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夜里我回到西卵的时候，有一会儿我疑心是我的房子着了火。半夜两点钟了，而半岛的那整个一角照得亮堂堂的，光线照在灌木丛上好像是假的，又照在路旁电线上映出细细的一长条一长条的闪光。转弯以后，我才看出原来是盖茨比的别墅，从塔楼到地窖都灯火通明。
起初我还以为又是一次晚会，一次狂欢的盛会，整个别墅统统敞开，好让大家做游戏，玩捉迷藏或“罐头沙丁鱼”。可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树丛中的风声，风把电线吹动，电灯忽暗忽明，好像房子在对着黑夜眨眼。当出租汽车哼哼着开走的时候，我看到盖茨比穿过他的草坪朝着我走过来。
“你府上看上去像世界博览会一样，”我说。
“是吗？”他心不在焉地转过眼睛去望望。“我刚才打开了几间屋子随便看看。咱俩到康尼岛(1)去玩吧，老兄。坐我车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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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太晚了。”
“那么，到游泳池里泡一泡怎么样？我一夏天还没泡过哩。”
“我得上床睡觉了。”
“好吧。”
他等待着，急巴巴地望着我。
“我和贝克小姐谈过了，”我等了一会才说，“我明天打电话给黛西，请她到这里来喝茶。”
“哦，那好嘛，”他漫不经心地说，“我不希望给您添麻烦。”
“哪天对您合适？”
“哪天对您合适？”他马上纠正了我的话。“我不希望给您添麻烦，你明白。”
他考虑了一会。然后，他勉强地说：“我要让人把草地平整一下。”
我们俩都低头看了看草地——在我的乱蓬蓬的草地和他那一大片剪得整整齐齐的深绿色草坪之间有一条很清楚的分界线。我猜他指的是我的草地。
“另外还有一件小事，”他含混地说，然后犹疑了一会。
“你是不是希望推迟几天？”我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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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多。”
这似乎使他放心一点，于是他更有信心地继续说了下去。
“我猜想你挣钱不多，如果你不怪我——你知道，我附带做点小生意，搞点副业，你明白。我也想到既然你挣钱不多——你在卖债券，是吧，老兄？”
“学着干。”
“那么，这也许会引起你的兴趣。不需要花费很多时间，你就可以挣一笔可观的钱。碰巧是一件相当机密的事。”
我现在认识到，如果当时情况不同，那次谈话可能会是我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但是，因为这个建议说得很露骨，很不得体，明摆着是为了酬谢我给他帮的忙，我别无选择，只有当场把他的话打断。
“我手头工作很忙，”我说。“我非常感激，可是我不可能再承担更多的工作。”
“你不需要跟沃尔夫山姆打任何交道的。”显然他以为我讨厌中饭时候提到的那种“关系”，但我告诉他他搞错了。他又等了一会，希望我找个话题，但是我心完全不在这儿，没有答碴，结果他只好勉勉强强地回家去了。
这一晚使我感到又轻飘又快乐；大概我一走进自己的大门就倒头大睡。因此我不知道盖茨比究竟有没有去康尼岛，也不知他又花了几个小时“随便看看房间”，同时他的房子继续刺眼地大放光明。第二天早晨我从办公室给黛西打了个电话，请她过来喝茶。
“别带汤姆来，”我警告她。
“什么？”
“别带汤姆来。”
“谁是‘汤姆’？”她装傻地问道。
我们约定的那天大雨倾盆。上午十一点钟，一个男的身穿雨衣，拖着一架刈草机，敲敲我的大门，说盖茨比先生派他过来刈我的草。这使我想起我忘了叫我那芬兰女用人回来，于是我就开车到西卵镇上去，在湿淋淋的、两边是白石灰墙的小巷子里找她，同时买了一些茶杯、柠檬和鲜花。
