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边君，你这人真有两下子！”绿子感激地说，“为了叫他吃东西，大家费了不知多少劲，你却连黄瓜都让他吃了，真是难以相信，嗬！”
“为什么我倒不知道，大概是看我吃黄瓜吃得很香的缘故吧。”
“或者你有一种让人心里坦然的能力也未可知。”
“不见得。”我笑道，“说反话的人多的是嘛。”
“觉得我父亲怎么样？”
“喜欢。虽然没怎么交谈，但总觉得他人很不错。”
“老实？”
“非常。”
“一星期前可凶着哩。”绿子摇头说，“脑袋有点不正常，大发睥气。往我身上扔茶杯，骂我混账东西，死了算了。这种病往往这样的。也不知是为什么，反正有时候专门跟人过不去，我母亲那时候也这样。你猜母亲对我说什么来着？说我不是她生的，看我最最不顺眼。听得我眼前顿时漆黑一团。这就是这种病的特点。什么东西在压迫大脑的某一部位，让人心烦意乱，有的也说没的也说。这个我也明白的，虽说明白，也还是伤感情，人家这么拼死拼活地照料，却还要听这些话，心里憋屈透了。”
“能理解。”我说。随即我想起绿子父亲说的叫我摸不着头脑的话来。
“票？上野车站？”绿子说，“怎么回事呢？不好明白。”
“还说‘拜托了’‘绿子’。”
“怕是拜托我的事吧？”
“也许要我去上野车站为你买票。”我说，“总之这四个词的顺序挺不好安排，弄不清含义。上野车站方面可有什么想得起来的事？”
“上野车站……”绿子沉思着。“上野车站能想得起来的，不外乎两次离家出走的事。那还是小学三年级和五年级的时候，两次都是从上野乘电车到福岛去，从自动取款机里取的钱。是一件什么事把我惹火了，赌气去的。福岛有我伯母，我挺喜欢那位伯母，就跑了去。这一来，父亲就赶去福岛把我领回。两人乘上电车，吃着盒饭返回上野。那时候，父亲向我说了很多话，尽管十分不连贯。他讲了关东大地震，讲了战争，讲了我出生前后，都是平时没怎么提起过的事情。想来，我和父亲两人单独那么心平气和地交谈，恐怕只那一次。嗯，你能相信？我那位父亲，关东大地震的时候，在东京市中心居然连发生地震都没察觉到。”
“不至于吧。”我不禁讶然。
“这还能假，真的。父亲说，当时他正蹬自行车，后面挂个小拖车在小石川一带赶路，却一点感觉都没有。回家一看，见周围房上的瓦都掉了下来，家人正抱着柱子簌簌发抖。父亲居然莫名其妙，还问‘你们干什么呢，到底？’这就是父亲对关东大地震的回忆。”说到这里，绿子笑了，“父亲对往事的回忆都是这个样子，一点都不波澜起伏，都好像缺东少西，平淡得很。听他那么一说，觉得这五六十年来日本似乎没发生任何重大事件。无论二•二六事件还是太平洋战争，你若提起来，他便说那大概是有过的。好笑不？”
“从福岛回上野的时间里，他断断续续地讲的就是这些，而且最后总忘不了补上这么一句：去哪里都一样，绿子。给他那么一说，也就以为可能真是那样，小孩子嘛。”
“这就是上野车站的回忆？”
“是啊。”绿子说，“你也离家出走过？”
“没有。”
“为什么？”
“没想到离什么家。”
“你这人真够特殊。”绿子歪着头，不无钦佩地说。
“或许。”
“不过，反正我想父亲是想说把我拜托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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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
“不错。这事我十分清楚，凭直感。那，你怎么回答的？”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就说放心好了，没关系，绿子也好票也好我尽心尽力就是，没关系的……”
“那么你是向父亲说定了？说定关照我？”绿子说着，神情认真地凝视我的眼睛。
“不是那么回事。”我慌忙分辩，“那时分析不出是什么意思……”
“别害怕，开玩笑，只是逗逗你。”绿子笑道，“你这种地方实在可爱得很。”
喝完咖啡，我和绿子折回病房。她父亲还在酣睡，凑上耳朵听听，尚在微微喘息。随着午后时间的推移，窗外阳光的色调变得柔和而沉静，一派秋日气息。小鸟成群结伙地飞来，落在电线上，又一忽儿飞去。我和绿子两人并坐在屋角处，压低声音说个不止。她看了我的手相，预言我能活到一百五十岁，结婚三次，最后死于交通事故。我说这一生还算不赖。
时过四点，她父亲醒来。绿子坐在枕旁，擦汗、喂水，问头痛好些没有。护士进来量体温，询问小便次数，确认点滴情况。我到电视室，坐在沙发上稍微看了一会足球比赛的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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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走了。”五点时我说，转而对她父亲解释，“现在得赶去打工，六点到十点半在新宿卖唱片。”
