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档子婚事还不错吧，我相信？”斯潘娄先生说。
我对他说，关于这档子婚事，我一无所知。
“真个的！”他说，“据枚得孙先生透露出来那不多的几句话里——这本是一个人在这种情况里常有的事——再根据枚得孙小姐透露出来的，我得说，这档子婚事，还算不坏。”
“你的意思是说，先生，女方有带过来的财产吗？”我问道。
“不错，”斯潘娄先生说，“据我的了解，有。据说，女的长得还挺好看的哪。”
“真个的！他这位新太太年纪很轻吗？”
“刚刚成年，”斯潘娄先生说。“就是新近才成年的。因此我得说，他们正等她成年的日期来着。”
“老天打救她吧！”坡勾提说，说的时候，那样咬钢嚼铁，那样给人不防，因而弄得我们三个都惊惶失措，一直到提费拿着账单进来的时候。
好在提费一会儿就出现了，把账单交给斯潘娄先生过目。斯潘娄先生把下巴颏栽在领子里，轻轻用手摸着，带着不以为然的神气，把账单一项一项地瞧——好像这都是昭钦一手干的事似的——瞧完了，又好像出于无可奈何的样子，叹了一口气，把账单递给了提费。
“不错，”他说。“都对，都很对。我自己本来非常愿意‘实报实销’，考坡菲，从我的口袋里拿出多少钱去，就跟你们要多少钱。不过我并不能随心所欲，只问我个人愿意不愿意就完了。这就是干我们这一行叫人讨厌的地方。我还有一个伙友哪——还有个昭钦先生哪。”
他说这几句话的时候，颇露惆怅之意，这在他就几乎是等于完全不要钱了；我代表坡勾提，谢了谢他费心，用钞票和提费交割清楚。坡勾提回了她的寓所，斯潘娄先生和我就上了法庭，那时法庭里正办着一件离婚案。根据的是一条颇费心裁的小小成文法（这条成文法，我相信，现在已经取消了，不过我却看到，依据这条成文法，有好几件婚姻案件都判离了）。这条成文法本身的优劣，看下文自明。原来案中那个丈夫，本来叫汤玛斯·奔捷民，但是他领取许可证的时候，却只用了汤玛斯的名义，把奔捷民隐匿起来了，为的是如果婚后不像事先想的那样如意，就借此脱身；他婚后果然不像他事先想的那样如意，再不就是他对他太太（可怜的人）有些厌倦了；所以在结婚后一两年，事情发作，由他的朋友替他打起官司来，就说他的名字是汤玛斯·奔捷民，因此他并没结婚；法庭就认为他的理由充足而判离了，他当然如愿以偿。
我得说，我对于这个案子严格说来是否判得公正，非常怀疑，即便那个能使一切离奇古怪的事都化为平安无事的一斛麦子，都不能把我吓住，使我不再怀疑。
但是斯潘娄先生却振振有词，为这个案子的判决辩护。他说，你看一看世界，那里面有好事、有坏事；你再看一看教会法，那里面也有好事、有坏事。不论好事、坏事，都是一种体系的一部分，这不是很好吗？你还要怎么着哪！
我对朵萝的父亲，没有胆量敢跟他说，要是我们早晨早早地起来，脱了褂子，开始工作，那我们也许可能使世界改善；但是我却得承认，我跟他说，我认为我们可以使博士公堂改善。斯潘娄先生回答我说，他特别要劝我把这种想法完全打消了，因为那和我作绅士的派头不合；不过，他还是愿意听一听，我都认为博士公堂哪些方面有改善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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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我们已经把那个人的太太判离了，出了法庭，溜达到遗嘱局了，所以我就拿博士公堂离我们最近的这一部分作我这种理论的例子。我说，我认为，遗嘱局这个机关，就管理得离奇古怪。斯潘娄先生就问我，这话从何说起。我就因为他的经验，对于他尽了一切应有的尊敬（不过，我恐怕，因为他是朵萝的父亲，对他更加尊敬），回答他说，在广大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管辖区里，一切留有财产的人，都得把他们的遗嘱的原本，保存在法庭的登记局里，整整有三百年之久；但是那个登记局，却会只是一个偶然碰到的建筑，既不是专为保存这种文件而设计的，并且只是为登记官自己多有收益而租来的，非常地不安全，连是否能防火灾都没考查过；确确实实，从屋顶到地下室，都塞满了重要文件，专为登记员盈利而投机倒把之用；他们跟大众要了大量的费用，却把大众的遗嘱，随时随地乱塞乱扔，除了一心想把这些遗嘱贱价出脱了，再就没有别的心思了：这种情况，总不能不说多少有些荒谬吧！所有各等的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把他们的遗嘱交给这些登记员，这些登记员每年的收益，有八九千镑之多（至于助理登记员和分区书记员得到的收益还不在内），但是他们可不肯从那么大的收益里，拿出一丁点钱来，租一所合情合理、可保无虞的地方，来保存这种重要文件。