花是多余的，因为下午两点钟从盖茨比家里送来一暖房的鲜花，连同无数插花的器皿。一小时以后，大门战战兢兢地打开，盖茨比一身白法兰绒西装，银色衬衫，金色领带，慌慌张张跑了进来。他脸色煞白，眼圈黑黑的，看得出他一夜没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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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准备好了吗？”他一进门就问。
“草地看上去很漂亮，如果你指的是草地。”
“什么草地？”他茫然地问道，“哦，你院子里的草地。”他从窗子里向外看，可是从他的表情看来，我相信他什么都没看见。
“看上去很好，”他含糊地说。“有一家报纸说他们认为雨在四点左右会停，大概是《纽约日报》。喝茶所需要的东西都齐全了吗？”
我把他带到食品间里去，他有点看不顺眼似地向那芬兰女用人望望。我们一起把甜食店里买来的十二块柠檬蛋糕细细打量了一番。
“这行吗？”我问道。
“当然行，当然行！好得很！”然后他又茫然地加了一声，“……老兄。”
三点半钟左右雨渐渐收了，变成了湿雾，不时还有几滴雨水像露珠一样在雾里飘着。盖茨比心不在焉地翻阅着一本克莱的《经济学》，每当芬兰女用人的脚步震动厨房的地板他就一惊，并且不时朝着模糊的窗户张望，仿佛一系列看不见然而怵目惊心的事件正在外面发生。最后他站了起来，用犹疑的声音对我说，他要回家了。
“那是为什么？”
“没有人来喝茶啦。时间太晚了！”他看了看他的表，仿佛别处还有紧急的事等着他去办。“我不能等一整天。”
“别傻，现在刚刚是四点差两分。”
他苦恼地坐了下来，仿佛我推了他似的，正在这时传来一辆汽车拐进我巷子的声音。我们俩都跳了起来，然后我自己也有点慌张地跑到院子里去。
在滴着水的没有花的紫丁香树下，一辆大型的敞篷汽车沿着汽车道开了上来。车子停了。黛西的脸在一顶三角形的浅紫色帽子下面歪向一边，满面春风、心花怒放地朝我看着。
“你千真万确是住在这儿吗，我最亲爱的人儿？”
她那悠扬的嗓音在雨中听了使人陶醉。我得先倾听那高低起伏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才听出她所说的话语。一缕潮湿的头发贴在她面颊上，像抹了一笔蓝色的颜料一样；我搀她下车的时候，看到她的手也被晶莹的水珠打湿了。
“你是爱上我了吗，”她悄悄在我耳朵边说，“要不然为什么我非得一个人来呢？”
“那是雷克兰特古堡(2)的秘密。叫你的司机走得远远的，过一个钟头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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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个钟头再回来，弗迪。”然后煞有介事地低声说，“他名字叫弗迪。”
“汽油味道影响他的鼻子吗？”
“我想并不影响，”她天真地说，“为什么？”
我们走进屋子里。使我大为惊异的是起居室里空荡荡的。
“咦，这真滑稽，”我大声说。
“什么滑稽？”
正在此刻大门上有人斯文地轻轻敲了一声，她转过头去看。我走到外面去开门。盖茨比面如死灰，那只手像重东西一样揣在上衣口袋里，两只脚站在一滩水里，神色凄惶地瞪着我的眼睛。
他阔步从我身边跨进门廊，手还揣在上衣口袋里，仿佛受牵线操纵似的突然一转身，走进起居室不见了。那样子一点也不滑稽。我意识到自己的心也在扑通扑通跳。外面雨下大了，我伸手把大门关上。
有半分钟之久，一点声音也没有。然后我听到从起居室里传来一阵哽咽似的低语声和一点笑声，跟着就是黛西的嘹亮而做作的声音：
“又见到你，我真高兴极了。”
一阵静寂；时间长得可怕。我在门廊里没事可做，于是我走进了屋子里。