他朝我转过眼睛，略略点下头。
绿子把我送到大厅，说：“渡边君，现在我也表达不好，反正今天太感激你了，谢谢。”
“我也没做什么呀。”我说，“要是我来有用，下星期再来就是。也想再见见你父亲。”
“当真？”
“反正呆在宿舍里也没什么事，来这里还有黄瓜吃。”
绿子抱着双臂，脚跟用力地磕着漆布地板。
“下次真想两人再喝酒去。”她稍稍歪起脖子说。
“色情电影呢？”
“看完色情电影就去喝。”绿子说，“再像往常那样，两人说上一大堆脏话。”
“我可不说，你说好了。”我抗议道。
“随你便。反正边说那种话边放开肚皮喝酒，喝它个烂醉如泥，抱在一起睡觉。”
“往下就可想而知了。”我叹了口气，“我若是真干，你会拒绝的吧？”
“哪里。”她说。
“好了，总之你仍像今早那样去接我就是，下个星期。再一块儿来这里。”
“裙子穿条长点的？”
“嗯。”我应道。
但下星期日我终究没去成医院，绿子父亲在星期五早上就已经去世了。
那天早晨六点半，绿子打电话来通知我。告知来电话的蜂鸣器一响，我赶紧在睡衣外披上羊毛衫跑下门厅，拿起听筒。外面无声无息地下着冷雨。绿子声音低沉地说她父亲刚才死了。我问有什么需我帮忙的没有。
“谢谢，没什么。”绿子说，“我们对葬礼早已习以为常，只是想告诉你一声。”
她发出一声叹息——应该是叹息。
“葬礼你别来。我不喜欢的，不愿意在那样的场合见你。”
“明白了。”我说。
“真是领我去看色情电影？”
“当然。”
“可要挑黄得不得了的哟！”
“留心找找看，专找那样的。”
“嗯，我来跟你联系。”绿子说罢，挂断电话。
然而那以后的一周时间里，没得到她任何联系。学校教室里没有见到，也没电话打来。每次回到宿舍，我都注意看有没有自己的留言条，找我的电话却一次都没有。一天夜里，为了履行诺言，我开始想着绿子手淫，但总觉得上不来兴致。无奈，便中途换成直子，结果还是没多大效用。于是我感到自己有些傻气，索性作罢，而后喝了口威士忌，刷牙睡觉。
※
星期日上午，我给直子写信，信中写了绿子的父亲。我写道：自己去探望一个同班女生的父亲，大吃大嚼了那里剩的黄瓜，结果对方也想吃，一点一点地吃了一根。不料五天后的早上，他去世了。自己现在还清楚记得他咬黄瓜时发出的“咔嚓咔嚓”的脆弱声响，看来人的死总会给人留下奇妙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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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信，我把它投进二百米远处的邮筒里，然后在附近一家面包店买来夹鸡蛋的三明治和可口可乐，坐在公园凳子上当午饭吃。公园有少年棒球比赛，我就袖手观战，借以消磨时间。天空随着秋意的渐浓，愈发变得寥廓澄澈、一碧万里。蓦然举头望去，只见两架飞机拖着电车钢轨般的气流向西方笔直地平行飞去。我拾起滚到我脚边的界外球扔还过去，孩子们挥帽称谢。像大多数少年棒球队那样，他们玩的也几乎都是四球和盗垒。
到了下午，我便返回房间看书，精神集中不到书上的时候，就望天花板，想绿子，揣度那位父亲是否真的想说把绿子拜托给我。当然，已经无法晓得他话里的真正含义了。恐怕他把我错看成另外某个人。不管怎样，他已经在那个冷雨飘零的星期五早晨魂归泉路，其心曲已无从确认了。在我的想象里，死时的他可能蜷缩得愈发瘦小，而后在高温炉里化为灰烬。他身后留下来的，只有那家位于商店街中间的不甚起眼的书店和两个女儿——至少其中一个还有些神神经经的味道。我想，他的一生到底是怎样的呢？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在那颗被切开的混沌脑袋的折磨下，是以怎样的心情看待我的呢？
如此围绕绿子父亲思来想去的时间里，胸口渐渐产生一种堵塞沉闷之感，便提早把天台上晾的衣服收回，跑去新宿逛街来打发时间。嘈杂的周日街头使我的心头舒展开来。我在通勤电车一般拥挤不堪的纪伊国屋书店里买了一本福克纳的《八月之光》，然后挑一家听起来声音开到尽可能大的爵士酒吧走进去，一边听奥内特•科尔曼和巴顿•帕维尔洛的唱片，一边喝又热又不好喝的咖啡，翻看刚买的书。五点半时，合上书，出门吃了简单的晚饭。我不由心想：这样的星期日以后将重复几十次、几百次吧？“安静的、平和的、孤独的星期日”——我出声说道。星期日我是不上发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