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揣测，我姨婆一定是叫我这样长期的抑郁弄得十分不安起来，所以才想出来一套假托之词，就说她急于要我到多佛镇上去看一看，她那所出租的小房儿是否一切妥当，还要我跟现在的租户，订一个期限更长的租约。捷妮已经调离多佛，在斯特朗太太名下服役了；我在斯特朗太太家里，天天看到她。她离开多佛的时候，曾踌躇过一阵，不能决定，是否嫁给一个领港的，来作她受的誓与男子决绝那种教育的最后一篑。不过她还是决定不冒昧从事。我相信，那并不是由于她认为应该守节不变，而是由于她碰巧不喜欢那个男人。
我和米尔小姐分离，虽然得咬着牙才能办到，但是我去多佛，却有机会能跟爱格妮一块过几个钟头的安静生活，所以我还是诚心乐意地就把我姨婆那番假托之词，信以为真了。我跟那位好心眼儿的博士一商议，说我要请三天假，博士又很愿意我借这个机会休息休息——他本来还想叫我多休息几天，不过我的精力太充沛了，不耐闲得那样久——所以我就决定往多佛去走一趟了。
至于博士公堂，我在那儿上班不上班，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很可以不必斤斤在意。说实在的，在民教法学家最上层的人物中间，我们的名声不但闹得不怎么香，我们的地位反倒很快地混得不三不四起来。那儿的业务，在斯潘娄先生加入以前、昭钦先生掌权的时候，本来就是对付事儿，斯潘娄先生加入了以后，虽然有新的血液注入，再加上有斯潘娄先生摆出来的一副排场，业务有了起色，但是那却仍旧不是建立在很巩固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一下失去了活跃的经理人，就立刻发生动摇。因此业务大为衰落不振。昭钦先生在事务所里面，虽然名誉很好，但是他却是得过且过、没有能力的那种人，在事务所外面的名誉，大家都认为，不足以把在事务所里面的名誉支撑起来。我现在拨到他手底下了；我看到他只会闻鼻烟，而眼看着主顾都跑了，我比以前越发后悔，不该糟蹋了我姨婆那一千镑。
不过这还不是顶坏的情况。原来围着博士公堂里里外外的，有一群专靠博士公堂混饭吃的外界人；他们自己并非民教法学家，但是却包揽词讼；他们把案子揽到手以后，叫真民教法学家办，民教法学家就把名义借给他们，得了赃款和他们合伙同吃——这种人还真不在少数。我们这个事务所，现在既然不管什么情况，只要招徕主顾就成，所以也和这伙高人，同流合污，设法引诱那些专靠博士公堂混饭的外界人，叫他们把招徕的案子交给我们办。买结婚证的和办遗产不多的遗嘱的，都是我们锐意承揽的，也是我们赚钱最多的。因此对于这种生意的竞争，可就达到了高峰了。在通到博士公堂的每一条路上，都安插了硬架和软劝的人；他们的任务是，尽力把所有身穿丧服的男女和所有面带羞容的绅士截住了，把他们拉到各自雇用他们的事务所里去。他们执行这种任务，十二分地尽心，因此我自己就有两次，在他们还没认出来是我的时候，叫他们死拖硬拽地弄到了我们主要对头的事务所里。这些拉生意的绅士们，既然利益矛盾，因而很易犯脾气，个人冲突于是发生；我们用了一个硬架软劝的人（他从前是干卖酒那一行的，后来又当了立誓经纪人〔1〕），有好几天的工夫，都鼻青眼肿地晃来晃去，因而惹得博士公堂议论纷纷。这种拉生意的人，不论谁，要是把一个穿黑衣服的老太太很客气地从车里搀扶出来，把她打听的那个民教法学家，不管是谁，一概说是死了，把雇用他的那个民教法学家说成是那个死了的法学家合法的继承人和代表人，把那个老太太架到雇用他的那家事务所里（有时感情很激动的样子），他们都认为那绝没有什么。有好些俘虏就是这样押解到我跟前的。说到结婚许可证的话，人们对于这种生意的竞争，简直地都剧烈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一个羞涩的绅士，想要买结婚许可证，那他什么都不必做，而只跟着他头一个遇到的眼线去就成了，再不就看那些眼线交手，看谁顶有劲，他就跟着谁去。我们有一个录事，也兼任这种绑架的职务，他在竞争最剧烈的时候，竟永远头上戴着帽子坐在那儿，为的是一有人入了彀中，他马上就可以冲出去，带着那个人到主教代理官面前宣誓。这种软劝硬架的方式，我相信，一直到今天，还仍旧继续存在。我最后一次到博士公堂去的时候，一个身强力壮的平民，系着条白围裙，从门道一下跑出来把我抓住了，在我耳边上打着喳喳说，“要买结婚许可证吗？”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幸而免得他双手把我抱起，一直脚不沾地，抱到一家民教法学家的事务所里。
