阳射到水面上，映出万点金光，射到柱碑顶端的金火焰〔26〕上，映出一片灿烂。那个“舍哥儿”，也有时在那儿和我见面儿，我就拿码头和塔宫〔27〕作题目，编了些惊人的瞎话儿，说给她听；关于这些瞎话儿，我只能说，我希望我自己能相信它们才好。晚上，我又回到狱里，有时和米考伯先生在散步场上来回地溜达，有时和米考伯太太玩卡辛诺纸牌，同时听她回忆她爸爸和她妈妈当年的故事。枚得孙先生知道我在哪儿不知道，我说不上来。因为我从来没对枚·格货栈的人提过我的行踪。
>
>
米考伯先生的事情，虽然渡过了最危急的关头，但是因为过去曾订过一种“契据”的关系，仍旧有纠葛。我当时常常听他们说起这种契据；我现在想，那一定是他以前和他的债权人订立的部分债务承还契约；有一种和魔鬼有关的羊皮纸，据说从前在德国，有一个时期，着实兴了一气〔28〕；当时我对于那种契据竟模糊到把它认作就是这种和魔鬼有关的羊皮纸了。这种文件的清理，后来到底有了一些眉目了，反正不管怎么样吧，它不再像从前那样，是横拦去路的礁石了。米考伯太太告诉我，“她娘家的人”，决定叫米考伯先生援引破产债务人法，请求释放。那样一来，她说，大概有六星期的工夫，他就可以出狱。
>
“那时候，”米考伯先生说，因为他当时也在场，“我毫无疑问，谢天谢地，就该手头不至于拮据了，完全重新做人了，如果——简单言之，有朝一日，时来运转的话。”
为的要把所有的事都交代一下，我现在回忆起来，想到米考伯先生，在这个时期前后，写了一份请愿书，要呈到平民院，请求改变因负债而入狱的法律。我把这段回忆写在这儿，因为它可作一例证，来说明我的创作方法：那就是说，说明我如何把我从前读过的故事书里面的形象和情节，糅和到我现在不同早年的生活经历里，从而利用市井上的见闻和普通的男女，编成新的故事；同时它又是一种例证，说明我写这部自传的时候，在创作的风格中不知不觉发展起来的某些主要特点，如何在这个全部时间里逐渐形成。
狱里有一个俱乐部。因为米考伯先生是一位绅士，所以在这个俱乐部里就成了很高的权威人士。米考伯先生曾把他要写这样一份请愿书的意思，在俱乐部里说过，俱乐部的成员都赞成他这样做，再没有第二句话。这样一来，米考伯先生（他这个人，脾气再好也没有了，对于任何事，只要不是自己的，从来没有像他那样热心的，对于跟自己一无好处的事，从来没有像他那样高兴做去的）就动手写起这份请愿书来，他独出心裁，运用巧思，把它写成；又用大个的字，在一张大纸上，把它誊清；跟着把它铺在桌子上，选定了一个时间，叫俱乐部所有的成员，甚至于连狱里所有的人，只要愿意，都到他屋里，在那上面签名。
我对于这些人，大部分都早认识了，他们大部分也都早就认识了我了，但是我听说这个举动快要来到，我还是非常地想要看一看他们大家一个一个都进屋子来的情况，因此我就在枚·格货栈告了一个钟头的假，特为这件事，站在屋子的一个角落上，准备看他们进来。米考伯先生站在请愿书前面；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在不至于把屋子塞满了的情况下，尽量往屋子里站，围着米考伯先生，给他助威。同时，我的老朋友霍浦钦上尉（他因为这一次的举动非常庄严，特别梳洗了一番）就紧挨着请愿书站着，预备好了，要给凡是不熟悉请愿书内容的人，把请愿书都念一遍。这样安排好了，屋门开开了，大家排成一行，鱼贯而入，进门的时候，有几个人在屋外等候，只一个人先进去，把名字签上，然后出去。霍浦钦上尉对于进来的人总要挨个地问：“你看到这份请愿书没有？”“没有。”“你是不是要我念一遍你听？”如果被问的人，稍微透露出一丁点愿意听一听的意思来，霍浦钦上尉就用一种悠扬的音调，一字不落，高声念起来，如果有两万人，一个一个地都愿意听，那霍浦钦上尉就可以念两万遍。我现在还记得，他念到下面这一类的字句，像“聚于国会中之人民代表”，“因此请愿人不胜惶恐，敬向钧院呈递此书”，“仁慈国王陛下不幸子民”，念得特别悠扬婉转，好像那些字眼儿本是吃在嘴里的东西，味道很美似的。米考伯先生就稍微带着一个作家的得意样子，一面在一旁听着，一面用眼瞧着（但是却并非皱眉怒目的样子）对面墙头上的铁叉子〔29〕。
>
我当年每天在色则克和黑衣僧区之间来来往往，吃饭空下来的时间在偏僻的街上闲转悠（那儿的石头，现在看来，想必早已叫我那双孩子的脚踏坏磨损了），那时候，我就好像又看见了那一群听霍浦钦上尉朗读呈文的人，一个一个在我面前鱼贯走过；而那一群人里，有多少是不见了的呢！这是我纳闷儿的。我现在回忆起我当年一点一点挨过来的痛苦岁月，就想到给这些人编造的一些故事，而那些故事，有多少只是我脑子里的一片迷雾，朦胧地笼罩在记得还清楚的真事上呢！这也是我纳闷儿的。但是，我现在重踏旧地的时候，一个天真未凿、富于想象的孩子，从那样奇异的经验和肮脏的事物里，创造出自己的幻想世界来，好像在我前面走过，引起我的怜悯：那却不是我纳闷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