这种情况，也许总得说多少有些不近情理吧。在这个机构里，所有的重要职位，都是派头十足、净拿干薪的人占着，而那些不幸在楼上又冷又暗的角落里真正工作的录事，却是伦敦全市里报酬最坏，照顾最差，而却又是干的活儿最重要的人，这种情况，也许得说多少有些不公道吧。所有的登记官之中，那个主管登记官，本来应该为公众预备一切他们需要的处所的，因为他们经常往这儿来，但是那位主管登记官，却就是因为做了主管登记官，就什么都不管，只做第一等拿干薪的官儿（同时，他也许还是牧师，兼职多门，在大教堂里安坐法座，还说不定有别的哪），而公众却永远得不到方便，这是每天下午、局里忙的时候，我们可以天天看到的事，也是我们大家都知道非常令人诧异的事，这种情况，不能不说有点不体面吧。简单地说吧，坎特伯雷管辖区这个遗嘱局，那样完全臭不可闻，那样荒谬绝伦，要不是因为它挤在圣保罗大教堂墓地的角落上，很少有人知道，那人们早就该把它翻了个儿，闹得它人仰马翻了。
我对于这个问题，说到相当激动的时候，斯潘娄先生就对着我笑，跟着也像对于前面那个问题那样和我辩论。他说，我说了半天，到底说明了什么哪？那只是一种感觉问题。如果大家都感觉，他们的遗嘱保存得很妥善，认为登记局无可改善的余地，是事所当然的，那有什么人会觉得不好哪？没有。有什么人会觉得好哪？所有那些拿干薪的人。好啦。这样一来，岂不好多于坏？这种制度，也许并不完美；天下就没有任何完美的事物；不过他反对的，就是硬往中间插楔子。有遗嘱局，国家强盛光荣。在遗嘱局里插上个楔子，国家就不强盛光荣了。他认为，一位绅士应当遵守的原则，就是事情本来是什么样儿，就由它是什么样儿。他毫不怀疑，遗嘱局要在我们这一辈存留下去。我自己虽然很怀疑这个问题，我却尊重他的意见。不过，我现在看出来，他说的不错。因为，遗嘱局不但一直存留到此时此刻，而且十八年前，国会曾有过一个报告（并非十分情愿），把我说的那些理由一一详列，把现时保存的遗嘱，说是只等于二年半多点的工夫所积累的，连在这个报告下它都巍然存留下去。从那时以后，他们都把那些遗嘱怎么处理了？他们把大部分都丢失了呢？还是过些日子，就把其中的一部分，卖给卖黄油的铺子了呢？我不得而知。我只觉得，我很高兴，我的遗嘱，并没存在那儿；我也希望，我的遗嘱，别存在那儿，至少有一个时期，别存在那儿。
我在写到我的幸福快乐这一章里，把所有这些话都记下来，因为这些话在那儿出现，是很自然的。斯潘娄先生和我既然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就继续谈下去，我们的散步因之也拖长了，后来我又谈到一般的题目。这样，谈到末了，斯潘娄对我说，从那一天起，再过一个星期，就是朵萝的生日，我要是那一天，能到他家里，去参加野外聚餐会，那他很高兴。我听了这个话，立刻就心意迷惘起来，第二天又收到了一张小小的花边信笺，上面写道，“爸爸嘱咐，不要忘记。”我见了这个，更语无伦次；在随后来的那一个星期里，都是情怀如痴如醉。
我记得，我给这一次幸福的聚会作准备，把所有一切荒谬可笑的事全都做了。我现在想起我当时买的领巾来，还全身发热。我的靴子，可以放到任何刑具展览会上。我准备了一个小篮子，在聚餐的头一天，交给了去诺乌德的邮车，寄给了朵萝。我送那个篮子本身，就等于表明心迹。篮子里盛着爆裂糖果〔4〕，糖包儿上印的是一切花钱能买得到的那种顶温柔的句子。早晨六点钟，我到考芬园市场，给朵萝买了一个花球。十点钟的时候，我骑在马上（我为赴会，特为雇了一匹雄壮俊伟的灰马），马蹄轻快疾捷地往诺乌德跑去。我把花球放在帽子里保护着，免得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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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分明看见了朵萝在花园里，而却假装并没看见她；我分明骑着马走过了这所房子，而却装作急于寻找它：我想，我那是做了两件小小的傻事，我那是做了两件别的青年在同样情况下同样要做的傻事；因为那样做，在我当时是很自然的。但是唉呀！等到我真找到了这所房子，真在花园栅栏门前下了马，真拖着我那两只狠如铁石、使我受罪的脚，走到草坪，来到朵萝跟前，真看见了朵萝，在那个清朗的早晨，在那些蹁跹的蝴蝶中间，坐在丁香花下的圆椅上面，戴着一顶白色大草帽，穿着一件天蓝色长袍，那是怎样一种光景啊！
同她一块儿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小姐——比起朵萝来，年岁稍微大一些——我得说，差不多有二十岁的样子。她是米尔小姐，朵萝叫她是朱丽叶。她是朵萝的知心密友。幸福的米尔小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