盖茨比两手仍然揣在口袋里，正斜倚在壁炉架上，勉强装出一副悠然自得、甚至无精打采的神气。他的头往后仰，一直碰到一架早已报废的大台钟的钟面上；他那双显得心神错乱的眼睛从这个位置向下盯着黛西，她坐在一张硬背椅子的边上，神色惶恐，姿态倒很优美。
“我们以前见过，”盖茨比咕哝着说。他瞥了我一眼，嘴唇张开想笑又没笑出来。幸好那架钟由于他的头的压力就在这一刻摇摇欲坠，他连忙转过身来用颤抖的手指把钟抓住，放回原处。然后他坐了下来，直挺挺地，胳臂肘放在沙发扶手上，手托住下巴。
“对不起，把钟碰了，”他说。
我自己的脸也涨得通红，像被热带的太阳晒过那样。我脑子里虽有千百句客套话，可是一句也说不出来。
“是一架很旧的钟，”我呆头呆脑地告诉他们。
我想我们大家当时有一会儿都相信那架钟已经在地板上砸得粉碎了。
“我们多年不见了，”黛西说，她的声音尽可能地平板。
“到十一月整整五年。”
盖茨比脱口而出的回答至少使我们大家又愣了一分钟。我急中生智，建议他们帮我到厨房里去预备茶，他们俩立刻站了起来，正在这时那魔鬼般的芬兰女用人用托盘把茶端了进来。
递茶杯、传蛋糕所造成的忙乱大受欢迎，在忙乱之中建立了一种有形的体统。盖茨比躲到了一边去，当我跟黛西交谈时，他用紧张而痛苦的眼睛认真地在我们两人之间看来看去。可是，因为平静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一有机会就找了个借口，站起身来要走。
“你上哪儿去？”盖茨比马上惊慌地问道。
“我就回来。”
“你走以前，我有话要跟你说。”
他发疯似地跟我走进厨房，关上了门，然后很痛苦地低声说：“啊，天哪！”
“怎么啦？”
“这是个大错，”他把头摇来摇去地说，“大错而特错。”
“你不过是难为情罢了，没别的。”幸好我又补了一句，“黛西也难为情。”
“她难为情？”他大不以为然地重复了我的话。
“跟你同样难为情。”
“声音不要那么大。”
“你的行动像一个小孩，”我不耐烦地发作说，“不但如此，你也很没礼貌。黛西孤零零一个人坐在那里面。”
他举起手来不让我再讲下去，怀着令人难忘的怨气看了我一眼，然后战战兢兢地打开了门，又回到那间屋子里去。
我从后门走了出去，——半小时前盖茨比也正是从这里出去，精神紧张地绕着房子跑了一圈——奔向一棵黑黝黝的盘缠多节的大树，茂密的树叶构成了一块挡雨的苫布。此刻雨又下大了，我那片不成形的草地，虽然被盖茨比的园丁修剪得很整齐，现在却满是小泥潭和历史悠久的沼泽了。从树底下望出去，除了盖茨比的庞大的房屋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可看，于是我盯着它看了半个小时，好像康德(3)盯着他的教堂尖塔一样。这座房子是十年前一位酿酒商在那个“仿古热”初期建造的，并且还有一个传闻，说他曾答应为所有邻近的小型别墅付五年的税款，只要各位房主肯在屋顶铺上茅草。也许他们的拒绝使他“创建家业”的计划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他立刻衰颓了。丧事的花圈还挂在门上，他的子女就把房子卖掉了。美国人虽然愿意、甚至渴望去当农奴，可是一向是坚决不肯当乡下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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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小时以后，太阳又出来了，食品店的送货汽车沿着盖茨比的汽车道拐弯，送来他的仆人做晚饭用的原料——我敢肯定他本人一口也吃不下。一个女用人开始打开楼上的窗户，在每个窗口出现片刻，然后，从正中的大窗户探出身子，若有所思地向花园里啐了一口。该是我回去的时候了。刚才雨下个不停，仿佛是他们俩窃窃私语的声音，不时随着感情的迸发而变得高昂。但是在这新的静寂中，我觉得房子里面也是一片肃静了。