imwpweb.c😔om更专业的主题插件生产商家
>
现在让我不要再生枝节，一直奔往多佛好啦。
我到了多佛，只见那所小房儿那儿，一切都很令人满意；同时，还有一种情况，能叫我姨婆特别高兴，因为她那个租户，继承了她那种敌忾之气，和驴不断地交战，这是我一报告她，她就要引以为快的。我在多佛把我应办的那点小事都办完了，在那儿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徒步往坎特伯雷走去，那时又是冬天了。那天那种清新料峭的大气、起伏蜿蜒的丘陵，使我觉得前途还有光明。
我到了坎特伯雷，带着喜悦而有节制的心情，在它那古老的街上逍遥漫步，因此精神得到安定，心境得到平静。只见那儿，铺子门前挂的还是旧日那种招牌，铺子上面写的还是旧日那种字号，铺子里面做买卖的还是旧日那种商人。从我在那儿做学生的时候起，好像过了很长的岁月了，然而那个地方，变化却那样小，这不由不使我纳闷儿；后来我又一想，我自己也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呀。说也奇怪，我心里觉到的那种和爱格妮不能分开的安静气氛，好像也弥漫在她居住的城市里。大教堂的高阁，尊严壮丽，巍然矗立，年老的群居鸦和噪聒鸦，鸣声嘹亮，使它们的栖止比纯粹的寂静更显得幽僻；残缺的门道上，一度满满地镶嵌着的雕像，都早就剥落酥软了，跟从前虔诚地注视它们的香客一样；寂静的角落，有几百年的藤萝，在倾圮的山墙和屋壁上攀附缠绕；屋舍古老；田园、丘原、林野，都满散布着牛羊：在所有这些景物上，在所有这些地方上——我都感到同样恬适平静的气氛，同样沉思深念，柔和温雅的意味。
我到了维克菲先生的公馆了，只见在楼下那个小屋子里，从前乌利亚·希坡老在那儿坐着的地方，米考伯先生正一刻不停、一个劲儿地拿着笔抄写。他穿着一套像法界人士穿的黑衣服，在那个小小的公事房里显得非常肥胖壮大。
米考伯先生见了我，特别地高兴，不过同时，也稍微露出一种手足无措的意思来。他本来想要马上就把我带到乌利亚面前，不过我谢绝了。
“这一家，我从前就很熟，你难道不记得啦吗？”我说，“我自己就知道从哪儿上楼。法律这一行，你觉得怎么样，米考伯先生？”
“我的亲爱的考坡菲先生，”他回答说。“对于一个想象丰富的人说来，学习法律，繁琐零碎的东西太多了，这是我不喜欢它的地方。即便在我们有关业务的往来信件里，”他一面说，一面往他正写的几封信上瞥了一眼，“你的思想也都不能自由遨游，作高飞远举的表达；不过，法律仍旧得说是一种伟大的行业。不错，一种伟大的行业！”
于是他又告诉我，说他现在住的，就是乌利亚·希坡的旧居；米考伯太太能再一度在她自己家里接待我，一定非常地高兴。
“那个地方很下贱，”米考伯先生说，“我这是引用我的朋友希坡最爱说的一句话；不过日后更宽敞舒适的居处，也许可以用它作阶梯。”
我问他，顶到那时候，他的朋友希坡对他的待遇，他是否有可以认为满意的地方？他先站起来，看了看门是否关严了，然后才低声跟我说：
“我的亲爱的考坡菲，一个人，老受经济困难的压迫，跟一般人打起交道来，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要是那种压迫，逼得人不能等薪俸正式到期、正式发放，就得领取薪俸，那他那种不利，不但不会减少，而反倒要增加。我所能说的话只是：我曾对我的朋友希坡作过请求，这其中的详情，我不必细说，而我的朋友希坡，从他答应我这种请求的态度上看，足以称得起不但头脑清楚，而且心地善良。”
“我倒觉得，他那个人，对于钱财，不会很大方，”我说。
“对不起！”米考伯先生带出局促忸怩的样子来说，“我是根据我的经验，来谈我的朋友希坡的。”
“你的经验居然能这样可喜可贺，这是我乐于听到的。”
“你太垂爱了，我的亲爱的考坡菲，”米考伯先生说，说完了，哼哼起小调儿来。
“你常见维克菲先生吗？”我想换一换话题，因而问他道。
“不常见，”米考伯先生漫不经意地答道。“维克菲先生这个人，我敢说，居心非常地好，不过他可——简单地说吧，他可过时了。”
“我恐怕，他那位伙友，存心故意地叫他过时吧，”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